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对中国劳动性别分工研究的回顾

本文从国家性质对于劳动性别分工的意义、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家庭劳动分工与社会劳动分工的互动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性别分工变化的多种形态三个方面入手，对中国近20年来的妇女劳动或劳动性别分工研究进行了反思性的考察。在强调用劳动的性别分工代替原有的单纯对妇女劳动的研究，以及发展本土化的劳动性别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下找出一种适合自身的方法论。     

数字劳动的新型异化释解

进入工业4.0时代，数字劳动已跃升为一种重要的劳动方式，但数字劳动者的活劳动却被各种平台和数字资本所充分吸纳，产生了新型异化，研究发现，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数字劳动者裂变为数字孪生体，其生产的“一般数据”被各种数字化平台所窃取，成为无酬性的“产消者”;其二，数字劳动者的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劳动方式之一，但却与自身发生了新的疏离；其三，数字资本成为新的“普照的光”,它不仅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重要牵引，也完成了对数字劳动者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实现了对数字劳动者更为深度的盘剥。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新维度：性别异化

异化劳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其关键性不言而喻。然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异化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即性别异化,女性的异化程度要比男性更为严重。性别异化主要是指女性的生存状态和自己的意识、本性、本质相背离,失去了作为社会个人的独立和完整,被强烈的无意义感和破碎感所充斥。在父权制的话语体系下,女性逐渐成为失去精神维度的异化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消除女性异化做了一定的理论尝试,为实现女性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行的解放道路。     

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及其法律规制

平台经济的发展加速劳动关系变革，成为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催化剂。不完全劳动关系在助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认定标准不明确、主体地位不平等、劳动基准保护不充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对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进行法律规制，需要明确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使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身份得到正确归类；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弥补平台经营者“算法”独决机制导致的恣意妄为的短板；加强劳动基准保护，以劳动“三分法”分层配置劳动者法定权益；完善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双向促进。     

收入如何影响中国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

在市场劳动领域的性别隔离程度快速下降的时代,是什么因素使得传统主义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得以延续？既往研究将原因指向性别差异依旧明显的个人收入,但学界在收入对家务劳动分工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向上存在明显争议。通过对CGSS2012数据的考察发现：妻子对配偶经济依赖的下降会减少其家务劳动比例,二者关系不受个人及配偶绝对收入的影响;配偶绝对收入的加入使得经济依赖与丈夫家务劳动比例的联系从线性负相关关系转变为倒“U”型曲线关系。上述发现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收入与劳动性别分工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准确与具体的证据,并预示了一种不同于已有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联系性机制与行动策略。     

劳动能否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之考察

马克思说劳动能够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但在迄今人类历史发展中,劳动不仅没有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反而出现异化劳动和物象化劳动.异化劳动和物象化劳动是一种非正义性劳动,其根源在于资本与劳动的分离.非正义性劳动的消除需要一种条件,这种条件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的变更.代替非正义性劳动的将是人的自由劳动.从非正义性劳动到自由劳动也是人的存在状态的改变,即劳动从一种强制性活动变为人的第一需要,出于第一需要的劳动是一种辩证的享受,在去除社会强制性方面,劳动是自愿的、 享受的;而从劳动的实践属性上看,劳动仍是一种紧张活动.也只有在去除了强制性的紧张活动中,人之为人的本质才能得到确证和提升.     

算法时代平台劳动者主体性危机及法律应对

算法时代的劳动形态多样，平台与平台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中技术属性增强，导致平台劳动者出现主体性危机。算法时代平台劳动的风险具有技术导向性，其中的主体利益多元化，并且平台权力通过技术权力转化而形成。技术理性消解了平台劳动者的主体性，平台的劳动管理与技术优势导致劳动者迫于技术权力而隶属于平台；平台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以数字化的方式被衡量和计算，使其从社会人属性向数字人属性转换。算法时代平台劳动者主体性危机的法律规制，需要重塑平台劳动中算法规制的价值立场，确立平台劳动算法规制中的法律责任，通过平台劳动中算法权力的监察机制，保障平台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救济。     

