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特殊的夷狄论——试析《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观

作为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夷夏之辨。《公羊传》中的夷夏之辨凸显了文化礼仪的标准。而且在继承了先秦儒家夷夏观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更为开放的精神。它不但肯定以夏化夷、变夷为夏,而且还将违背礼仪的华夏之国贬为夷狄,予以斥责。《公羊传》中的对夷狄国家的接受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中庸》“柔远人”与先秦儒家夷夏观

“柔远人”作为《中庸》治天下国家“九经”之一，所彰显的是推己及人、兼容并包的实践智慧。它最深层次的机理在于对儒家人性论的参透，对仁爱思想的践履，从而为儒家“夷夏之辨”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总体上，先秦儒家基本秉持“礼别夷夏”而非以血统、地缘为区隔的夷夏观。“柔远人”集中体现了儒家民族思想的内核，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与思想传统。     

浅析《春秋穀梁传》的“内鲁”思想

《春秋穀梁传》中存在浓厚的“内鲁”情结。但是与《公羊传》“王鲁”、“当新王”的思想不同,《穀梁传》的“内鲁”观念首先是对《春秋》书写记录的技术性方式的客观反映;其次,“内鲁”体现了宗法秩序下血缘性的亲疏情感;再次,“内鲁”还与周公及周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内鲁”在文化意义上是对周礼精神和内容的抢救与尊重,显示出一种文化认同和政治秩序的意味。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义理呈现

《公羊传》注重“以义解经”,故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传》通过对《春秋》“立义”、“释义”、“明义”、“显义”、“取义”、“著义”、“断义”的考量提供了一个颇有特色的解答,充分突显了公羊学派所理解的《春秋》“义以为上”制作本原和“经世致用”实践本性。     

“以义解经”：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的桥梁——读《〈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

“以义解经”是《公羊传》解释《春秋》的主要方式,并因此成就了公羊学的重要标志,以之区别于《左氏春秋》的“以事解经”。“以义解经”与“以事解经”虽仅为春秋学的两种不同释经方式,但正是由于观照方式的不同,经典所呈现的意义也就大相径庭。但可能因为很多学者把“以义解经”仅当作走进《春秋》或《公羊传》的“工具”,     

近代“文明论”的兴起与清末小说中关于“文明”的歧见—— 以《瓜分惨祸预言记》和《新石头记》为例

近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大变化在于其内在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近代价值观变化的第一次大潮表现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文明论的兴起，它颠覆了中国人既往对于“文明”和“野蛮”的理解和判断，改变了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及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瓜分惨祸预言记》与《新石头记》都以其对“文明”的理解和想象来与时代对话，前者认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观，为中国设计、想象了一条通过自身主动的“文明化”来免于灭亡的途径；后者则延续了传统德本论的文明观，向往一种德力兼胜、始终由道德来统摄一切的“真文明”，并以此来超越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力本论倾向。这两种对于文明的理解和想象都存在着各自的洞见和盲区，由此可以启发我们将文明作为一种未完成的目标而非已固化的现实来进行重新理解和思考。     

社会史视域下《春秋》价值新探——以婚姻家庭领域为中心的考察

《春秋》记载了春秋列国的历史与社会生活，但长期以来其作为社会史文献的意义被经学和政治史研究掩盖了。仅就婚姻家庭领域而言，《春秋》就涵盖了先秦婚姻礼仪、婚姻禁忌以及一些仅存于当世的婚姻习俗等诸多丰富而详赡的内容，文字多达800余言，约占全文的1/20。于“亲亲疏疏”的血缘情感背景之下，《春秋》又存在刻意的文字倾斜和精心的统筹建构，于简单零散记事的背后，蕴涵着婉曲深刻的内涵。挖掘《春秋》的社会史价值，对于丰富有关先秦时期观念、习俗、情感、文化等的认识，探究建构中国先秦社会秩序力量的多样性，改变以往《春秋》学研究僵化枯燥、领域狭窄的面貌意义重大。     

