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价值效应——基于制度同构压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价值评估理论与制度同构理论,以沪深A股2013—2019年火电与采矿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关系,并进一步检验制度同构压力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U型关系;强制同构压力、模仿同构压力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规范同构压力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异质性制度同构压力条件下,建议政府建立健全碳信息披露制度和机制,媒体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和宣传尺度,上市企业动态调整企业碳管理战略,以发挥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提升的价值效应,实现环境价值与企业价值双赢,推进“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8—2022年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提炼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市场价值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论为：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通过异质性分析可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低技术活跃度企业的市场价值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第三,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来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     

"能说就要说"还是"能不说就不说" ——自愿性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

外部融资约束和内部代理冲突是制约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降低二者对创新的不利影响需要高效的资本市场和互信的股东与经理层关系,这有赖于企业充分的信息披露.利用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探究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并从声誉效应、 治理效应和安全网效应三个方面深入研究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影响机制是自愿性信息披露可以显著减轻企业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声誉效应和治理效应),降低CEO离职业绩敏感性(安全网效应),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三种影响机制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国有企业政策工具性和垄断性特征有关系.     

中国企业的组织学习实证分析

本文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正迫使企业对自身的行为和传统的机制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通过组织学习来谋求生存和发展是企业在改革实践中寻找到的一条必由之路。文章在对全国百多家大中型企业实证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中国企业组织学习的基本情况，概括和总结了组织学习的推动力、促进和障碍因素，以及企业文化、组织结构、信息和信息传播等决定企业组织学习的深层次因素     

企业学习力辨析

企业学习力是企业组织通过"学习",克服前进阻力,保持自创未来优势的发展力;从我国对企业学习力的研究现状看,还存在对其内涵和特征把握不够准确等问题;应该从企业学习力的对象阈限、本质属性和价值原则等方面,重新认识其概念;对企业学习力的评价,关键是要建立价值主体对象化和价值客观主体化的机制及科学的方法论思想基础。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的价值

基于企业价值创造视角探讨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成立的经济效果,探索了提升试点公司运行效率和质量的路径,为国资管理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经验依据。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1-2020年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所投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的行业企业、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试点政策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法分析影响机制发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公司治理、薪酬绩效和流动性支持渠道提升企业价值,其中,流动性支持渠道的影响相对较大。     

以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跨国企业获取技术、资源、信息和市场的重要途径,并通过边际产业转移、进出口贸易创造、逆向技术溢出以及市场竞争效应促进母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GVC）。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和绩效特征,利用前后向产业关联GVC参与度指数对出口与产出数据中的国外增加值进行测算,刻画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研究发现,中国OFDI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企业OFDI的GVC攀升效应没有充分显现,GVC分工相对地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必须依靠原始创新掌控全球价值链,加快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构建安全自主的国际循环新格局,加快完善制度型开放体制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基于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显示：与对照组企业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显著地促进了实验组企业的成长。机制检验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投资支出率的提升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两条路径来促进企业的成长。异质性分析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不论是低年龄还是高年龄组的企业成长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此，在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应进一步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加强对小规模企业和劳动生产率较低企业的帮扶，以实现对企业成长的积极促进效果。     

论三大投资主体投资行为机制的约束和掣肘

从我国现阶段投资运行考察,若撇开占社会总投资份额相对较小的外资和个人投资,则投资活动基本上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大主体承担的。因此,分析三大投资主体的各自行为机制及其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它们之间业已存在的摩擦,无疑有助于政府对投资运行的宏观调控。一、中央政府投资行为机制及其制约因素在计划和市场双向调节方式下,中央政府的投资行为机制较之传统经济体制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     

产融结合与企业创新投资

产融结合对于缓解企业外部融资或信息不对称困境,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融资约束理论与协同效用理论视角,针对产融结合与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进行了系统探讨。在选取2010—2014年期间八个高端制造业子行业4029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基础上,通过系统GMM回归实证分析了产融结合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对创新投资产生正向影响,且在知识产权发展程度较高、产业聚集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种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但企业规模效应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为企业通过产融结合促进创新投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风险企业的治理特性分析

