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叙事与狂欢化

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来审视明清时期的小说,明代由于哲学领域中心学平民化和通俗化的影响,小说叙事的狂欢化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基本品格。从分析《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几部作品入手,揭示了文学狂欢化的演进过程。明清小说叙事渐渐摆脱历史理性的约束,通过作家思维的狂欢化、小说体裁的狂欢、作品世界的狂欢,把小说叙事推向了古典文学的巅峰。借助狂欢化诗学,找到了另一个重新审视明清小说叙事的独特视角。     

传记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

传记文学有许多创作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诸如传记文学的艺术性、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传记与私生活描写、传记的小说化抑或散文笔调等。这对于风头正劲、良莠混杂的传记文学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的传记家意识,以共同推进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劳伦斯的狂欢化意识与小说

劳伦斯思想中的狂欢化血性化意识,源于狂欢节庆典中的交替和更新精神,其实质是一种充满全民世界感受的狂欢式世界。这种狂欢化血性化意识反映在创作中,就是将这种狂欢式转为狂欢化的文学,使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透露出一种狂欢式的双重性和相对性,情节和场景具备了狂欢化象征性、加冕脱冕结构、特殊的狂欢化广场和狂欢化时空。     

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及其他

中国古代的“传”乃“释经”之意,后来“传”“记”两字连词,指的是叙述个人生平行事始末的人物传,在更多方面属于“史”的范畴。西方的“传记”一词由希腊文bios派生,具有生平或生活(life)的意思,指的是关于某一个人生平的作品,更多的时候也被认为属于历史的范畴。中国现代的“传记文学”概念则来自英语biographicalliterature,其作品指的应是以历史或现实中具体的人物为传主,以纪实为主要表现手段,集中叙述其生平,或相对完整的一段生活历程的文学作品。传记文学作品大致分为自传与他传两大类,普通的回忆录、访问记、印象记、日记、书信等,一般只可称为传记资料或历史文献。     

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狂欢化精神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始终从边缘的角度出发,关注边缘人物命运及边缘文化,以狂欢的写作手法,搭建了一个狂欢舞台,展示了边缘人物对主流政治和文化的对抗。分析大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狂欢、空间狂欢、性的狂欢等,可以揭示大江文学作品中狂欢化精神的实质内涵:自由与平等、颠覆与再生。     

论李贺乐府诗的狂欢化

利用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来分析李贺的乐府诗可知,在李贺乐府诗＂虚荒诞幻＂的表层之下潜藏的是作者力图摆脱沉重现实压抑,以求得自我精神解脱的深层创作心态。李贺的许多乐府诗正是以感性生活形式为核心的精神狂欢,这些诗歌摆脱政治、道德等现实价值评判的束缚,利用细腻逼真的想像来体验生命的感性生存价值,而且在文本结构模式上呈现出一种狂欢化文学所特有的＂加冕-脱冕型结构＂。对这一类诗歌的正确解读,不仅对理解李贺的诗歌特征及其心态具有重大意义,也为我们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来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学提供了一个上佳的个案。     

狂欢化理论与喜剧影片的生成发展

本文借鉴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具体分析喜剧电影的生成过程和观众的观影心态,提出真正优秀的喜剧电影应该超越狂欢化理论规范。     

传记文本的真实性与虚构部分成因探讨

遵循真实性原则的传记文学作为传主一生或某一阶段的再现,其真实性问题及虚构部分的成因问题,既是传记研究过程中的首要问题,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本文从传记的创作和传记的叙事方式入手进行分析,对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及虚构部分的成因问题进行了探讨。     

“狂欢化”理论与电影叙事

俄罗斯文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开辟了狂欢节仪式与文学艺术体裁的形成与发展关系这一研究视角。狂欢仪式本身对于民众富于影响的特征,以及通过这种仪式引发有关世界思考方式的变化,对电影叙事发展的研究极具启发价值。电影在诞生之初就具有狂欢节变体的特点,“庄谐”同一又是其发展至今的一个基本特征。     

