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即人学论

人谓“文学即人学”,其实“史学亦人学”。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学家创造了历史学,人既创造历史也创造历史学,历史学毫无疑问是人学。这里的“人学”,首先涉及历史学家之“学”,即他的主体修养问题;其次则蕴含史家面对历史时须以人为本。     

历史剧的“戏说”与历史“诗意”的构成——汤显祖和“雪中芭蕉”的启示

汤显祖《牡丹亭》被改编演出而引发的“沈汤之争”,反映出争论双方美学思想的尖锐冲突.沈璟崇尚戏剧艺术的形式美学及历史剧的“真实”原则,而汤显祖则要打破形式主义束缚,以主观抒情和审美意象突破史实的局限而追求“神似”.这一争论引发我们对历史剧创作中“史实”与“诗意”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历史剧在坚持整体架构符合历史史实的原则下,象征意象的意蕴美与精心虚构生活细节的诗意美,是构成历史“诗意”的两大途径.在历史真实的基石上,意象的选择、“诗意”的浓淡与格调,则决定着历史剧创作不同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最终形成各种流派.在网络时代,历史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的一种元素,由此,影视剧创作中的“历史”与“诗意”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呈现出新的格局.     

后现代史学理论述论

后现代主义的逐渐兴起给现代历史学的合法性所在特别是其所主张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引起许多历史学家的不满与反击;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还是有巨大贡献的,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历史书写中不很为人所知的面相,挑战史家去重新检查他们自己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也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历史、对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理解。但也有其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史家在实践中不可能完全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宣称来研究历史,现代主义的史学观念依然有其生命力,它与后现代史学理论完全可以互补长短、相得益彰。     

海登·怀特"实践的过去":概念、内涵及观照

“实践的过去”是海登·怀特借用自英国观念论哲学家奥克肖特以思考历史学之用的一个概念。不同于“历史的过去”意在获得精确的历史信息,人们运用实践理性来构想“实践的过去”,以便为当下行动寻求历史依据。怀特指出,在实际的史学中,“历史的过去”与“实践的过去”并非泾渭分明,任何历史书写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实践吁求,或意图证明当下,或尝试选择未来。通过“实践的过去”,怀特呼吁职业史家接纳诗性眼光和哲学性的自我反思,承担起作为史学家的职责,书写一种能够为当下行动提供启迪的历史,化沉重的历史负担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实践的过去”突显了怀特的人本主义历史观。     

论社会生活的历史书写--读夏日新著《长江流域的岁时节令》书后

人是通过创造社会生活的间隔来创造时间的.岁时节令乃是中国人社会生活时间体验的方式.对这一生活方式的历史书写抉发社会活动反映其内蕴的历史价值意义,使得社会历史变成与人类个体生活相联系的现实生命力.史家在历史书写中须经具体考察与对社会记忆的整理,发现史料中蕴藏的史实.历史书写中史识的表达要在钩玄提要,理解归纳民众世代相沿成习的,既具有历史性普遍化的岁时节令形式特征又能表述具体性地域化的节日节目实施内容,揭示其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论文以书评的形式表述了上述观点.     

“重写历史”刍议

此文认为历史学是史实的客观性和史家的主观表述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所有的史学成果都带有主观性，相对性，没有一种历史学是终极的历史认识，历史被不断地重写是史学发展的规律。在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史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从沿续几十年的历史学“定本”中找不到他们所关怀的问题的答案。史家应顺应时代的需要，承担起“重写历史”的使命回应社会转型对史学改革的呼唤。重写历史的关键是重构历史理论，重新审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用新的历史观念编写新的历史著作     

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港台历史学

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是二战后国际史坛的大趋势。本文拟就二战后港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史学相结合的情况作一简单评介。首先，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这是港台社会科学与史学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对这二者所应具之关系，大致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被称为“采借论”，另一种被称为“整合论”。主张“采借论”的人认为历史学应当广泛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帮助史家建立搜集和整理组织史料的一些架构，提示组织史料的重点，为史家提供较为新颖的课题，促进史家对史实作部分或全面的归纳，并有效地解释历史事实，从而系统地进行…     

史学与史家──《史学新论》之二

史学与史家︽史学新论︾之二田昌五一历史学是在历史学家的作坊里完成的，但历史学家的创作场景并不在历史学家的作坊里，而是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包罗万象，就看历史学家如何取景进行创作了。历史学有不同的范型，不同范型的历史学首先是由历史学家如何取...     