论《公羊传》的阐释策略

本文主要探讨《公羊传》使用疑问句的阐释策略。文章认为，《公羊传》首先预设《春秋》的陈述是真陈述，然后在此预设基础上弥合《春秋》语言字面义和表达义的分离。为此，《公羊传》提出了《春秋》语言的各种原则，并在此原则之下引申《春秋》大义。本文认为，《公羊传》疑问句的转换实际上就是这种阐释策略的主要表现之一，从中可以启发人们思考古代经学语言的伦理特性。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刘歆的春秋学思想新探

对于刘歆的春秋学,向来认为其是左氏学,并且把其与公羊学、穀梁学对立起来。从现有材料来看,刘歆的春秋学虽然以左氏学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其排斥公羊学和穀梁学,因为可以发现其有引用《公羊传》《穀梁传》的情况。刘歆之所以推崇《左传》就在于在他看来左丘明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而《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则出于七十子之后,因此他们之间有着“亲见”与“传闻”、详细与简略的区别。这样看来,《左传》毫无疑问要优于《公羊传》《穀梁传》。刘歆对于《左传》的贡献在于其“引传文以解经”,以《左传》来解释《春秋》,使其与《春秋》经文相对应,并创造了左氏学的义理,从而使得左氏学章句、义理都很完备。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左氏学的义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春秋》的总体看法,即认为《春秋》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发展为夷夏融合。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高峰期，主要在北朝进行，代表是北魏。夷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上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地区进行，集中体现为佛像的汉化。佛教的汉化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美学的构建。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和审美文化构建两大方面。基本观念建构集中在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上。先秦儒家确定的艺术功能为教化与审美统一，此后这一认识在承传过程中发生偏移，南朝偏于审美，北朝则突出教化。在审美文化上，北朝在承传中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文化，在书法、音乐、文学、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唐代美学兼取南北而主要承传北朝美学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重新树立儒家艺术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美尽善。北朝开创的以夷夏之合为核心的中华美学在唐代得以巩固提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美学。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狱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儒学近代化的努力——康有为《论语注》思想研究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四书学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论语注》中的三世进化论体现了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社会进化论的结合;在《论语注》对太平大同世的构想中,康有为则引介了西方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近代政治观念;《论语注》中康有为对夷夏之辨的评判标准也是颇具现代特征的公理与文明。康有为立足于儒家的公羊学说,对中西文化进行融合,对儒学近代化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同时也体现了儒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以孙复的《春秋》学为中心

《春秋》是与政治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儒家经典,其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则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经为本,不曲从前人传注,以王权政治理念贯穿其对《春秋》经的解读。孙复对《春秋》中所记载的礼典之事尤为关注。他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维护王权政治。春秋后期,随着楚国、吴国势力渐强,华夷关系持续紧张。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春秋繁露》中的历史意识与道德意识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通过发挥《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在充分消化吸收先秦诸子学说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套以＂天＂为基础的宇宙本体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思想体系。在这套系统而完整的思想体系背后,贯穿其中的正是历史意识与道德意识及其相互渗透、相互强化的互动关系。人们在历史里寻找道德的根据,同时又把历史诠释成道德的历史。无论是道德的历史还是历史的道德,其中都存在一个演进的规律,这个演进的规律就是天命。天命是王道的本体依据,王道是儒家的终极社会理想。     

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夷夏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主题之一。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辨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以及与他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体上看,夷夏之辨不仅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反而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鼓荡,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愈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     

先秦至汉初儒家夷夏观沿革综论

"夷夏之分"是历代儒家都有所探讨的重要问题。而因时代不同、社会环境有异,先秦至汉初的儒家夷夏观呈现出与其历史背景相适应的不同特质:其经者、常者,在正己、正君心、人君自正;其权者、变者,在时世之别、夷夏之判、华夷可易。此时儒家之夷夏观并非狭隘自守、盲目排外,而是在保有自身文明根柢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