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文化产业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财政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且有效的手段之一。2008年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在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方面,仍然存在资金投入不足、专项资金整体效益不佳、财政支持政策引导作用不强的问题。借鉴德国、日本、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财政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针对我国财政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实际问题,建议从加大文化产业财政专项资金规模,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合理制定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政策,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明确和延续文化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重视文化产业财政支持的绩效考核等方面完善我国财政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政策。     

相机抉择: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有其自身的特点.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目标时,要把握好五项原则:符合国情原则;发展战略原则;短期与中长期结合原则;多项目标原则;可行性和灵活性原则.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要借助一定的手段与政策.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采用间接调控方式,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要结合中国国情,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动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及其保障

黑龙江省在对种粮农户实施粮食直补、粮食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的过程中,出现了支持粮食补偿的财政结构不合理,粮食利益补偿的方式和标准执行难度大,缺乏双向驱动机制和相关支持政策等问题。为实现黑龙江省粮食增产,种粮农户增收,应建立适合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的动态补偿机制。然而,要同时实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等多重目标,需要通过将粮食动态补偿机制法制化,积极争取更多的财政补贴倾斜额度和优惠政策,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互助共赢模式和健全支持补偿机制运行的投融资体系等途径为黑龙江省粮食主产区动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提供保障。     

“粮食关系”该取消了

中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已近8年，新的粮食流通体制早已正常运行，可今年学生人高校仍在转“粮食关系”。作为指令性计划经济时期粮食流通体制一部分的国家定价、城镇居民限量供粮政策，仅保留着一个徒有形式的“粮食关系”，显然没有合理性。财政拨款给粮食局，国家定价限量供粮的暗补政策，是计划经济和平均分配相结合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粮食流通决不会再回到指令性计划流通体制上去了。有人认为遇到灾年粮食严重供不应求时，仍需采取财政暗补、凭粮本定价限量供粮，这是用计划经济的观念及手段来看待和…     

试论市县的宏观经济调控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为了完成我国的经济建设任务,“要特别注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是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内在矛盾运动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市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中间层,上连接国家、下连接企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调控层次。本文就此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市县宏观经济调控的意义 市县宏观经济调控,是指市县按照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总体目标要求,结合本地区的实际,运用适当的调节机制和手段,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目标轨道,实行地区性经济的调节和干预,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偏离目标的倾向,使地区经济沿着既定目标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论中观调控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一、国家宏观调控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宏观调控是国家自觉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协调重大比例关系、搞好综合平衡,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宏观调控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要求。国家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通过治理整顿和深入改革,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因此掌取了     

美国粮食外交的实质、目的和基础

美国粮食外交的实质、目的和基础〔俄〕布拉托夫美国把粮食外交作为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粮食外交的目的是，发展民族经济、保护本国的对外经济利益和对外政治利益。美国粮食外交的实质是：１．制定和促进实施同其他国家进行农产品贸易的各项有利措施；２...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促进就业、控制失业率是各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之一和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我国面临着劳动力供给过多、结构性失业矛盾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支柱,是决定宏观调控成效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近年来,我国频繁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不断完善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从实践看,两个政策尚未达到协调的程度.改善的空间仍然很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对就业产生的实证效应来探索两者应通过国债财政与货币政策有效结合起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投资方式,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就业政策配合;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搭配才能缓解就业压力,产生良好的长效机制.     

中国粮食储备的运行效力:基于国别比较的分析

粮食储备是稳定粮食市场、平抑粮食价格的重要手段,粮食储备运行效力对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粮食储备总量以及库销比水平均高于美国、法国、日本三个国家;在粮食储备的作用效应上,美国、法国的粮食储备有效地熨平了粮价波动,中国和日本的粮食储备效力发挥相对有限。基于粮食"高储备、低效率"的不对称状况,中国应从农业金融有效性、农村组织化程度等视角汲取发达国家经验,进而增强中国粮食储备的运行效力。     

印度1997—98年度预算方案的内容与特点

国家预算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具体分配计划。它是国家财政指导和干预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具体手段。预算政策是国家对预算收支安排的总体指导思想,是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节分配关系总体意向的体现形式。国家预算具有总量调控和主导调控作用,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印度从独立后就采用复式预算方法,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分立,资本     