汉赋的文运与史述

汉赋文本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以骋汉势,明汉统,建汉德,成就“一王法”的文学化书写。汉赋中“游猎”“郊祀”“京都”三大题材,无论是因楚风、变秦气的创作技艺,还是聚焦历史事件,如“削藩”与“抗匈”,均可观觇其笔力与气象。前人以“体国经野”评汉赋,缘自其描写汉业与汉礼以明汉统,特别是宣、元以后,赋家对汉统的担忧与赞述,又转向宫廷内“戚宦”干政的焦虑;而赋家重视“汉统”,外现为“汉势”,内敛在“汉德”,是缘饰经术的反映,并根植于两个历史节点,即秦亡教训与王莽篡统。赋家论“汉势”,首在武帝功勋（功德）,论“汉统”则溯高祖开辟创建（天德）,而通过赋写“过秦”与“非莽”,又聚焦文帝的仁治（俭德）与明帝的礼制（礼德）。反思汉赋“一代文学”说,其实是文体论的“窄化”认知,倘关注文运与史实,可发现其“一王法”的礼仪书写对后世的影响及价值。     

历史书写中的真理、客观性和证据

之所以引入广义的实用主义路径,旨在阐明真理和客观性在历史学科中的作用。历史学并不需要一种新的真之理论,但有必要借用理论术语来分析历史研究中真理概念是如何被理解和使用的。所谓真理是指历史编纂学意义上所确认的一个认识论术语,而客观性是指根植于特定的同时代科学共同体(职业历史学家群体)中的一种认知美德。这一论证主要按照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来展开:首先,提出历史书写中的实用主义"真之约定"观点,论述历史之真的诸条件取决于历史话语的施为之力;其次,主张真之约定是由史家同行来担保的,换言之,历史书写中所宣之真并非取决于史家与实在的直接关联,而是基于诸如探究方法、认知价值和认知德性等学科共识;最后,建立历史书写中真理与证据之间的明确关联,论证"真之约定"是以对史家手中所得证据的批判性分析为根基的。     

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重点涵盖四组基本问题,即历史学中的"史实"真理性问题、解释问题、预言问题和客观性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本文将这四组问题与科学哲学中的同类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一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中共同的基础性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历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就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启示——与葛兆光先生商榷

本文针对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中对后现代历史学的评判提出了商榷意见 ,认为后现代历史学并非是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 ,而是说历史即文本。作者指出 ,即使将真实存在的“过去”作为历史最后的边界和限度 ,这种“过去”同样体现为文本 ,后现代历史学因此具有理论的自恰性。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人生悖论的一种不可能成功的反驳 ;尽管如此 ,它对历史与人生的深刻洞见却是无法否认的     

中西史学的结构性差异

中西史学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差异。西方史学在结构上体现为主客体因素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领域的二元对立,其结果是在历史学的实践与理论中产生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与此不同,中国史学内部则呈现为修辞、史实、思想在史著、史家以及史法方面的三元统一,其结果是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求真、求善与致用相互一致。中西史学的结构性差异,源于中西文化传统中的两种不同二分法,它是中西思维方式乃至中西文化类型差异的具体体现,二者不存在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相反有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可能。正确评价中西史学的成绩和贡献,综合吸收两种不同史学传统中的丰富养分,有助于深化当代历史研究,推动当代历史阐释学建构。     

“春秋笔法”与《国语》历史书写

"春秋笔法"是通过遣词用语来表现"褒贬善恶"的一种历史书写方法,故古人对"春秋笔法"特征的概括,历来有"一字以褒贬"之说,旨在强调"春秋笔法"这种语约义丰的修辞特色.《国语》通过历史时间的取舍剪裁、语言措辞上的字斟句酌、史实的详略安排来体现人事的褒贬,所秉承的正是这种史家精神与历史书写方式.     

