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五代导演与西部电影的艺术叠交

第五代导演初登影坛之时,便将自己的艺术触角大多伸向了对中国西部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反思与解读,实现了与当时正在走向兴盛的西部电影思潮的艺术叠交。第五代导演不仅使得西部电影更加富于创新性和开拓性,同时也使自身在对西部电影艺术的探索中更加趋于成熟和完善。     

意境与中国影视创作

作为凝聚着华夏民族审美理想的中心范畴的意境,在现代中国的各门艺术中依然有所传承。在电影艺术领域,营造意境同样是提升其艺术境界的重要手段。《小城之春》、《卧虎藏龙》和《花样年华》都是化用中国古典意境的佳作,而各自的风格又全然不同,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国电影创作在吸收本民族的古典美学精华的同时,也应该注意融入时代精神。     

文学接受与传播中的“《白鹿原》热”探析

《白鹿原》是广受读者和评论家热捧的小说。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反思是该书的新突破,文学叙事理念的回归使其具有阅读吸引力,中西方文化思潮相交融的背景使其具有较高的艺术品味和审美价值;出版体制的变革、文学消费观念的变化,文学商业化突出,使具有雅俗共赏特点的《白鹿原》获得读者共鸣。茅盾文学奖等奖项的获得、文学评论家的好评、现代传媒的介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上综合因素是《白鹿原》20年来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     

西部升起的“太阳”——论中国西部电影的形成和发展

从《人生》、《黄土地》、《老井》到《美丽的大脚》等以反映西部地域文化特征为主的中国西部电影,在它发展过程中,其文化审美视角形成了鲜明的特征:从20世纪的80年代侧重于道德评判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到21世纪初转向对平民情怀的关注,体现了文化重负下的多维融会的发展趋势,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深度;而它向观众展示的浓郁的地方特色令人耳目一新,富于民族特色与乡土气息的西北风土人情的文化长卷,以及复杂的人物性格,富有感染力的综合艺术手法,构成了西部电影独特的审美价值。     

传统文化·东方主义·中国电影——再谈电影《红高粱》

再谈《红高粱》已经是一种怀旧,但面对当前令人眼花缭乱却精神萎靡的中国电影,怀旧也许可以重新发现我们渴望却失落了的东西。本文将通过反思电影《红高粱》所经历的“东方主义”理论批评,探讨电影语言所张扬的中国文化精神,梳理传统文化与东方主义这两者在中国电影中纠缠不清的关系,并提出在文化的全球商品化时期,中国电影的应对策略。     

创作手记中独特的“这一个＂—读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陈忠实的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展示其长篇小说《白鹿原》艺术生成过程的重要文本。本创作手记从创作发生、构思与物化等基本阶段出发,不仅揭示了《白鹿原》的创作过程、创作理念以及审美追求,还表现了作家丰富真挚的情感世界,并以其独具的情感内蕴与话语特色成为创作手记中独特的“这一个”。     

浅论电影审美创造的本体

电影艺术的审美创造有不同的侧重点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本体论 ,总体上看主要有导演本体论、影像本体论、功能本体论、观众本体论     

西部乡土史诗与地域文化的影像呈现——论电影《白鹿原》的改编艺术

面对《白鹿原》这部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思想厚重的"大书",电影采取浓缩式的改编方法,对人物、情节进行最大限度的精减,运用极富创造性和表现力的影像语言,尽可能地呈现了原著的复杂主题,并有意识地展示了具有浓郁人文色彩的陕西地域文化。影片深沉的历史文化感和注重艺术追求的品质给人强烈的震撼。     

论中国电影中上海影像的缘起

海派文化历史地成为中国电影中上海影像的缘起。在中国电影上海影像中,海派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特质贯穿其间。纵观中国电影史,上海影像与海派文化的特质遥相呼应,形成了一幅曼妙的海派文化＂影像志＂。上海影像在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中的嬗变与海派文化随社会历史的变迁,不断实现着有机的审美＂耦合＂。     

