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制作:明清徽州宗族祖先谱系的建构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家史的核心就是自身的祖先谱系,它以符号化的祖先为支点,世系为联结,祖先"故事"为内容.具体的建构模式是先在狭小的范围内确定祖先身份,并刻画相应的"故事",之后又以"一姓同源"的原则制作出自身的世系,最终形成属于自身的谱系.这些祖先谱系是宗族在徽州社会情境下,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建构的产物.它们有着一定的史实基础,但相应的主观建构空间则决定了它们并非真实的过去.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明清洛南宗族建设的展开与地方社会研究

明中期以后至清代,洛阳南部地区的宗族建设逐渐展开。作为二程后裔的嵩县程氏在景泰、天顺之后迅速崛起,通过修庙、置田、纂谱等举措成功地确立其在地方社会的势族地位。科举士人的出现在其宗族建设中颇具象征意义。李氏在明中后期凭借科举制度成为地方大族,运用立碑、纂谱、入志等策略巩固、延续其衣冠仕族的高门地位。迟至嘉庆、道光年间,该地区的乡民也大规模地从事收族活动。     

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论栖霞牟氏家族的族谱修撰——兼及其“寻根问祖”活动

栖霞牟氏家族是明清以至民国时期胶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牟氏族谱的修撰是牟氏家族崛起、振兴的结果，同时对于加强族人的团结、激励家族子弟，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牟氏家族的族谱修撰是与其“寻根问祖”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宋元明时期江州周氏宗族的迁徙及相关问题考述——以族谱记载的周敦颐后人为中心

江州周氏宗族是指宋儒周敦颐定居江州之后的族人,他们在南宋至元明时期数百年间多次迁徙。两宋之交的战乱对其打击巨大,周子长子周寿一系遭受重创,六子中五子不见有子嗣,第五子季仲之子周兴裔(周子四世孙)或背井离乡,约在南宋中期卒葬苏州(时称平江府)常熟县;兴裔长子周昺续任常熟县尉,遂家于此,兴裔后被尊为苏州周子后裔的始祖。留居江州的周子次子周焘一系在南宋晚期再有迁徙,其中周子五世孙周洵携全家返回道州;续居江州的周子后裔则在元朝末年受到兵乱冲击而散走他方,其中周子九世孙周铅得避居江州瑞昌县。至明代中期,道州的周洵后人周伦(周子十三世孙)又迁回江州(时称九江府)为周子守墓,并与瑞昌的周子后裔相认,共续濂溪血脉。而迁至常熟的周昺一系,从宋末元初的周才(周子七世孙)到明朝后期的周与爵(周子十七世孙)一辈,历时数百年,先后有族人迁居吴县县城和长洲县城,实际均在苏州城内移徙。     

土家族的宗族观简论

湘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史 ,铸造了独特的土家人的宗族伦理观 ,它约束着土家人的社会生活 ,规范着人们的伦理道德     

宋代宗族观念庶民化与宗族的形成——以江西地域宗族为例

周代及秦汉时代,王室及皇室和豪族非常重视宗族,记述清晰,用之于祭祀及权力和财产的分配与继承;普通民众不讲究所谓宗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和婚配讲究是否出身名门望族,族谱修撰也未见于庶民。到宋代,文人士大夫将宗族观念庶民化,他们意识到普通民众树立起宗族观念的重要意义,认为通过祖宗的认同、血缘关系的串联、对先人重要事迹和优秀品德的弘扬和传承,可以使族人得到凝聚,在地方社会中可以形成一个有力量的群体,更有利于族人的生存。到南宋后期,北宋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庶民宗族观念被较多基层文人接受。以江西地域为例,在南宋后期,一些宗族进入了自觉的建设时期,即编修族谱、集体祭祖、设置族学和族田等。这表明南宋之后,庶民已重视宗族建设。     

