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舒城地区水旱灾害及其成因

明清时期舒城地区的自然灾害以水旱灾害为主,以后期多于前期、水旱灾害交替出现为特色,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除了气候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外,过度开垦山岭、无序修筑水坝、圩堰所造成的严重的水土流失、河道淤塞也是导致水旱灾害发生的重要方面。     

明清时期陕南农业商品化发展及其成因

明清时期是陕南农业商品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陕南地区的全面开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粮食产量的提高以及以农副产品、林副产品为主体的手工业的发展,陕南农业商品化出现了兴盛的发展势头,无论在内容上、规模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较早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对陕南农业开发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及其原因

明清时期在全国蚕桑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下 ,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却得到了长足发展 ,种桑养蚕已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和经济来源。这一时期蚕桑业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 8世纪前蚕桑业仅局限于太湖以南和苏州府的部分地区 ,1 8世纪后 ,扩大到太湖以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巨大的经济利益、国际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及便利的地理位置是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原因     

明清时期陕南移民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明清时期,随着全国性人口膨胀和封建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大量移民辗转来到陕南,从而掀起了陕南地区农业开发的高潮。但是,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开发的盲动性,致使陕南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较大破坏,影响了陕南的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     

论明清时期义学的办学机制

为了给当代民办教育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利用明清政府文件与地方文献资料,采用综合分析归纳的方法,对明清民办教育中的义学从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和运作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地考察,说明民办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官民合办:明清时期莆田地区农田水利管理模式

明代以前莆田境内的农田水利事业有官办和民办两种独立的形式。进入明代,莆田境内的农田水利管理模式有向“官民合办”发展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官办农田水利管理由乡绅群体负责,同时民办农田水利木兰陂的管理工作由官府接手,官府与乡绅群体在实现农田水利管理的过程中建立了稳定的合作机制。明清时期莆田出现“官民合办”的农田水利管理模式主要受到各工程灌区内“水利共同体”的影响。具体而言,官办农田水利灌区内出现的“用水集团”及其水利共同体组织虽有能力对工程实现有效管理,但实际操作中仍需要官府的协助;民办工程木兰陂陂司的解体标志着灌区内成员“用水协作”的瓦解,而官府接手木兰陂管理后虽建立起官民之间的沟通机制,但并未实现对灌区内新旧成员“用水习惯”的重构,原有水利共同体同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明清时期宁夏地区水神信仰探析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与水息息相关,尤其在古代农业社会,水量的充足与否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歉,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存。明清时期的宁夏地区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水神信仰多元化,包括自然神、龙神、人格神。在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水神信仰呈现出神灵种类多样性、信仰阶层广泛性、南北方明显差异性、政治色彩浓厚等特点。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生产技术研究

基于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苏、松、常、杭、嘉、湖六府)的文献资料,从土地整理、育秧与移栽、施肥与灌溉、耘耥与烤田等四方面考察了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研究表明,这一历史时期太湖地区稻作生产呈现精耕细作深入发展,广泛使用人力以代替畜力,技术以长期经验总结为主要特点,这些发展特征是由于人口压力、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共同作用造成。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士民义举述论

明清时期,雷州士民的义举表现在资助族人度过难关、对身陷困境的乡邻施以援手、让利施惠于人、为人申冤化解邻里矛盾纠纷、灾后义赈、捐资兴教助学、为民请命除害等方面。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儒学教育的深入普及、雷州地方官及本地义士义举的示范影响、官府对义举的表彰及民间对义士的推崇等,都推动了义举风习的形成。明清时期雷州地区士民的义举对地方社会民生有着积极意义。     

明清时期关陇音乐艺术发展迟缓原因探析

清时期关陇地区的音乐艺术种类颇多、内容繁杂。然而和中原内地相比,其发展速度迟缓、流播范围比较狭隘,以及对传统艺术文化的影响力有限。究其缘由,和明清时期关陇地区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联。     

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社会的城市化特征

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空前兴盛.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其社会形态也发生很大变化,在居民结构、社区布局、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征.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方法及其现代承传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格局主要由传统的文献学手段、晚明以降的评点式研究、思想评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等方法所支撑。20世纪初以来,现代意义上"水浒学"的形成与丰富,虽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种种西方理论方法的引进与采用,但传统研究方法的优势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在《水浒传》的成书、本事、版本及作者等方面,传统的文献学手段依然是最主流、最有效的途径;序跋式批评则在现代《水浒》传播中蜕变为"出版说明"、"前言"、"编者的话"等形式,仍旧发挥着"批评"的功能。20世纪初以来的《水浒传》研究多次被卷入政治斗争,其实也与明清时期《水浒传》思想评论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

