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家庭道德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发展,出现了各种道德价值体系冲突与道德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倾向,反映在家庭道德观上,出现了某些家庭伦理“失范”与家庭道德观变迁的现象。其主流是家庭道德观的更新与进步,这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然而,极端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也诱发人们产生种种反道德、反社会的行为,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又冒了出来。家庭伦理的“失范”现象与家庭道德观的变迁主要表现为:第一、反映在婚姻关系的准则上,婚姻关系中的感情含量、精神文化含量呈上升趋势,并越来越成为决定婚姻关系能否成立的主导因素。但目前,大多数人仍以“人品好、有才能、会过日子,能白头到老”的实惠稳定的婚姻作为理想模式;同时,拜倒在金钱脚下的功利婚姻观与牺牲婚姻当事人的幸福,为家族利益摧残人性的封建婚姻观有抬头倾向,以重婚纳妾、跨国婚姻、包办买卖婚姻和拐卖妇女等形式出现;人们在婚姻选择上拥有更多的“个性自由”,社会对多样化的婚姻选择呈逐渐理解的态度,“离婚自由”正在成为现实。据《青年研究》1987年12期     

制度伦理与社会道德进步

道德建设不能就道德论道德,社会道德秩序的形成和巩固要通过制度的力量来调整和规范。制度伦理是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的统一,它是社会道德进步的基础。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道德“失范”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伦理环境的建设入手,制定并完善一整套能够有效约束社会成员的合理的制度体系。     

公共生活的变迁与婚姻道德价值理念的嬗变——从“富二代校园征婚选校花”透视我国当代婚姻异化现象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公共生活也给婚姻伦理价值理念选择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多选择,以平等为前提、爱情为基础的家庭婚姻伦理核心价值理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带来世俗化、功利化、政治化等弊端。要处理好婚姻家庭伦理关系,应健全社会道德评价机制;确立以平等、尊重为前提,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伦理价值理念;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秩序,确保不同阶层向上流动的公平竞争机制。     

韩国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及其启示

公共伦理制度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公共伦理管理的普遍趋势。本文重点介绍了韩国公共伦理制度建设的概况,主要涉及伦理立法和机构管理的内容。借鉴韩国公共伦理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我国的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应做到对公职人员道德要求实事求是,分层次提出不同的要求;既要道德“自律,”更要强化公共伦理制度的“他律;”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应注重实效性,防止流于形式。     

论道德和伦理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在西方文化中,尤其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道德”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性自由的定在,“伦理”则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道德”主要是由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论证和阐发的“得道之‘德”’,“伦理”则主要是由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学者们所阐发和构建的社会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伦理”高于“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则是“道德”高于“伦理”。     

当代日本社会的性别角色冲突

一始于１５世纪封建武士阶级统治时代的“家族制度”,决定了日本社会的性别伦理是建立在父系家长专制、长子单独继承、模拟血缘关系等基础之上的“男尊女卑”。作为法律、习俗、规范、道德结合体的家庭制度 ,无处不体现了男性的权威地位。身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家长对家庭的经济、婚姻、生育、赡养、居住、就业、身份及财产继承拥有至高的权力。身为妻子主人的丈夫 ,不但可以纳妾嫖娼、认领婚外子女、随意抛弃妻子 ,而且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离婚只属于丈夫的专权 ,妻子则无此权利。婚姻作为家族制度的实施工具 ,完全建立在男权中心的伦理基础上…     

构建“以德治国”的制度伦理体系

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道德生活的外部条件 ,迫切需要适应新的社会条件的道德运作方式 ,制度伦理体系的构建是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有效方法。法律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是制度伦理体系构建的两个维度。制度伦理体系的操作系统应体现经济、政治和伦理目标的一致性、相应监督机制的完善和社会利益制约机制的建立     

从制度伦理的发展看道德主体人格的成长

制度作为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人类在共同体生活中博弈的内在规则。制度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为人的道德性存在立法。传统社会封建皇权制度下道德强调的是个人的依附性,个人权利缺位,是外在强加的形式化的道德;近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制度伦理中个人主体性加强,但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彰显的是"工具理性"和"个人理性",必然带来"价值理性"的退隐,引起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当代社会公共领域扩大,在"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四种力量博弈均衡之下的制度伦理,是个人发挥道德权利参与建构生成的,这种制度伦理作为新的道德规制范型,才是真实合理的实质化的道德。     

论道德回报

道德回报是道德的内在本质要求，是公正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美德的充分彰显和具体体现，它使有序的社会伦理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是道德自身“利益”实现的必要条件。道德回报之道德既是现实性道德与理想性道德的统一，也是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道德回报之回报包括“对道德的内在回报”和“对道德主体的外在回报”两个方面。道德回报机制的建立有赖于政府的道德化，并主要通过对行政人员的“赏善罚恶”实现政府对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供给。     

信用社会的道德体系初探

信用社会 ,呼唤信用的道德。在一个信用社会的道德体系中 ,“诚信”的道德价值系统和“信用”的行为规则系统 ,构成该道德体系的核心 ,市场伦理和商业道德 ,构成该道德体系的中心内容 ,公正、正义、仁爱、公益、互助、责任等人类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念 ,构成该道德体系的基础。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信用”道德体系 ,则最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吕大临佚文《西铭解》辑释

