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之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朱谦之为中心的考察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尤在史学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他早年留学日本,引介黑格尔、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并力主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探究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他深谙中西方史学发展自身的历史,认为中西史学的发展分为故事的、教训的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并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力图归纳出其中的规律。他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将现代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尤其关注社会史和经济史。朱谦之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引介、关于中西史学的论述、关于史学的任务和方法等多具真知灼见,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对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阅史郄视》与李塨的史学经世思想

清初学者李塨的史学经世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阅史郄视》中。该书是其读《廿一史》时,将其中经济可行者书之于册而成,为南游之前所作。此书的论题主要包括君臣论,史学论,稽考历史衰弱之故,名言警句记录和人物评说等,涉及政治、经济、学术、军事、历史等社会领域。本文欲对此书及其内容从上述几方面加以说明。     

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西方历史学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自古希腊发端至今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而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科自身的关注则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全盛时代。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从方法上来讲,研究西方史学史应注重对西方史学遗产及时代趋向作出动态考察,注重开展中西史学之间互动关系的比较研究,以期深化我们对于西方史学、西方社会的了解与反思,更从整体上推动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     

从知识史的视角看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

对明清之际西学影响的评价 ,分歧的焦点在于 ,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是否真正传入了中国 ,它与19世纪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知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 ,能给我们较大启发。 15至 18世纪 ,中西知识差距表现在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知识的巨大差距导致中西之间缺乏沟通的桥梁和对话的基础 ,加之传教士特殊的身份和使命 ,也决定了不可能指望他们传入系统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因此 ,明清之际西学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 ,与中国的近代化没有直接的关联。     

从“农政”到“农学”——以晚清“经世文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国以农立国,农政向为国家政要之一.甲午战后,西方的“农学”知识大规模传入,“农学”一词成为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纪初风行的一个概念.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到《皇朝经世文三编》,鲜明地昭示了农事内容由“传统农政”到“近代农学”的变化.从“农政”走向“农学”的时代意义,彰显两千年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架构已到了最后的自立阶段,至19-世纪中叶起向“经世之学”转变,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分科之学”的知识建构.     

史学史研究的当代趋向:史学比较与全球视野

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使得当代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表现出某些新的趋向,即从跨文化的视角进行吏学比较、总结不同史学传统的经验与成果,并展现其间史学交流的过程与复杂关系,以期建立多元现代性的全球史学史的基础.     

从中外语言学史的对比看汉语语法学史研究

就目前中国语法学史研究著作的现状,通过中英语法研究史比较、中外语言学史比较,发现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存在视野范围狭窄,著作缺少启发性等问题,提出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应该从多角度多方位地去研究。     

晚清历史“传闻素材”中的史学意蕴

历史"传闻素材",从它的史料主要承载门类来看,在"正则"文献中所涉及者,有的被明确提示或被暗示出来,有的则在文本中被完全"异化",从形式上再也显不出传闻的属性;在稗野轶闻类史料中,自有其最为集中和醒目的反映;在"口述历史"类资料中,一般也有比较典型的体现。从史学理念的层面说,因为历史传闻当时具有真伪虚实莫辨的模糊性特点,故需要具备强化考辨的理念;因为历史传闻的真伪虚实未必都能考辨清楚,故需要抱有适当存疑的理念;因为历史传闻不乏在具体情节上失实而大致指向上符实的情况,故应当培养体悟神韵的理念;因为传闻入史对著述的文体风格会发生连带的影响,故不应排斥助益灵动的理念。这些,都是科学地认识和妥当地运用传闻素材所很应注意的。     

从学术传统看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人类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对于各种知识性质的认识及其边界的划分,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就史学与文学这两大知识门类来看,无论是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还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两者间的关系既呈现出划然可分的边界,又往往相互含摄、彼此纠缠.这一事实表明,作为人文学术的史学与文学,既有其知识发生学上的类似性和知识性质上的近似性,又有其方法、技术上的差异性.正因为如此,两者在知识上可以互相含摄,却不可以互相取代. "分则双关,合则两伤".     