风险企业是指风险投资人和创业企业家共同组建的有限合伙企业，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制度相比，风险企业在企业生长、组织形式和经营战略等方面均具有显著的特点，因而也需要特殊的治理机制。风险企业的治理特性表现在如下方面：实行参与型投资、强化信息披露、采用分阶段多轮投资策略、规定限制条款、选择有利的投资方式和以股票期权作为主要激励手段。     

绩效反馈对双元数字化战略选择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是数智时代企业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研究如何选择恰当的数字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绩效反馈理论及组织双元性理论,以2013—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绩效反馈对企业双元数字化战略(探索式数字化战略与利用式数字化战略)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两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历史期望差距对企业的双元数字化战略选择有显著影响,期望差距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利用式数字化战略。技术不确定性和需求不确定性削弱了历史期望差距与企业选择利用式数字化战略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内涵,从自身绩效变化角度揭示了企业数字化战略偏好的内在机制,为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及政府制定相关激励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企业核心能力信息披露研究

企业披露核心能力信息主要有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资本市场的要求、企业自身不断发展等三个方面的动因。我国上市公司核心能力信息披露具有对内外信息披露相结合、突出风险及风险管理能力、以披露无形资源信息为主的特点。企业核心能力信息披露主要包括企业战略管理能力、价值识别和分析能力、价值实现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创新管理能力、组织整合能力。企业核心能力信息披露方式主要有增加表内确认项目与表外补充说明相结合,编制单独核心能力信息报告进行披露和采用其他信息披露形式。     

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的获得机制分析

学者们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的计算结果差异较大,研究方法或忽略了教育成本因素,或过于主观化,甚至存在着系统性错误.为了真正获得研究的政策价值,必须对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的获得机制进行系统分析.高等教育同时通过生产效应、筛选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投资和消费作用使个人和社会获得额外的收益,而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又对高等教育收益状况产生重要影响.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的价值在于为家庭理性选择提供指导,调节教育本身的供求矛盾;社会收益的价值在于促进一国短期和长期的经济稳定发展,基于此,处理好物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才是关键.应采取的举措为:明确高等教育的生产效应为高等教育利益获得机制的根本,坚持稳步适度发展的政策;强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使文凭成为有效信号;加强"处理不均衡状态能力"方面的教育;正确对待高等教育投资和消费作用;增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关于中国汽车行业FDI对内资企业影响的分析

20多年以来,我国汽车产业通过与跨国公司合资、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示范和市场竞争等途径对内资汽车企业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汽车行业内资企业的总产值和外商资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一方面归因于外资企业凭借技术和管理优势挤占了内资汽车企业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归因于技术扩散过程中,内资企业由于技术差距、自主创新不足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外资技术不能被有效地消化吸收.为使我国的内资企业能够有效的吸收FDI的技术外溢,需要政府加大对内资企业的投入,为内资企业搭建接受技术外溢的平台,支持内资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及提升模仿强度.     

日本企业的对华竞争新战略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中日两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应对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本企业已经逐步放弃了产品差异化战略,正在积极采取对外投资重点的转移、与中国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实施商品加速更新战略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竞争战略。     

实施差异化战略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企业必须站在顾客的立场上提供顾客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实施差异化战略,构筑企业竞争优势。差异化战略的内容包括:产品差异化、市场差异化、形象差异化和服务差异化。实施差异化战略存在风险,企业应以提升顾客价值为出发点,不断创新,以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     

网络化市场的信息规则和企业边界

网络化市场存在这三个信息规则正反馈、非兼容性、锁定效应,它们使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发生很大转变,从而改变了经济学理论所规定的企业边界.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脱实向虚”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在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作用明显，但其能否有效避免企业“脱实向虚”仍待检验。本文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投资，并且呈现出“结构性”调节特征，对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回归实体的引导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改善实体盈利能力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此外，有效合理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数字政府发展环境均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去金融化、破除“脱实向虚”难题提供可行路径，并为完善金融发展、发挥数字合力提供政策参考。     

兼容性标准的经济分析述评

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很多产品的消费具有网络效应特征,从而产品的兼容性标准与企业绩效、社会福利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本文在界定网络效应和兼容性标准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基础上,评述了与兼容性标准的价值、形成机制及标准演化相关的研究文献,试图厘清研究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包括标准战在内的市场机制能否自发形成兼容性标准;进行合作研发的企业联盟、标准化组织或公共部门对兼容性标准形成过程的干预能否弥补市场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