吕大临佚文《西铭解》因在史籍中的著录方式与他的其他著述不同,故长期以来很少被人注意。因此需要对其内容进行了辑佚和校勘,对其注释风格和思维转向进行分析,吕大临在注释时广泛用典、据己意解经改经,相对于张载《西铭》"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他在思维方式上转向了"人道具则天道具"。     

由《史记》透视西汉的婚俗文化

《史记》记载了西汉时期的婚俗形式:聘娶婚、政治联姻、离婚、再婚、自由婚、重亲婚、媵妾婚等。这些婚俗形式的出现与西汉时的思想观念、经济状况、人口政策、社会环境不无关系。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离散,社会环境相对宽松,贞节观念比较淡薄;为了发展经济,政府"与民休息",鼓励再婚、媵妾婚、重亲婚等。     

改革开放以来婚姻习俗演变述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婚姻习俗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为择偶标准的变化、男女结缘形式的变化、婚姻礼仪形式的变化、恋爱年龄与结婚年龄的变化、离婚率升高、老年再婚等。婚姻习俗表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婚姻习俗的变化缘于社会变革,由此必然带来相应的婚恋文化与婚恋观念的变化,导致婚姻观念与行为的多元化。婚姻习俗的变化,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如何将满足个人两性情感需要和履行婚姻社会责任完美地结合在现实的婚姻生活当中,是现代人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道德建设的公民认同路径

个人权利价值取向的普遍化是社会的道德现状,道德建设要帮助人们认识在现代社会个人权利属于公民权,以平等为基础,同公民义务相联系,逻辑地蕴含着对公共利益的尊重。自我中心、否定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人权利的必然走向,而是其被抛弃了平等基础、公民义务后将自我利益膨胀到了极端的表现,是极其有害的;为了克服个人权利膨胀为自我中心、损人利己,要引导公民不仅要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也要认同公共利益。因此,第一,引导人们认识利益相关性对公民权利的限定从而能够关注公共利益,避免极端个人主义。第二,提高人们对公民认同之于个人权利实现的价值的认识,以激励公民对公共利益的认同。第三,打造有利于公民认同的制度环境,用制度保障公民认同。     

企业责任的道德追问——企业道德责任及建设

企业道德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企业是与＂利益相关者＂携手的经济组织,也是因社会契约缔结而成的法人组织,又是自由意志和行为选择的伦理主体。要进行企业道德责任建设,首先要完善企业责任机制,强化基本道德责任,建立义利共生的伦理决策机制,制定制度化的道德责任规范,强化全方位的责任监督机制。其次要提升企业道德人格,践行积极道德责任,以提升管理者的道德责任感,培养以责任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主张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启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吸收、借鉴国内外推行社会福利方面政策的经验。作为引起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社会福利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的“第三条道路”强调“无责任即无权利”的新原则,提出了积极的福利政策,主张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其中注重人力资本投资、积极的福利政策和发展公民社会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英文)

五四新女性是在学校这一现代教育平台由新文化启蒙话语塑造而成,她们的意识形态认同来自新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正义伦理;而她们的性别认同及相应的关怀伦理,却使其对“旧道德”下的女性同类有更多同情。为实现个人权利、维护神圣恋爱,她们“忽略”名分、委屈尊严,在新旧道德的模糊地带与有妇之夫结成特殊婚姻。而非正常婚姻关系的缺憾,爱情中隐含的性别等级,个人自由与关怀伦理的对立与冲突等,都导致她们陷入认同危机。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体现了“五四”正义伦理的道德局限,而五四文学表达的某种匮乏,亦源自这个局限。     

孔子天命观与儒士的个体解脱之道

孔子几乎继承了殷周时期对“天”理解的全部意义，但他对于天的理解并非含混或者矛盾的。孔子生活于上层贵族无力维护礼乐文明的社会环境中，卿大夫势力集团的衰退和士人阶层的兴起同步展开。孔子对天命的改造不是就“天”和“命”的内容展开，而是就其对儒士阶层体仁实践相关联的意义而进行。孔子对天命观的改造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将天命进一步下落，落实到个体知识分子身上；另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本身对天命的自觉体认和担当。对儒家知识分子而言，孔子的天命观赋予他们以自我觉醒的类似于宗教情感的神圣意味，同时认识自我完成的有待性，从而在世事困窘中获得超脱的生命态度。这两点成为后来儒士个体自觉与个体解脱的基本依托。     

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礼记》宾客礼仪伦理思想探析

礼仪道德是人类脱离自然界走向文明的标志。《礼记》中的宾客礼仪所体现的道德意义,大体可分为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三部分为内容。在《礼记》的宾客礼仪思想中,对“敬”、“让”思想的阐释,含有个体道德修养的伦理意蕴,其中以乡饮酒礼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形式。作为政治伦理,宾客礼仪的内容是通过燕礼、聘礼等诸礼仪形式体现出来的。中国古代的宾客礼仪建立在周代宗法等级社会基础之上,其中具有生命力的内核仍镌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个人修养的提升、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低保制度与贫困者的“福利依赖”

本文回顾了福利依赖的研究背景,在此基础上对“福利依赖”的概念进行了澄清,指出福利依赖是“状态”、“行为”、“意向”三位一体的整体,不能片面地理解。进而文章分析了福利依赖产生的两个主要条件：福利替代率与制度惰性。因此可以从以下措施预防和防止福利依赖：预防过高“福利替代率”产生的福利依赖效应;试点针对城市贫困群体的“资产建设”;适当借鉴农村反贫困中的扶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