鞠躬尽瘁 死而后己——回忆辛兰亭同志

辛兰亭同志为新疆的经济建设出过大力,是新疆经济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同他一道工作的同志,对辛兰亭同志精明能干、富于管理经济的才能,实事求是、廉正无私的品德,豪爽坦荡、忠厚朴实的性格,无不表示钦佩和仰慕!想起同他一道工作的那些艰苦岁月,心头象闪过一道亮光,似乎辛兰亭同志重现在我们面前——他逝去整整二十年了,但却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间。     

回忆何其芳老师——访王清同志

何其芳同志离开我们五年了。但是,他的声音,精神,流芳人间。他那诅咒黑暗,鞭笞反动,讴歌党和人民,赞美光明,严于剖心自白的诗章,就象一团烈火,依旧在我们的生活中燃烧着,使人灵府朗然,添增生活的勇气,增多奔向“四化”的热力。他写于抗日战争前期的《夜歌》,表现了对新生活的爱和对旧世界的憎。这些诗,词切情真,渲达诗人心海里几经涨落的波涛。诗人曾在《夜歌》(五)中提到他“在想着很多很多的同志”。其中就有王清同志。     

回忆孙冶方同志西南之行

一九七八年四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委托来到成都,指导西南片制定经济科学发展规划。当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还没有成立,我作为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干部参加了会议。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冶方同志,但从“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内部未定稿》中读过他的文章,头脑中残留着一个他曾被诬陷为“修正主义”的印象。这次冶方同志到成都来,正是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时候,经济学界也在对按劳分配等问题进行着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冶方同志的经济观点自然就引起四川经济学界的浓厚兴趣。许多同志与其说是来参加会议,毋宁说是想直接听听冶方同志对经济理论     

音容宛在 教诲难忘——回忆陈毅同志二三事

在迎接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怀念当年主持和领导过上海工作的老市长——陈毅同志。解放之后,我在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工作,经常听到陈毅同志的教诲,迄今犹铭刻难忘。当时,陈毅市长兼任市协商会主席,经常同各界人士见面,协商和讨论国家和地方上的大事,或作形势报告,或开座谈会,或研究上海市的大政方针,或听取意见和建议。他那豪爽的气概,大义凛然;坦率的胸怀,肝胆照人;而他渊博的知识,诙谐的语言,更是妙语横生,令人敬佩;往往使人豁然开朗,悟出道理,得益非浅,在上海人民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列举几个事例,以资佐证。     

回忆杨静仁同志论民族区域自治

本文回忆了杨静仁同志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方面的论述。     

对冶方同志的片断回忆

我和冶方同志相识很晚,但我们之间的了解较深,这种了解是通过工作上的多次接触而加深的。他是我敬佩的一位学者,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当他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怀着悲恸的心情在寄去的唁电中说:“孙冶方同志是党的正直无邪、有骨气和群众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们知识分子学习的楷模,他的浩气长存!”     

回忆与茅盾同志有关的几件事

天下常有一些十分凑巧的事。三月二十七日下午,我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的《文学书窗》第三期,在第二版上看到一则令人高兴的消息,说是茅盾同志的长篇小说《锻炼》在香港出版。这部《锻炼》,是茅盾在解放前写的一个五部连贯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在这个五部连贯的长篇里,作者准备全面地描述抗日战争整个过程中的重大的政治经济以及民主运动的情况。“可是”,这则消息说,“刚写完第一部,就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解放了东北全境,正准备发动伟大的平津战役,作者也从香港到解放了的大连,所以写完《锻炼》之后就没有继续写下去了。”看了这则消息,我正在高兴,以为我们又可以读到多年来并未以长篇小说与读者见面的长篇能手的长篇了,而此时传来消息,这位现代文学巨匠于是日清晨五点五十五分逝世。我把《文学书窗》放下,陷入沉思之中。对于这位伟大的小说家,我自觉十分内疚。我们评论茅盾,如果不提及他的《子夜》,那是不对的。五十年代,我曾在几个大学的中文系开过“新文学运动”或“新文学史”的课程。在课堂教学中,当然讲到茅盾的《子夜》,可是,后来我把讲义出版的时候,只出版了第     

罗舜初同志对东北解放战争的回忆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出兵东北。党中央发布命令,利用机会进占东北。首先派冀东军区的曾克林,还有唐凯率领卢龙分区的七百多人出山海关,直到沈阳。进沈阳后,曾克林同志曾飞延安汇报。此后,党中央决定派更多的部队和干部到东北来。我曾听曾克林同志简单地讲过这件事。     

疾风挺劲草 大雪傲青松 ——回忆曾中生同志

曾中生同志是我党历史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对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和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曾中生同志铮铮铁骨,耿耿丹心,坚持原则,捍卫真理,对张国焘推行的错误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于一九三五年八月被张国焘秘密杀害。烈士的英名如巍巍巴山,千秋常青;烈士的革命精神如滔滔蜀水,万代奔流不息。今天,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使我更加怀念为革命而献身的曾中生同志。     