笺证太平天国历史的力作——《太平天国史实考》读后

弄清历史事实真相,是对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我国考据之学源远流长,硕果累累。唯近些年来,考证却被一些人认为是“雕虫小技”而遭鄙视。史式教授积数十年之功力,就太平天国史上许多隐而不显以及被曲解或费解的史实,择要进行考证,以《太平天国史实考》为书名,收集50余篇考据文章,由重庆出版社刊行,这无疑为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增添了牢固的基石。 笔     

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

西方历史学在 2 0世纪后期面临萎缩的窘境 ,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其影响已经体现在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程设置中 ,后现代主义理论应当为这种尴尬局面承担重要责任 ,而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一点缺乏反思。后现代主义者对政治观念的过分倚重和某种程度的滥用 ,既使其对学术活动的攻击不合时宜 ,又使其在社会批判和历史学批判中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建设性。《保卫历史学》和《历史的真相》为处于继承传统和应对挑战两难境地的西方历史学自身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前者看到 ,“一旦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被运用到它自身 ,其很多观点就会因自相矛盾而无法立足”。同时也是一部近年来对历史学研究方式和过程进行自我审视的力作 ,而这又得益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后者则是一部由哲学家所做出的最佳的历史学回应 ,它将传统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引向深入 ,从而使其更像是一场哲学论辩 ,尤其是在语言学层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作了有力回应 ,而其“相关论”真理观提示了针对文化理论批判的应对策略。大量历史事实的存在足以打破将整个历史学笼罩于怀疑论阴影之下的企图 ,从认识论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 ;当历史的客观性成为共识 ,历史学家的偏见就能在最大程度上被避免 ,跨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可能。对客观事实和自我批判的追?     

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

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是历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下，有必要以新的视野和新的眼光重新对它们加以梳理和界定。历史认知是人的文化实践活动，而人的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其栖身的社会环境与生活形态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历史认知的多样性，“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历史研究中永恒的图景。但是，历史认知并非漫无边际的想象，它必须受制于历史实然，必须严格限制在史料允许的空间。因为，我们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者视历史为一种虚构的存在，一种文本，而是坚定地相信，过去曾经发生过并肯定发生过，并确信我们有可能在相对真实的意义上重建史实；正是由于相信历史实然是存在的，而非后现代理论所认为的历史书写只是一种文学想象，因此，我们追求基于史料基础上的“真实”,相信“历史遗迹”比“证词”更有效，“原始”证据比“二手”证据更有效，并致力于借助“原始第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的综合、比照和分析，重新获致历史的合理性解释。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在于“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因此，诠释是历史研究的灵魂。但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特点是“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十分容易陷入“历史辉格主义”,从“过去”中发现现在，由此...     

偏见抑或洞见:海登·怀特论英国史家及其思想

海登•怀特早年受柯林武德、汤因比、克里斯托弗•道森等史家影响,但19世纪英国史家为何未成为《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研讨对象?这一疑问既涉及英国史学及史家,又关乎怀特理论中的基本假设。英国辉格派史学的变迁向历史学家提出反思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等知识论问题,也激发了怀特探讨英国史家批判实证主义的理论兴趣。怀特一方面以反讽为路径阐述了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由科学的客观性向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蜕变;另一方面,以历史主义为线索构建了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三个不同阶段,而英国却付之阙如。究其根源,19世纪的英国史家仍未产生系统探讨历史知识的兴趣。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