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公开、污染物排放与生态文明建设

可持续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课题。文章在特定的环境信息公开水平下,把企业面临的环境成本引入利润函数,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环境信息公开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我国78个城市2008—2013年的市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污染物排放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理论推衍表明,在环境信息公开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将面临更大的污染物排放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属性会促使其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助推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实证结果证实,提高环境信息公开水平对地方生态文明建设有积极影响,其中减少污染物排放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环保部约谈与环境治理:以空气污染为例

在属地化的环境管理体制下,要治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必须敦促地方政府和官员增加对环保工作的重视,为此环保部门采取了一种约谈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制度.本文针对公开约谈的25个城市,使用断点回归方法评估了这一政策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实证结果发现如果是因为空气污染原因被约谈,则约谈对空气污染有明显的治理效果,但如果不是因为空气污染原因被约谈,则约谈对空气污染就没有影响.对单项污染物的分析则发现约谈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治理PM2.5和PM10上,而对其他空气污染物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目前空气污染治理考核主要集中在PM2.5和PM10上完全一致.此外,约谈的空气污染治理效应只在短期内有效.     

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应评估

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正式实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7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对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克服环境信息披露的测量困难与内生性问题,首次考察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果,并借助数理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规范阐释。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水平,且该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和长期性;同时,减排作用会随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而呈现递增规律;此外,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其传导机制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转型和减排技术进步。为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提供了平行趋势、工具变量、安慰剂等多种方法的检验结果。本文的研究在经验上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污染治理之间关系的相关讨论,为提升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水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迅速增长时期,但区域间FDI差异不断扩大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本文尝试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对我国地级城市间FDI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发现：1993-2008年我国城市FDI数量和质量均有大幅提升,但城市间FDI差异较大,其中数量差异远大于质量差异,从FDI差异变动趋势看,数量差异和质量差异均呈下降趋势。通过面板GMM估计发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FDI滞后效应以及WTO制度变化对FDI数量和质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工资水平影响是负向的。但分时段估计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工资水平与FDI项目规模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工资水平提高有利于提升一个城市利用外资平均规模,第三产业比重显著影响FDI数量规模。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FDI城市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主要集中在部分城市,其在城市间的分布呈现出均值左偏的特征。针对FDI在城市间分布不具备正态性且存在较多离群点的问题,运用一般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1994-2012年影响FDI在中国287个城市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和潜力、制度质量、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当地竞争环境都是影响FDI城市分布的重要因素。同时,各因素对FDI影响程度随FDI城市分位的变化而变化。市场规模与潜力、政府效率、人力资本对FDI的影响随分位点增高有明显下降趋势,而基础设施对FDI的促进作用随分位点增高而上升。     

浅谈政府信息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首部有关保护民众获知政府信息权利的法规。对于实施政务公开已有10多年历史的中国政府来说,这意味着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     

经济增长、FDI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以浙江为例

本文在构建与计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存量FDI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FDI对浙江省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增长、FDI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FDI有益于环境质量改善，经济增长却加剧了环境恶化；FDI、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均不利于环境质量，且前者影响力度更大。FDI、经济增长都是环境质量变化的Granger原因，且短期内环境质量的变化是由FDI和经济增长共同作用所致。     

信息公开背景下政府信息增值利用探析

文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为背景,从信息公开的困境分析出发,揭示了政府信息增值利用的必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对增值利用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一条融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种方式合作共济的增值利用模式,并对于政府信息的定价策略和价格管制进行了展望,以加强对增值利用的监管,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谈统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现状与问题目前,我国的统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还很不健全,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主要服务于政府和政策研究机构,而在其他领域的作用发挥有限;另外,由于缺乏透明度,统计数据的权威性备受争议,甚至存在行政干预的现象。我国《统计法》是沿用1993年修改的版本,在对有关统计信息披露制度方面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已不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要求,主要表现在:(一)公开获得的统计信息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 T O,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作为重要信息源的统计信息,日益需要具备与国际同类数据和信息的可比较性。然而,在当前的披露制度下,我国…     

环境信息不对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与企业环境治理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本文以2013-2016年深交所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环境信息披露较差以及本地子公司较多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的环境治理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考察实地调研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路径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推动了企业环境治理的资本市场监督和媒体监督。本文的研究验证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拓宽了实地调研经济后果的研究领域,对于深入理解并推动我国企业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机动车限行政策能否有效改善西安市的空气质量?

