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民为本: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民主权利保障上,必然要求实现从"以人为本"向"以公民为本"的价值转换。"以公民为本"是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诉求,也是人本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境中,提升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的个体政治主体性并凝聚社会共同主体性,乃是当代中国"以人为本"政治观的核心。放眼未来,推进"以公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途。中国"以公民为本"的公民政治发展一直内涵于人民民主的人民政治之中。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将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地落到实处,保障和实现每一位社会主义公民的权利、促进每一个社会主义公民的全面发展。     

论国民的法治愿景——关于晚近三十年中国民众法律心理的一个描述性观察

晚近以来,逐步成长的法治主义的社会想象与道德秩序观,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以及基于公民政治经济学的关于国家权力的法权安排憧憬,作为一种国民心智和公民心性,一种关于良善生活与政治秩序的总体性向往,多半围绕着社会生活的法制安排展开,构成了刻下中国社会的"国民的法治愿景"。其主要内涵包括,法治成为国民期待与公民愿景,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渐成国民共识,主体平等是全体公民的政治向往,表达自由早成亿万人的心智需要,人民对于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追问上升为对于政治正义与宪法政治的拷问,以及藉由公民理性来建设国家理性,等等。由此,基于国民的"法治愿景"而来的公民期待,由此公民期待而付诸人身的公民行动,特别是它引发的"公民维权"实践,讲述的是当下中国的"训政"故事。     

人民主体地位与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放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八个必须坚持"的首位,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完全可以说,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母问题",只有抓住"母问题",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人民本位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础,坚持人民本位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公民政治参与的道路,完善体制机制,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     

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我们人民”:国家命运的最终主宰者——谈《我们人民:宪法变革的原动力》

一个国家要获得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与发展,就必须努力造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政府一方,必须竭尽全力地保护人民的政治热情和道德热情,以免其淡漠和枯萎;在人民一方,则必须训练和培育公民素养,如学会尊重不同观点,学会通过对话、论争等来寻求政治上的共识。本文通过对这两方面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了一种良性循环的国家政治格局是如何可能和怎样形成的。     

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府闻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众多,我们可以将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层次、社会层次和政府层次.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状况并不理想,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下降: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省级政府次之,依此类推,公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则最低.在当下的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培育政治信任的现实选择.     

《周易》哲学视域下的社会政治秩序之构建及其当代意义——兼与黑格尔哲学的“市民社会”相比较

《周易》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构建合理社会政治秩序的思想,同时有着明显的儒家式社会秩序的特质,此一社会秩序的范式可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一条可通达之路径。《周易》哲学呈现了一条以"各正性命"的方式使得个人的活动与公共社会之建立相贯通的道路,从而让个人的自然本性始终保持在了与天命相通达的境域之中,使成己成德的自新活动有了可能。黑格尔(Hegel)哲学中的"市民社会"是近代西方现代社会的雏形,这一概念同时指示了社会的成立是以个人脱离私人领域而进入公共领域为前提的,公共领域作为一敞开的空间使得公民的活动保持在了平等的规范之中。比较两者的异同可丰富中国当下构建合理社会形态的思想,为建立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寻找途径。     

宪法的修辞：变迁着的公民身份及其表述方式

公民是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并同时统治和被统治的人。在古希腊,公民就是一个政治的人,宪法直接与公民关联;在近代西方,通过让渡和保留自然权利的社会契约,一个自然的人成为一个法律的人并在法律之下组织政治生活,权利成为公民与宪法的纽带;屈辱中走向近代化的中国,要将臣民构建为公民需以国民为介,与人民相对,以责任和道德为落点,这段复杂而独特的过程中,公民的表达词汇与叙述结构的变迁映现出了中国宪法的特质。     

转型时段的历史意识——关于历史法学及其中国情形的发生论说明,并以德国近代历史作为比较个案

大凡转型时段,"历史"必然登场,历史意识和历史理性蔚为一时人心。其为重要资源,抚慰了当下人生,支撑着艰难时世。晚近中国百年转型,汉语法学因应时代,初成型制,而以历史性作为自己的基本学术品格。推而言之,一切法学均具有历史法学品性,历史意识构成了法学的思想品质和精神气质,历史方法是法学运思的基本进路,一切现实的法权安排实际上不过是表现为当下存在的历史存在。其间,法律的历史意识与政治意识具有内在关联,从来同时都是一种政治意识。正如秉具历史意识的政治方始"以行动进入历史",而蔚为真正的政治;充盈政治意识的历史意识以及立基其上的法制和法意,以向现实政治特别是现实政治危机敞开自己的方式表现了自己,进而实现了自己。换言之,直面迎应政治现实的立法始具生命力,而以立法迎应政治特别是政治危机,适足为表现为法律智慧的政治智慧,恰恰是邦国政治成熟的上上之境。现代汉语法学占有和运用历史方法意味着抉发法律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由此连缀和努力,"现代中国"作为一个特定的国民共同体与公民共同体,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归属的法权满足形式,而形成"文化中国—民族国家"这一文明主体与"政治中国—民主国家"这一制度主体。     