电影色情镜头三级跳

100年前的1896年,电影史上第一个色情镜头诞生,仅仅是男女主角的接吻100年后的1992年,《本能》和《情人》中男女主角的床第之欢纤毫毕露色情与黄色几乎不分,严肃电影和下流电影的界线已模糊不清电影检查官和导演不断地展开“性”的捉迷藏游戏     

景观戏剧民族之路的创意探寻

伴随着图像时代来临、视觉文化勃兴和人类视觉审美范式的嬗变,人类步入了一个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双重变奏的新历史阶段。在此背景中,传统艺术面向视觉化、景观化审美倾向的不断革新求变,成为历史的必然。20世纪以来,为应对影视媒介蓬勃发展的挑战,戏剧创作者和理论家努力突破剧场性的局限,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从文化艺术学的意义而言,它既像一块基石,以其鲜明的民族气质和典雅的美学追求标志了中国景观戏剧的诞生;又像一方路标,昭示着民族景观戏剧未来的发展方向。     

论中国西部电影对第五代导演的影响

作为新时期出现的崭新的电影流派,中国西部电影对几乎同时期出现的第五代导演的创作产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第五代导演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又表现在第四代西部电影导演在纪实美学和戏剧美学的艺术手法与叙事方式上对第五代导演的传承及其深刻影响。     

民族景观戏剧的特色追求——以中国首部景观舞剧《长恨歌》为例

相对于西方侧重于异地巡演式的＂再造景观＂歌剧而言,中国景观戏剧更侧重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相融合的＂实地景观＂演出。景观舞剧《长恨歌》的创意特色主要表现在：区别于一般实景演出,《长恨歌》具有坚实的戏剧性内核;区别于国外景观戏剧,《长恨歌》立足当代中国民族化的景观审美情趣。     

审美文化视域下中日“风雅”观比较

汉文化深深影响着邻近诸国,日本文学在汉语文学的学习中继承、发展。两国在文学之道上都有＂风雅＂观,风雅由中国传入日本后发生了流变,日本沿用了＂风雅＂二字,但并没有完全接受,而是结合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风雅观,与中国重在发挥社会政治功用的中国风雅观截然不同,这反映了中日两国审美意识上的差异。     

跨文化戏剧的创意实践——现代舞剧《海伦之梦》的启示

由中美艺术家联合排演制作的现代舞剧《海伦之梦》,是当代中国跨文化戏剧一次有益的艺术和产业实践.作品突破传统经典跨文化戏剧的严肃格调和小众诉求,以抒情、浪漫的气质和大众通俗的形式,紧扣“爱与理解”的主题,采用自由梦幻曲形式和心理蒙太奇结构,大胆增设小红军的虚构形象,巧妙运用中美两国的民间意象元素,富有创意地开拓了跨文化戏剧的艺术领域和产业前景.     

傩舞是舞蹈史上的活化石——以湛江市东岭村傩舞为例

被喻为“舞蹈史上的活化石”的傩舞,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和价值,它以武游、“考兵”傩舞、文游等形式反映村民的祈求平安、迎祥纳福的精神要求,并折射出傩舞文化的民族性、历史性、行为性和商业性的特点,凸现了傩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美学意义。     

Cultural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al learning craze＂

当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是在“后冷战时代”背景下,全球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自近代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国学虽然历尽沧桑,但是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精神根基。国学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必须经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时代更新,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因此国学的自我批判将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关键环节。     

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从审美认识水平着眼,我们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物质实用时代”、“花色审美时代”和“文化象征时代”,三个阶段间呈不断累积演进之势。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对花卉使用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即通过花卉形象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高雅情趣,体现了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花卉象征多具宗教意义颇有异致。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     

Our Country＇s Ancient Learning Has a Mandate for Renewal

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虽然经受了西学的强烈冲击,但其命脉仍葆有生机。中华民族对于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差异互补“关系”与和谐“整体”的重视,以及通过这一关系和整体把握自己命运的努力,构成了国学的思想实质。国学之“学”是围绕着“人”展开的,儒学的“仁”道思想就是鲜明的体现。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无非是中华民族在外力作用下的“自我”变革与超越,那么,它恰恰可以通过对仁道思想继承和扩展,为现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但这必须经过文化与学术的充分“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