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批判——兼论宗族研究范式的认同取向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对中国学界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批判,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理论的批评有一定偏颇,特别是对构成弗里德曼宗族研究范式之内核的地方化宗族和组织化宗族理论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此外,由于解放后中国宗族的演变超出了弗里德曼所勾勒的传统宗族模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的宗族与弗里德曼所论及的传统宗族也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弗里德曼的组织化宗族和地方化宗族的研究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宗族研究已经不太有效。当代中国的宗族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文化现象,以文化认同作为当下宗族研究的可选进路,有助于突破宗族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解释策略之局限性。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明代徽州官府与宗族的救荒功能

明代徽州的官府和宗族组织在自然灾害背景下发挥出非常有效的社会调控功能。其防灾和救灾措施主要有储粮备荒、蠲税减租、赈济饥民、掩骼埋胔、通商平粜、医疗救助、兴修水利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元代“神仙道化”剧兴盛原因考

根据元曲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结合元代的政治、社会与宗教,对元代"神仙道化"剧兴盛的原因作 了分析。认为其原因有以下三方面:其一,因无碍时政而受到蒙元统治者的赞同;其二,它能在纷乱的社 会中为剧作者和观众渲泻不满情绪提供一个平台;其三,满足了社会各阶层对宗教的需求。     

元代蒙古文化泰斗搠思吉斡节儿

搠思吉斡节儿是元代高僧 ,被元廷尊为国师 ,是对蒙古文化传承做出卓越贡献的文化泰斗。他整理并规范了蒙古文书写系统 ,编写的语法著作是后世蒙古语语法研究的奠基作品。他继承蒙古文传统诗歌格律 ,同时吸收梵、藏诗歌的某些结构形式 ,使蒙古书面语诗歌格律趋于定型。古今中外学者常把搠思吉斡节儿同其他人相混淆 ,但这些人的生活年代与搠思吉斡节儿相距较远 ,可见不是他本人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元代诗人袁桷的诗歌创作

袁桷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山水田园诗较为出色,善于描摹事物,特别是声音,诗歌中表达了强烈的思乡之情。     

宋元之际郝经的民族思想观

宋元之际的郝经,为了保护中原传统文化和使亿万生灵免遭涂炭,提出"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民族思想,冲破了"严夏夷之大防"的狭隘民族观,在促成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北方各民族的文化融合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水利建设

水利是农业之命脉 ,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施政先务 ,亦是受到河东山西地方官府与广大民众历来重视的农业基本建设。然而 ,有元一代全国水利建设的研究成果却为数甚少 ,山西地区水利建设的有关问题未见专论 ,无所借鉴。为此 ,本文试对这一时期山西地区水利建设的社会背景、自然条件、开渠溉田、水利管理及其主要特点等问题进行探讨     

宗法伦理与汉代家系继承制度

汉代继承关系的法律,传世古籍未有具体记载,张家山汉简之《二年律令》所见汉代继承关系的法律却多达20款。汉代家系继承法主要体现在爵位继承和户主继承上。张家山汉简律对家系继承关系的规定,展现出汉代家系继承制度之宗法伦理特色:一是家系继承以血缘亲等为中心,体现出家庭成员的身份等差;二是兼顾婚姻关系,规定了妻子的继承权;三是宗法血缘关系之入律是从立法方面开始的,也体现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家系继承法律规定与家系继承实践存在差异;四是父系血统关系是逐渐增强的。汉代家系继承法既以立法的形式强调了宗法伦理关系,也以立法的形式肯定并加强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关系。     

元代艺术观念述论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结于礼乐制度的整体性和集体性在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社会环境中开始发生裂变,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日益萌生,元人的艺术观念因此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内蕴。元代艺术家在继承了儒家传统“抒情言志”艺术观念的同时,更赋予“情”在艺术活动中更加广泛的内蕴,表现出对于情感的本体确认、对于个性情感的张扬和对于世俗情感的肯定等鲜明的时代特征,推动了中国艺术和艺术观念向近代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