“宏大叙事”范式下的近代中国立宪

导致近代中国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的原因很多,究其根本,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泊来宪政实施了重构。"宏大叙事"的文化范式乃是这种文化传统的表现之一。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始终追求集权的政治力量,而非分权。宪法沦为了推进集权的工具,而不能有效地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缺乏宪法保障。这就启示我们今后不能继续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来研究宪法和宪政,不能将宪法和政治混为一体,而应当借鉴理性的"微观论证"的文化范式,更多的重视制度规则设计,着重于加强限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性建设。     

重读经典：社区建设的“新空间”与“新精神”

在对滕尼斯经典理论的重读和现代性的分析之后,文章认为,当下的社区从空间结构上分立为地域共同体和脱域共同体.因此,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必须摆脱仅仅重视地域共同体的倾向,要逐步拓展脱域共同体研究的"新空间";社区建设的目标要摆脱"传统共同体精神"的意蕴束缚,培育现代社区公民的"新共同体精神",构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     

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与民主发展的标准与尺度。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参与已经成为衡量一国政治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对当下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状的分析，阐述了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建构。     

以三个“五位一体”的合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紧密交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本质上体现了注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由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生态权益交融在一起的"五位一体"的总权益,而生态文化建设、生态制度文明建设、生态产业建设、生态公民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理性人建设则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任务。三个"五位一体"形成的强大合力推动着美丽中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中国刑法的当下出路:“附势用术”

在社会转型和风险多元愈益深化的当下,中国刑法面临着出路问题。法家的"法势术相结合"对中国刑法的当下出路有所启发,即"附势用术":所谓"附势",是指中国刑法应遵从公众认同,而"势"即公众认同,是中国刑法当下出路之"本";所谓"用术",是指中国刑法应注重运用价值衡量,而"术"即价值衡量,是中国刑法当下出路之"用"。"附势用术"在"体"与"用"的相互关系中既为中国刑法的当下出路铺垫了起点,又为之开辟了畅通而宽广的方向。为防止走向反面乃至反动,中国刑法的"附势用术"应坚守宪政底线与刑法原则底线。     

“距离悖论”在我国水土不服的根源探析

政府信任与政府合法性紧密相连,是执政的社会资本,任何一个善治政府都必须重视政府信任建设。当前公民对政府信任的强弱与政府层级的高低形成正比,这无不与自上而下的官员选拔制度、官本位的政绩考核制度、距离远近对判断的影响,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走样有关。建立高信任的政府就要从选拔政治向选举政治转型,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大人民满意度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完善政绩考核指标;严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走样,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提高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识,消除距离远近对判断产生的影响。     

对围绕“第二代民族政策”论争的一些问题的评析

中国与西方关于"民族"的概念有很大差异。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可以叫做"文化民族",近代以来伴随"民族国家"崛起而形成的"民族"可以叫做"政治民族"。任何现代国家不论姓"资"姓"社",建设过程中都有一个由传统"文化民族"向现代"政治民族"过渡的必经过程,国家应采取种种措施去建构作为"国族"的"政治民族",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去建构"国族"。民族问题"去政冶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张者以否定民族集体权利、建立同质化的"公民"或"国族"的构想是违背"民族平等"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是违反中国国情和当前世界潮流的,如实施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能采取"同化"或"融合"的方式,而应当按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思维去"整合"建构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民族——中华民族。     

“族员”与“公民”: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路径研究

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是民族成员与政治系统之间多层面的交互关系。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政治社会化在民族政治体系与国家政治体系两个层面同时进行。少数民族成员双重身份认同的形成,蕴藏着民族成员渴望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兴趣和欲望,这为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少数民族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实现政治系统信息内化,并通过管理民族事务、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建构政治行为能力。这一过程集中体现了民族自治权与国家公民权的统一,也是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在民族政治体系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保证,是理解民族"族员"与政治"公民"关系的基础。     

中国的“公民意识”问题思考

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淡薄,培养和强化公民意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应忽视的重要问题。公民是指具有某国国籍并依照该国宪法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人。公民概念与人民群众是不同的政治概念。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是一定国度的公民关于自身权利、义务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的总称。公民权是为了确保公民的权利,实现由群众概念到公民概念的转变,由法律规定并予以保障的公民的某种行为;并且通过公民自己的行为享有权利的主客观统一。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探源

"党建"思想是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来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党的建设,包括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这实质就是对党的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这一过程便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视域中的"党建"思想。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在我国形成的历史脉络,有助于解读当下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理论,有助于新时期加强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形成过程。     

“公民身份”:西方起源与中国含义

在西方语境下,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观念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罗马帝国。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概念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共同体(通常通过地理界限来定义)中一系列社会融合(或排斥)的制度安排。在马歇尔的经典划分中,现代公民身份包括三个不同层面,即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新近的理论发展已经将文化公民身份纳入了讨论范畴。比较而言,中国语境下的公民身份观念既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又受到本国特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结构性要素的高度限制,同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受制于更为广大的历史惯性和社会变迁力量。在这一推—拉作用的过程中,中国语境下的特定公民身份概念和具体实践,呈现出与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的情形。但观念和实践的落差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公民身份相关的丰富实践形式缺乏理论关照的价值。相反,这应当成为微观政治和社会研究的生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