镇江因长江、运河之利,商业向来发达.明清时期,镇江地处江南两大经济中心--苏杭和南京之间,商业发展受到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的辐射和影响,镇江发展成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的区域中心市场.中转贸易、米粮业、丝绸业、木材业和水上客运业是明清时镇江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区域中心市场,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在江南商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中转贸易的特殊性、本地商品生产水平和手工业水平的限制,与苏杭、南京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相比,镇江商业水平逊色不少,影响了近现代镇江商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的水环境

水环境的变迁与珠三角城镇群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水环境影响城镇的经济发展。由于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人们按照自己的观念意识与实际需要塑造着和影响着城镇的山水人文景观,积极进行水环境的治理。治理的过程同时又是社会变迁的过程。     

明清戏曲串客影响刍议

明清串客对戏曲生态发展的影响表现在:文人串客的影响主要在于舞台本内涵的提高与数量的丰富;各种独特见解又显示了串客们在曲论方面的建树;技艺高超的串客也是戏曲表演技艺的缔造者之一;下层串客的涌现又对"花部"的兴起有推进之功。串客与戏曲生态发展交互相依,很多时候是他们在维系着戏曲艺术的水准于不坠。     

试析明清小说中的“劝化”及其文本形式

阐述了明清小说中浓厚的说教色彩及其道德伦理中的因果报应、人格劝化与子弟培养等＂劝化＂的基本内容,分析了明清小说中体现＂劝化＂的主要文本形式,包括从题名上彰显劝化的思想,入话是当时表露作品劝化主旨的主要形式,巧用诗句及尾评是其劝化的表现方式。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明清小说的劝化思想和实践。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探略

影响汉口商业文化最本质的原因是地理位置。汉口处两江交汇之地又兼为九州之腹心,九省之通衢,其地利条件是商业和商业文化发达的客观基础。汉口城市的繁荣还离不开历史机遇和主观动力,这尤其表现在汉口开埠使西方商业文化渗入,传统的商业格局开始解体,从而为武汉城市的近代化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而张之洞对武汉的打造则为近代汉口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主观的动力。由于汉口城市的商业特性和移民特性,本土文化、异地文化和西洋文化熔铸于一炉,汉口商业文化呈现出五方杂处,华洋纷呈的特色。这种“大杂处”,形成了汉口对异质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城市性格,使汉口城市在近代化的转型中较少有传统的羁绊,易于接受新事物,并能随新而变,与时俱进,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东洋之芝加哥”。     

论明清传奇戏曲的特殊文体“四节体”

明清传奇戏曲特殊文体的“四节体”,打破了一人一事的传统模式,将传奇情节分为若干节段,藉以完成传奇戏曲主题思想的阐述。这一特殊文体现象的背后,隐含着时代推动与文体观念的变革,具体体现在“寓言体”创作方式的改变、传奇杂剧文体之间的破体现象、传奇戏曲叙事模式的突破等。“四节体”的出现具有文体突破革新意义,丰富了传奇戏曲文体的风貌,但同时又是文人的自我游戏之作,体现出案头之曲的创作趋向。     

明清女性结社综论

明清两代,承续北朝东魏时期“女人社”的遗风,在文人结社的风气、文学家族的教育和交际以及男性文人的支持和引导等因素影响下,女性结社现象大量出现。不同类型的女性诗社相互影响、齐头并进,各种社事活动十分兴盛,流传下来的社诗也不乏佳作。因此,女性结社对明清妇女生活史和文学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明清时期黄河流域水权制度的特点及启示

明清时期黄河流域水权制度具有以下特点:水权有一定的法律体系作保障,而且非正式的法律体系充分发展,构成水权法律体系的主体;法律严禁水权买卖,尤其是严禁不经登记的私相买卖,但水权买卖的行为在事实上又长期存在;保证灌溉用水优先,而且详细规定用水顺序和分水原则、分水办法;享受水使用权和承担水民事责任相一致;对水利管理人员严加约束,违规者受罚。这些特点对今天的水权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