唐代刺客文化考

刺客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新的特点 :数量多 ,影响大 ,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唐代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是由种种因素导致的 :胡化胡风是宏观的隐性因素 ,因为它造成了唐人尚武习武、崇拜侠刺的心理和行为 ;两者结合又造成了唐代法律的松弛和社会治安的紊乱 ,这些都是唐代刺客兴盛的宏观的社会背景和外部条件。而政治的需要才是唐代刺客兴盛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 ,唐代上层盛行豢养刺客之风 ,这就给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     

唐诗传播初探

社会重诗风气和以诗取士积极推动了唐诗传播,并为之营建了良好的传播环境。唐诗传播途径由散点式个体传播逐步向社会辐射形成片状传播,并由交通网联结成庞大的传播体系。唐人对传播是积极的、主动的,并能注意传播反馈。     

论中晚唐人对屈原和扬雄的再评价——以初盛唐为参照

初盛唐和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中晚唐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屈原与扬雄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导致了文学创作上的变化.由于社会环境与个人经历的影响,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人生遭遇和作品多了一份同情和理解,从而在文学特别是辞赋创作上掀起了对屈骚与扬雄之作进行模拟的风气.     

唐律伦理法思想的社会学分析

唐律的伦理法思想,根源于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耕农社会的宗法思想、儒家法律化思想的影响,也与唐初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礼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唐律中的立法指导思想、同罪因身份而异罚、依礼教原则解释律条、修律以礼为蓝本等方面。唐律伦理法思想的基本精神与特色是家族主义、礼刑合一、义务本位、男尊女卑、仁恕教化等。唐律伦理法思想有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唐代祭天功能探析

唐代频繁的祭天之礼能够申明其政权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可以强化皇帝专制的至高无上,能够表明其统治的存在与粉饰太平,从而在文化上维护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唐代,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中大部分人还处在相信神灵的阶段,祭天之礼可以约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专谨行为,关心民生。唐代祭天之礼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促进了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认同,使唐代成为中国文化大一统局面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期之一。     

唐代商人婚姻发微

唐代士族与新兴贵族均不屑与商人结为婚媾,表明商人与社会上层联姻之难;中唐以后民营妓馆日趋兴盛,娼妓随之渐趋向近代意义的妓女转化,商人在与娼妓通婚的同时也彰显了自身之贱;在以上商人婚姻两股细流而外,与地位相同或相近之人联姻则是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婚姻的主流。唐代商人婚姻状况是商人阶层弹性较强的体现之一。     

唐代狩猎诗论

唐代狩猎诗数量虽不多,但作者涉及面广,无疑是辉煌灿烂的唐诗中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唐代狩猎诗创作的繁荣,与唐代朝野普遍尚猎的风尚及文人入幕、从军边塞活动密切相关。唐人狩猎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点鲜明,于中还透露出崇猎尚武、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从女性形象的塑造看元杂剧对其唐传奇蓝本的改变

元杂剧同其唐传奇蓝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表现之一是女性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即具有了独立品格和理想色彩.她们一改唐传奇中卑微软弱的形象,变得富于主见,在爱情追求上更加主动和大胆;同时,她们被塑造成落魄书生的红颜知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给生活困窘、价值失落的书生以支持,成为落魄文人的精神补偿和灵魂慰藉.元代社会同唐代相比,在统治政策、社会观念、社会风气等许多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造成元代士人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导致他们创作心态和创作视角较唐传奇作家有很大不同,加之较为开放的社会习俗,因此元杂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同其唐传奇蓝本中的同名形象产生了重大差异.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浅析唐代选取驸马的标准

根据现存史料与文献,对唐代选取驸马的标准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唐代即使贵为天女、公主的婚姻仍摆脱不了父母之命,对驸马选择标准的变化,事实上也随着帝王政治需要的变化、帝王兴趣爱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存在一个围绕着政治因素变化的曲线:初唐之时为政治联姻,政治标准为首要标准;身处盛世、政局已稳之时仍为政治联盟,但政治性相对能弱些;末世之时这一政治性特点又随之增强。只是处在盛世之时,公主会幸运些,除政治、姻亲血缘标准外,还会以亲族、才学、品德等作为一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