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扬弃──以汉语语法研究为例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当代中国学术的一种新范型,它的初创成功对于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场涉及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科学革命,以致二者之间不再存在"共同语言"。中国文化语言学又是从中国现代语言学中脱胎而来,以致二者之间又构成复杂的扬弃关系。本文从汉语语法观、词论、句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清理并显示了中国文化语言学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间的扬弃关系,论证了中国文化语言学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研究方法、治学范型与汉语汉字不可调和之文化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分析了中国文化语言学学者之所以能够初步实现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扬弃的原因,指出了继续扬弃中国现代语言学于中国文化语言学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辨正——兼论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文化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结晶 ,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的本质性认识 ,从而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严整而正确的世界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方法论 ,因此 ,它要求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必须批判总结三类文化资源、面对两种社会现实、解决一个哲学问题。     

“返为自主国”：汉语进步论与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政治理想

近代以来,随着殖民进程的开展,西方语言学家把世界语言分为若干种类,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提出的形态三分法,其中把汉语定为最原始的语言。20世纪上半叶,一批中国语言学家提出汉语是一种最进步的语言,形态三分法乃是西人文化偏见的产物。但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因此把中国文明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这个观点的提出,既和他们谋求汉语语言学学术独立的目标有关,更和一个“独立”、“自主”、“和平”、“一切以等夷相视”的世界政治理想声气相通。它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文化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又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中国中心”的兴起,也并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简单倒置;而是中国人利用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对自己形象和世界理想的营造。     

中国文化转型过程研究之反思──兼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创造性

近年论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种种见解之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价值有不少近似的评价：“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转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第一次文化转型,这次文化转型没有成功。中间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对传统文化的重建时期,为第二次文化转型准备了社会条件。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新时期——引者注）,第二次文化转型开始了。”［’1新民主主义文化“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改造,但并未改变其基本结构模式”「’］,所以,没有文化转型的价值意义。出于相似的思路,有人论及20世纪中国文化转…     

论文化哲学研究吸收中国资源的方法论维度

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既包括观点,也包括方法;研究者迄今为止大多只关注前者,对后者则注意不够.时于今天的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来说,实际上恰恰只有方法具有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而观点不过是达到特定人生境界的研究者对特定的研究方法加以运用的产物.因此,在今天的文化哲学研究过程中探讨和利用中国资源,与进行其他方面的哲学研究一样,研究者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寻章摘句",而是实现对自己和被探讨对象的方法论自觉;只有这样,研究者才有可能真正避免"歪解歪批"而实现真正推动文化哲学研究顺利发展的初衷.     

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意识 个性化的理论探索品格：－简评《中国背景方法》

"中国背景方法"的提出,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提供了别样化的视角;为重新审视现代中国文化历程的内质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思路;为冲破"体用之争"、"中西之争"的迷雾,创建中国自己的当代学术体系的理论范型做了富有开创性意义的尝试.     

科学主义：阅读当代中国的一把钥匙——评华世平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后毛时代中国的两种文化（1978—1989）》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科学主义的争论逐渐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这可以被看作是第二次启蒙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经过近30年的理论发展。汉语学界关于科学主义的发展态势以及所持立场已呈明朗化的趋势，现在是到了系统地总结这种思潮的时候了。     

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视角与方法

五四时期,基督教文化也是新文学先驱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崇尚耶 稣的伟大人格,推崇基督教文化中的人道精神．成为许多作家的虔心追求。这些与基督教文化相关 的作家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清醒的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者。第二类为基督教的皈依者．第三类为对 教会现状不满者．第四类为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者。在理清基督教文化对具体作家、具体创作的具 体影响的基础上,还必须对这种影响作整体的观照与研究。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就理论体系本身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理论整合,其概括有利于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理论主旨和思想内涵的认识和把握;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其指导思想,其概括有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概括和提炼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成功范式,必将产生积极的示范作用.     

认同规范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兼论对深化中国-东盟地区合作的启示

东盟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地区政治稳定、推动安全合作与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积极与重要的角色。随着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在强化政治安全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同时,向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发展。在东盟社会与文化极其复杂与多样的环境下,社会文化原则的认同与规范一致是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成功的基础与前提,以人为本、社会福利、社会正义、捍卫人权、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包容与多元文化主义等现代的社会文化观念,成为建设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与重要原则。尤其值得指出,随着中国与东盟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规范原则以及实践方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借鉴,这对中国全面深化与东盟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叹词兴替与中国诗歌抒情文化的变迁——兼论新诗出现的文体史意义

叹词是一种表感叹的语气助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感叹与抒情的性质及功能相同,一定程度上叹词可以成为抒情诗的代名词,因此探讨叹词兴替可以窥见中国抒情文化的变迁。在汉语诗歌漫长成长史中,叹词在诗中“解放—束缚—解放”历程与诗歌“古体—近体—自由体”的演化过程若合符契。传统诗教对叹词的规训,是通过格律这一“毛细血管”实施的,近体格律不过是“○而不●”中庸诗教的语音贯彻形式。正因为这个原因,复活叹词、打破格律无意中成了五四新诗诗歌革命的最佳切入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人,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啊”“吧”“呀”等现代叹词,不仅促使中国诗歌实现从“客观型”向“主观型”、由“自我表现”向“信息传递”的转变,还打破了“不撄人心”的千年诗学成规,宣告了一种新的诗歌精神的诞生,具有重要的文体史及文化史意义。     

《苦闷的象征》的传播及其意义──兼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呼应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由“呐喊”向“彷徨”的时代转型,其现代性文艺思想填补了五四文学主体性理论建设的空白。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树立了现代性的文学参照。     

重建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有益探索──读《再铸民族魂──中国伦理文化的诠释和重建》

中国是一个以道德为本位的以道德立邦、立人的国家,然而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道德真空和行为失范”的现象。中国的伦理文化需不需要重建？怎样重建？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黑龙江大学柴文华教授的新著（再铸民族魂——中国伦理文化的诠释和重建》（以下简称（再铸》）,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正视当前伦理道德领域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在对传统伦理文化进行诠释,探寻其中与现代化精神相一致的即“反映人类的价值初具有现实化和未来化因素的东西”的基础上,对中国伦理精神的重建作出了有益…     

西方"福利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兼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

本文追溯西方"福利社会"理论和实践的缘起和发展.探讨了"福利社会"作为取代"福利国家"的政治改革口号;作为福利国家改革的一种理论思潮;作为福利国家的改革实践的基本内涵,同时,还进一步关注在全球化下,"福利社会"的"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和"社会质量"取向,提出一种新的社会整体性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反观当今中国社会建设及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本文从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和发展政策的整体性两个方面,提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在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均衡的多元分担机制、普遍的国民待遇、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在发展政策上的整体性:目标干预上的整体性、发展维度上的整体性和能力建设上的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