回忆《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意见55条》——怀念李培南同志

1993年8月13日,我们党的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李培南同志不幸与世长辞,终年88岁。虽然他因年事已高离任我院多年,但他对我院的科研工作仍然一直十分关心,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度责     

一段不平凡的路——回忆敬爱的少奇同志

翻开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捧起当天在少奇同志接见时留影的照片,不禁心潮如涌,浮想联翩,引起许多往事的回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少奇同志。 我曾多次见到过敬爱的少奇同志,每次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下面记述的是我与少奇同志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我印象最深,受教育最大,在我一生的革命道路上有着重要指导     

死硬精神分外香——对丁玲同志创作的片断回忆

我和丁玲同志虽然不算很熟悉,但也曾经有过几次接触。今年是她八十整寿,是她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五十七个年头。回忆起她坎坷的创作生涯与我们不多的交往,不胜感慨。 丁玲同志最早的一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时候,我已经是《小说月报》的读者和投稿者。关于丁玲同志的创作道路,以及她的发展与成就,有些事情虽然年代已经久远,但是总的回想起来,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一九二七年,我回到家乡浙江天台,去做一个县立小学的校长,遭到地方封建旧绅士势力的诬陷,把我当作共产党,以致被反动当局逮捕并囚禁起来。这就使得我好久没有机会看到《小说月报》。后来我被保释出来,回到上海。又隔了一些时候,我才在《小说月报》上看到一篇署名“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土的日记》,真是觉得又新鲜又高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心情。在此之前,文坛上发表的小说,特别是署名某某“女士”的文章,——譬如冰心女土、庐隐女土等等,——我差不多都是阅读的,此时,看见新出现—位女作家,而且     

“七尺从天大唱归”——回忆宋振庭同志

宋振庭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去年二月的一天下午,老伴和周围的同志在我面前,都以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觉得很奇怪,反复追问,他们才沉痛地告诉我:宋振庭同志逝世了。虽然,对于他的死,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当这一切成为现实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颓然地坐到椅子上,头脑里刹那间成为一片空白,好长时间,两行热泪才缓缓流下来。     

回忆早期《文史哲》杂志社社长华岗同志

<正> 今年是《文史哲》杂志创刊三十周年,《文史哲》的年轻读者,大概不大知道华岗同志和《文史哲》的关系吧!但是,对于五十岁左右的老读者来说,华岗的名字和《文史哲》简直是无法分开的,只要翻阅一下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五年的《文史哲》目录,就可以看到他是这个时期《文史哲》上发表文章最多、影响最大的作者,从总第一期到总第三十五期,他大约发表了近四十篇文章,几乎每期可以读到他的文章。这个时期是     

革命的先驱 光辉的榜样——向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同志学习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驱、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光荣的革命先烈。对李大钊同志这样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却蛮横地不许纪念,不准研究,更不让宣传,竟然成了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不许别人讲真话,正是为了他们讲鬼话;不许别人实事求是研究党史,正是为了他们任意篡改党史。他们竟敢给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了一生,最后大义凛然地走上了敌人绞刑架的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扣上了“叛徒”的帽子。现在,林彪、“四     

鲁迅——文字改革的先驱

鲁迅在文学方面的光辉成就是人所共知的。作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对关系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文字改革工作也非常关心,在这个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联系中国革命的需要,广泛宣传文字改革的重大意义,积极提倡和支持文字改革,并指明了切实可行的改革途径。他是文字改革的先驱。今天,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早已推倒,文字改革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革命的远大目标尚未达到。     

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

张伯苓是著名爱国教育家,是被胡适先生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早在青年时代就投身教育,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张伯苓也是近代中国一位有代表性的体育活动家,历任天津体育协进会会长,华北体育联合会会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理事长,华北、全国及远东运动会总裁判长等职。早在一百年前,他就提出中国应当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并为这一理想不懈奋斗近半个世纪,堪称中国奥林匹克     

我对杜国庠同志的回忆与评价——纪念杜老诞辰一百周年

<正> 我同杜国庠(守素)同志的接触,始于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3月30日重庆宣告成立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发起人有郭沫若、马寅初、陶行知等三十七人,杜老也在内.同年6月20日,郭沫若、茅盾、马寅初、马叙伦、陶行知、翦伯赞、郑振铎、胡绳、叶圣陶、杜老和我等二十四人,共同发起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1946年9月,张志让、沈体兰、周予同和我在地下党的领导之下,发起上海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上海     

永远飘扬在人们心中的一面红旗——回忆贺龙同志的片断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在国外就听说过贺龙同志,当时他与叶挺同志齐名;特别是他们在北伐战争中英勇作战的事迹,震憾四方。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有关他们的报导内容总是新颖的、动人的。尤其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几年间,外国有关贺龙及其部队活动的报导所给予读者的印象,也像与涉及中国红军其他各部队的消息一样,总是使人揪心的:是胜利,是进展,就会使人振奋、使人欢欣鼓舞;是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