“独语”还是“对话”——从儒道比较看早期道者的经世品格

由于《老子》文本的文约义丰,致使后世的多向度诠释“遮蔽”了原创的本真,郭店《老子》的出土深化了学界对《老子》文本思想的认识。春秋战国之际的早期道者提出了以“道法自然”为核心内容的经世主张,他们虽然不像儒者那样致力于传道,但其理论的建构及言说对象和儒者一样都是各国的最高治者,他们不是一群离世的独语者,而是在与现实及现实的治者对话,甚或与儒者和公众对话,不过其心态比儒者多了些风度和从容,其思想具有的依旧是经世而不是出世的品格。     

关于重写20世纪史学史的思考——以“新史学”的传承和发展为例

重写20世纪史学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理论、方法、思路及体裁等诸多层面,而对原有问题展开新的探讨,亦属题中应有之义.“新史学”,以往被界定为存在于“五四”之前的史学思潮.事实上,其传承和发展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形成了与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齐头并进的史学流派,一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概括来说,梁启超在“五四”以后并未发生根本转向,而是对早期新史学予以深化发展,完成了史学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或之后,一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标志着新史学从早期思潮和学派雏形正式演变为一大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周予同等.这一派的理论主张自成体系,其要点为:重视在史观统摄下对历史加以解释;坚持在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倡导跨学科治史方法等.     

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及形式略论——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理解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和形式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基本内容,以“自我批判”为主题的叙述的经济思想史和以“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拓展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主题和形式的视界.经济分析史是熊彼特对经济思想中“分析性”或“科学性”历史进步的理解,在经济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史观来透视后来形成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主题和形式,具有思想史研究上的合理性,也有利于深化经济思想史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     

思想及其历史的生活渊源——论“思想史”及其“对象”问题

哲学史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思想史;而其它思想史则是关于"形而下者"的思想史;但思想史还应有一个更本源的视域,那就是关于那种先行于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观念层级的视域,也就是那种未被理论化、甚至未被意识到的、类似于所谓"集体无意识"的领域.这种视野更为宽阔的思想史,可称之为"观念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的历史"乃是基于"主一客"观念架构的,而这种观念架构及其双方则均渊源于当下的生活感悟,"思想史"由此而可能.     

从天文到人文:“风气”语义演变与史学概念形塑

战国前后,随气化宇宙论的逐渐成型,“风气”一词作为天象的标记诞生了。先秦到汉代,“风气”在气化宇宙论中因与时空秩序关联而屡屡出现于当时的知识生产活动中,形成了风气/时空—生成物的关系模式,词与物是统一的;中古时期,“风气”成为人物品藻与艺术品鉴的审美用语,词、物分离,成为一种隐喻,而风气/空间—人的关系是其原型;宋代以后,风气—四时的关系模式被扩展为风气—时代的关系,使其由自然时间中的天文现象变为人文时间中的历史与社会现象,“风气”一词也成为重要的人文概念,构筑起一条富有特色的历史解释路径。     

经世关怀下的晚清学术危机——何如璋《管子析疑》的思想史意义

《管子析疑》应对的是晚清一个根本性的时代焦虑：新的时局要求学术与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作为学术核心的经学却无法引领整个传统学术来应对。何如璋通过重新诠释管子,意在援入其学来补充以儒学为主体的治术;而在此过程中,他却无意间建筑了一种脱离儒学正统的意义架构,在应对现实时局和整合思想资源上,管子都获得了比经和儒家更加优越的地位。尽管何氏表面上仍以儒学为诠释管子的参照标准,实际上却已暗含着将儒学拉下中心地位的义理倾向,这种倾向在“君学”、“专制”等受西学影响的观念大规模冲击中国之前便已萌发。张之洞感觉到“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的兴趣有脱离经义的危险,以至于需要疾呼“宗经”。《管子析疑》或即这方面的一个微妙个案。     

“战国策派”的史学思想及其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等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提出了战国时代重演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期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其思想实质是宣扬民族主义。他们以《战国策》等刊物为宣传阵地,积极撰文进行学术研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从史学“两重性”到“四分层”——论新时期史学本质问题的“分层思考”

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有关史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上,从何兆武先生的史学“二分法”到张耕华教授的史学“四分层”,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关于“史学本质”问题“分层思考”的研究模式,从而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分层”正是为了探究“历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但这必然引出的问题是：史学各分层上的知识本质和认知形式的不同终究要依据什么判断标准来划分？因此,关于史学本质首先应探讨的是其判断标准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将史学本质问题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