西安市空气污染问题已经严重阻碍"大西安"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但目前鲜有文献对其机动车限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进行系统且严谨的识别。通过收集2016年西安市机动车限行期间的空气质量指数(AQI)数据及合成空气质量指数的单项污染物浓度数据,应用描述性统计法、单差法、断点回归法与双重差分法等分析方法,对西安市机动车限行政策对西安市空气质量指数及单项污染物浓度的实际影响进行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研究发现,除臭氧(O_3)指标外,空气质量指数及其他单项污染物浓度并没有因为机动车限行政策的实施而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机动车限行政策的实施虽不能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程度,但可以相对减缓空气污染进一步加重的速度。     

基于面板门限模型检验FDI列企业创新能力的非线性效应

文章通过使用面板门限模型验证了我国29个省市的FDI对各自省市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限特征。结果表明，随着地区FDI流入量的不断变化，FDI与东中西三个地区企业创新能力形成之间均呈现具有明显门限特征的非线性关系。在东部地区，FDI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形成始终存在着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特征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FDI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均具有短期抑制和长期培育效应，在西部地区,FDI的培育效应并不显著。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为我国企业获得FDI的溢出效应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支持,因此需要一种更灵活的方法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与溢出效应的关系。文章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作用,并且尝试研究金融发展水平与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对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存在明显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但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低下,不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FDI的溢出效应才开始增强,说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基于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公开制度的对策思考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有效的证券市场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而上市公司信息公开制度则是这一原则的充分体现.它是指凡影响股东、债权人或潜在投资人等信息使用者对公司的目前和将来作出理性判断的、影响其决策行为的信息,都应按照规范的标准公布于众.     

石嘴山市环境问题、对策与建议

2004年7月13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2003年度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管理和综合年度报告，在首次公布的2003年113个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空气污染最重的10个城市中，石嘴山市排名第4。对此，石嘴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环境问题，深刻分析全市面临的环境形势、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了污染治理的对策和措施。     

FDI进入模式的决定因素及分析

FDI(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FDI的进入模式与投资环境和投资者对接受国政策的敏感度等因素有关，在我们的模型里，接受国的腐败水平和投资项目的技术性质直接影响了FDI的投赍规模和进入模式．进而决定了“三资”企业的内部产权结构。文章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     

FDI对杭州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杭州引进FDI现状 21世纪初期杭州的城市性质为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长三角重要中心城市、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吸引FDI上有其自身的特色.图1为1985-2005年杭州实际吸收FDI状况,可以看到1991年开始迅速增长,经历了1994-2000年的波动期后,近年来又有十分明显的上升势态.截止到2006年上半年,全市新批准FDI项目358个,合同外资和实际到位外资18.56和10.82亿美元,同比增长52.90%和100.10%1.     

FDI、吸收能力与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以湖北省为例

文章以湖北省为例,研究了FDI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并利用1989~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吸收能力的视角对FDI的制造业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人力资本、国内研发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趋势,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但在吸收能力指标的考察中,只有人力资本明显推动了FDI的制造业产业结构效应,国内研发、出口均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检验中没有发现FDI对内资企业总体上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     

我国引进FDI质量的实证研究

 摘要:利用FDI的质量可从引进FDI的质量和FDI的利用质量两方面分析,文章从项目平均规模、大中型企业的比例、结构、技术和管理知识含量、实际到位率和污染项目比例等指标实证分析了我国引进FDI的质量；并提出了提高引进FDI质量的对策。     

陕西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分析

在前人研究FDI时忽略其时滞性和累积性特点的前提下，利用陕西省1985—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实际利用FDI存量对陕西省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在这段时间里FDI对陕西省GDP的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西部大开发后的作用明显大于开发前，FDI是陕西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进行分析，发现陕西省利用外资规模水平长期严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影响陕西省经济增速的一个原因；通过潜力指数分析发现，陕西省吸引外资的潜力居西部首位，并得出科研支出和高等教育人才是陕西省吸引外资的优势，出口少和人均能源消耗少是吸引外资的瓶颈。最后提出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陕西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