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狂欢化倾向

现代文学研究中以"牧歌"来概括沈从文创作风格。但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充满着动荡、躁动和不安,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牧歌"审美价值的"狂欢"世界。呈现了节庆、婚嫁和丰收等富有民族特色的嬉闹杂耍的狂欢场面;建构了以生死和肉体为核心的狂欢化意象;通过回环的叙事模式、双重的叙事空间及诙谐语言和咒骂语言构筑了鲜明的狂欢式话语系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和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指认着获得民族和文化认同的乡土"类狂欢"形态。     

论当代艺术的狂欢化与神圣性之间的矛盾

本文主要讨论了20世纪电影复制时代以来的艺术生产和消费的狂欢化问题.本文认为,通俗艺术的狂欢化固然从主题和情感表达层面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神圣性,但是大众艺术的兴起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变迁以及艺术史演进的变化.由此,从宗教意义上说,通俗文学固然不具有高雅艺术那样的神圣性,但是总体上说,通俗文学的神圣性还是存在的,比如仍然可以从中找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情结.所以,"通俗化"或许是艺术领域变革的一种趋势.     

贺敬之诗歌的狂欢化色彩

贺敬之的诗,无论从其时间性,还是其空间性,都充满着浓厚的狂欢化色彩。就时间性看,贺敬之很少关注平静安逸的日常生活,而是对脱离了常规的事件和日子情有独钟。就空间性而言,贺敬之诗的空间总是伴着诗人的情感流动而流动,随着诗人高歌的时代潮流而奔涌,具有一种浓厚的广场狂欢的氛围,充溢着广场狂欢的双重性;肯定与否定、欢乐与讥笑、摧毁与新生、黑暗与光明等因素相互激荡、相互交织、相互混杂。     

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

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近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以后代代相承,颇有发展。其中《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中国僧人和朝鲜、越南僧人以及中亚细亚僧人总计56人西行求法的事迹,是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僧人类传。明清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因此,描写世俗教徒的类传也得到发展,清代彭际清所编的《居士传》,可谓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曾巩的碑传理论及其传记的"平和"之意

曾巩对于碑传的理论认识不仅有着深厚的史学渊源,且与北宋诗文革新紧密相关.在《五朝国史》的纂修过程中,曾巩秉承中唐以来的史学传统,在历史书写中发掘可资借鉴的"史义".在《南齐书目录序》《寄欧阳舍人书》等文章中,曾巩主张"析理明道"是碑传价值所在,择人立传是作者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在《洪渥传》《徐复传》等作品中,曾巩提出"人之所易到"是解决纪事征实问题的关键,"平正中和"对于包括碑传、行状在内的传体文书写具有导向作用.曾巩碑传理论由史而涉文,并不局限于作家、作品之一端,对于扭转碑传好奇虚妄之倾向,提倡平易简淡之文风有着积极意义.     

从玄奘传到鉴真传——长安西明寺与大安寺文化圈

流传至今的鉴真传记有三部,即<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延历僧录·高僧沙门释鉴真传>和<唐大和上东征传>.随鉴真来日的弟子唐僧思托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此三部传记的撰述.对这三部鉴真传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典故出处以及"类聚编纂"、"摘录"的编纂手法,都与长安西明寺僧道宣等人撰写的玄奘传记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狂欢化手法的运用和弱化——评坡的《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

每一个文学流派和每一个创作方法,总是独特地理解和更新狂欢化手法。在19世纪,狂欢化文学和浪漫主义心理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可以从美国作家坡的小说中看出来。不过,坡所表现的狂欢化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失去了乐观、更新和再生的力量。尽管如此,坡所塑造的怪诞人物形象仍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价值。     

《谷梁传》与中国小说

《谷梁传》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对于它对中国小说史的影响,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从小说史的视角看,《谷梁传》主观讲述式的叙述模式;引人入胜、因果分明、不受历史事实局限的叙事内容;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生动性,甚至运用艺术想象的叙事艺术;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许多方面都对后世小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苏天爵师承考述

苏天爵是元朝中后期的一位汉族名臣。他位居高位,一生在宦业、学术、事功等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这与其一生师承和交友有密切关联,而这也恰是蒙元政权下汉人士大夫群体的活动特点。对其师承关系的总结对于元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拓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