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中庸》学思想及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杨时是理学由二程到朱熹间发展的重要人物,他的<中庸>学直承二程,尤其注重<中庸>未发已发说和"诚"的思想.其政治目的在于批判王安石荆公新学,但其<中庸>思想并未完全摆脱新学影响,且受到佛教禅宗影响.     

唯识学“刹那”义在近代的再中国化——兼论唯识学、儒学与西方哲学的交融

唯识学“刹那”义对近代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受支那内学院影响的哲学家熊十力、李石岑等人,他们都认为宇宙万物,包括心识或心性都是“刹那灭”的或说刹那生灭的,这是唯识学种子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内学院重点宣扬的唯识学的特色理论之一。不过,熊十力等新儒家认为这刹那生灭的宇宙是刚健有为、活活泼泼的,他以《周易》的“生生”之义赋予在这“刹那”义上,从而归宗到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立场上去了;而李石岑则以“刹那灭”义诠释人生之“生”,用唯识学接引了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强调刹那变化的人生背后有着一种创造的意欲,这便偏离了唯识学而更接近柏格森等人创造的进化论了。“刹那”义曾是这些知识分子建构近代形而上学的“共同知识”。     

论船山唯识思想中的“阿赖耶识”问题

与传统唯识学的虚妄“阿赖耶识”说不同,船山的“阿赖耶识”是从发生学意义和体性的角度来看待其真实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唯识学对“阿赖耶识”的定位,实现了对唯识学的全息性的诠释和创造性的解读。     

唯识学三自性的语言学释读

语言学与唯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唯识学三自性是一个新颖的角度,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唯识学的认识,并可由此提供一个诠释中国古典语言学观、文论观、哲学观的新途径.     

《郑笺》对《诗集传》的影响

<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代表著作,人们习惯把<郑笺>与<诗集传>对立起来.但不难发现<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朱熹<诗集传>都产生了影响,<诗集传>对<郑笺>的继承较为全面,而最为突出的是,继<郑笺>文学质素的挖掘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对<诗经>进行文学诠释,此点成就最大.     

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

对清代<公羊>学的开创人,学术界有庄存与说、孔广森说、洪亮吉说.洪亮吉为是汉学家,根本不可能成为清代<公羊>学的开创人.尽管<春秋公羊通义>出版时间远远早于<春秋正辞>,但孔广森是庄存与的弟子,他的<公羊>学即来自庄存与,清代以、<公羊>学精神讲<春秋>的第一部著作是庄存与的<春秋正辞>,而不是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庄存与才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     

《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推出“唯识学研究”专栏

《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做了改版,改版后的第1期刊登了一组唯识研究的文章,并配发《编者按》:“唯识学是中国哲学史和佛教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其体系之庞大、范畴之丰富、学理之严谨,在传统学术中并不多见。对唯识学的研究,虽在唐代和近现代有过短暂的热潮,但终因其难度过大,而长期显得较为沉寂。目前,此领域中已出现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许多学者(包括已毕业和在校研究生)也将研究的视野投入到此领域,研究力量正在集结。本组论文正是这些最新研究的一部分成果,主题包括唯识哲学、唯识思想史、唯识宗教实践等方面。希望此组论…     

欧阳竟无与“唯识古、今学”——20世纪汉语唯识学史探微

在20世纪唯识学史上,"唯识古、今学"之说首先是由欧阳竟无提出来的,但其论述始终局限于汉语佛学文献,且对唯识古学和今学的辨析依附于其"法相、唯识分宗"的论断。欧阳竟无的弟子吕澂对"唯识古、今学"的观念做了系统的文献学分析和教理分析,将"唯识古、今学"建立为一种全新的学术论断。吊诡的是,欧阳竟无的"唯识古、今学"本是以玄奘译籍为基础提出的,其论析处处贬斥真谛译籍及其学说,吕澂的"唯识古今学"却批判地分析了玄奘译籍及其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吕是欧阳竟无佛学的批判的继承者。     

意识形态:马克思的立场与诠释

在分析和批判以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和使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站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揭示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的立场上,对意识形态的真实根源和阶级属性、意识形态与科学理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诠释.     

论王船山《诗广传》的诗礼乐思想

<诗广传>是船山<诗经>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展现了船山哲学、政治、伦理、历史及文学等领域的思想观念.但学界普遍比较关注<诗广传>的历史哲学及其在明末<诗经>文学化倾向背景下的诗情观念,对于<诗广传>所体现的儒家哲学、伦理美学内涵则多有忽略.从诗乐达情、音容之灵、礼乐通神三个方面来考察船山如何创造性地诠释儒家诗、礼、乐思想,可弥补<诗广传>理论诠释的空缺,为理解船山<诗经>学提供某种视角.     

不可轻忽的唯识学之“总识”思想

唯识学是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共同关注的大乘学说,研究唯识学不代表我们赞成其唯心主义主张,而是从哲学研究的视角来探讨其理论形态,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国佛教的唯识学在传统上主要研究"八识"的分识说,然而在这个传统之主流下,还有一个潜流,那就是唯识学的"总识"理论,该理论没有形成学派和宗派,但透过历代翻译家的传译,我们可以看出"总识"思想一直被传播着,只是"总识"思想被轻忽了。"总识"思想是以佛经为载体被历代翻译家一遍又一遍地传诵着,其代表经典就是后玄奘时代的《大乘显识经》。该经阐述了"总识"是清净、无染、遍在的存在。     

体用与性相--略论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继承与改造

熊十力哲学是通过对大乘佛学的独特诠释建立起来的.这种诠释的根本特点,就是以体用解释性相.对于大乘佛学来说,性相问题是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无论是大乘的空宗还是有宗,都是从存在论的"真"、"妄"分别的立场来说明法性、法相及其相互关系的.但华夏文化传统是以体用-元为其基本思想构架,故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往往也把这作为诠解印度大乘佛学的出发点.这种诠解必然包含了一种思想语境的转移.故空有二宗的理论在传入中国后,都被融入如来藏思想的系统之中了.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阐发,也是以体用一元为出发点的.熊氏的体用论是一种生存论的体用哲学,它主要来自于<易传>,实际上是以易解佛,同时也是以佛解易.这种解释实质上是把问题从存在论转移到生存论领域.     

《春秋纬》的过度诠释:孔子神化与经典臆说

<春秋>经本来非常简单,<公羊传>和公羊学通过"以义解经"生成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春秋纬>进而通过孔子神化与经典臆说成为经典过度诠释的范例.尽管过度诠释可能会实现意义再生,但离开事实根据和经典本义的诠释毕竟让人觉得远离真正的学术探讨,不可避免沦为随意想象发挥和主观任性臆断.     

论汪瑗的楚辞文学研究

明人汪瑗以文章学视角观照<楚辞>,从理论上诠释了其中所涉浪漫特质之深蕴,提出"寓实寓虚"说,并立足文本系统归纳其篇章命名方式,全面审视<九歌>的篇章构成,还从接受角度考察了其文学影响问题,得出诸多新论,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私人生活》的存在与虚无

陈染的<私人生活>是一个女性对过去的生活现象所做的一次本质还原.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即是对存在的诠释过程.在对他人的感知诠释中,作者发现并验证了此在的存在意义,这是<私人生活>的女性价值.在存在面前,存在者是自由的,她的自由是存在判定的.     

新儒学"成己"旨趣与易学诠释

传统中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内在的含有"成己"旨趣,即从当下的自我做起经由学、行工夫,证到个体本有的灵明道体,前者称为工夫论,后者称为本体论.在新儒学思想中,这种最终证成的境界即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圣人境界.与此相应,<易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思想表述,与新儒学这一境界的追求是一致的.基于此,<易传>这一主题表述为新儒学初创阶段的儒者在阐发新儒学时所倚重,尤其是新儒学在阐释其形上道体时,更多的通过对易道的阐发而展开.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诠释理路上看,易学诠释与新儒学的"成己"旨趣是一致的.     

从义例到理——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的发展

对于<春秋>的诠释,历代学者都是秉承各自家法,遵循一定的义例进行.义例发展到后来,更是繁密庞杂,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严重影响了<春秋>学的发展.胡安国时代,由于时势变迁,社会需要,理学思想开始流行,影响并改变了<春秋>诠释的传统.胡安国正是适应这种变化,将理学的核心概念作为诠释<春秋>纲领,结合当时的时势,阐发<春秋>的新的大义思想.并通过时理的阐发和运用,极大地发挥<春秋>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使<春秋胡氏传>体现了宋代解经的鲜明特征,从而获得极大的成功.     

《论语集解》何晏注初探

在何晏<论语集解>中,何晏自己所加<论语>注文极具汉魏注经的两面性,充分显示了何晏<论语>注由两汉经学<论语>向魏晋玄学<论语>的过渡性特色:从注经风格上其基本属于汉注系统,但不乏重义解的魏晋新学风:何晏既承袭了汉儒注经的重字词训诂、稍讲阴阳五行,又决不征引谶纬;更是在其少部分注文中偏重义解,不过其大多数的义理发挥又不离字词训诂;从汉晋间论语学的前后走向看,何晏<论语>注透露了一些玄学信息,将一些儒学观念初步玄学化,更规定了以后魏晋<论语>注经的主要发展方向;若具体到其<论语>注与魏晋<易>、<老>、<庄>的关系,何晏则较为系统、全面地以三玄之学注解了<论语>,并有意使其玄学化.     

论物权法上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虽然难以界定,但物权法上公共利益之诠释仍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虽然以程序决定公共利益几乎已成为学界共识,但怎样诠释仍纷争不断.<物权法>之不诠释公共利益,无法发挥规范公权力行使的目的,很可能导致不可意想的结果.面对公益征收过程中严重的混乱局面,对公共利益之具体诠释应当采取较为严格的程序要求,在<物权法>配套法律法规上概括规定公共利益的基本条件并确立相应的程序性规定,不失为在现阶段完善公益征收制度的最佳选择.     

简述"新唯识论"思想体系及其意义

熊十力是中国现代具有代表性的原创性哲学家,以<新唯识论>体系奠定了他在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的核心地位."新唯识论"思想是熊十力先生数十的结晶,其改造佛学、自创体系是有一个过程的.其在本体论方面,接受了唯识宗的"万法唯识"思想,认为"识"或"本心"乃宇宙之本体、万化之根源.同时,在对唯识宗的阿赖耶识和种子说的层层破斥基础上,熊十力建立了自己"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并由此出发建构了独具创意的"翕辟成变"的宇宙论和"性量分殊"的认识论.三者合乎逻辑地构成了熊十力"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框架,同时也奠定了熊十力"新儒家"的学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