“人气游戏”:网络直播行业的薪资制度与劳动控制

通过研究一个全员皆为网络主播的街头乐队，本文发现网络直播行业的劳动控制模式为“人气游戏”。一方面，人气是劳动考核的重要指标，然而，这一看似客观的数据具有很强的可操纵性，劳资双方都能从假人气中获益，利益得到了调和。劳动者默许平台方对数据的操控行为，但同时丧失了对劳动成果及其数量的控制权，无法厘清劳动付出与薪资的关系。另一方面，主播努力提升自己的人气成为平台经济意识形态支配的切入点。强调个人责任的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掩盖了工作不确定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即使面对严重剥削，签约主播仍产生了“命运自主”的意识。“人气游戏”揭示了平台经济模式中劳动控制的两大观念基础--劳动极度商品化和薪资红利化。     

外化劳动与异化劳动辨析——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札记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明外化劳动是人以维持自身肉体组织的存在为目的而从事的谋生劳动,显现了人的活动受制于自然给定性的方面.外化劳动历史性展开,交换、私有制等,是外化劳动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一切社会关系都成为金钱关系,人处于物化的生存方式中,谋生成为个人劳动的唯一目的,外化劳动采取了异化劳动这种典型的表现形式.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消除了异化劳动,外化劳动随着人们以全面发展自身的能力为目的的自由劳动的不断形成而逐渐消亡,自由王国的地平渐次显露.     

卢卡奇的劳动目的论及其缺陷──兼论历史辩证法的本体论根据

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改变了早年以"内容广泛的实践"为中心概念来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做法,把劳动目的性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认为由于劳动的目的性特征,社会存在才是其所是,由此,马克思第一次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对社会存在进行了本体论阐述。劳动目的论的设定,使其成为每一种社会实践的范型。关于劳动的目的性,卢卡奇实际上已区分了内在于劳动活动过程的目的与劳动的谋生目的,并深刻阐述了前者对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意义,进而将其视为人类自由的本体论根据。但他并未明白劳动的谋生目的正是被马克思纳入到社会存在范围中的自然概念,即作为先在性的自然的社会表现形式;同一劳动的两种目的设定,形成劳动二维结构,展开了历史辩证法的自由与必然的矛盾运动。这一理论缺陷使卢卡奇未能把劳动的谋生目的与外化、异化劳动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取向作统一的、历史性的把握,未能揭示历史辩证法的本体论根据和多种具体形式,造成其社会存在本体论体系建构的整体性缺失。但卢卡奇思想的缺陷不会遮蔽他从劳动目的性视阈对马克思哲学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数字资本时代平台劳动过程审思——对平台“灵活性”与数字泰勒主义“俱生性”的批判与反思

关于数字资本时代的平台劳动过程研究，既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照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技术化”控制趋势以及“边缘化”剥削格局的演化进程，又不应忽视对数字劳动过程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进路。充分辨识和把握数字资本时代劳动过程涌现出的丰富“技治”现象，不但可以深化对资本与技术联姻后生产关系的一般认知，而且有利于揭示其算法技术背景下隐藏的资本剥削与操控真相，尤其是平台劳动过程映射出“数字工厂”和“数字泰勒主义”的不谋而“合”,使数字平台经济被悄然植入“灵活性”等虚假性意识形态因素。同时，算法“被”进化出操控劳动过程的主体性，使人类沦为给这种“主体”提供学习与升级的工具性客体，成了“数字泰勒主义”不断寄生与布展的对象性存在，最终平台劳动者沦为算法系统进化完善所支配和操纵的“数字僵尸”。     

境外上市互联网平台企业数据安全监管研究

2022年进行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将网络平台运营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等情形纳入网络安全审查。参照2021年“滴滴出行”赴美上市并受到严厉处罚事件，互联网平台企业境外上市存在着较大数据安全风险。其中平台数据权属界定模糊、企业数据保护责任感缺失、中美管理层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数据要求的差异是导致互联网企业境外上市数据安全风险的主要原因。由此结合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数据安全管理现状和国外关于数据安全保护的举措，提出了加快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增加境外上市的监管及与国外部门合作、提高企业与个人的数据安全保护意识、促进数据安全保护新技术应用的监管建议。     

《劳动——命运和自由》简评

本书是作者V.鲁斯和V.阿尔仁舍克10年中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理论探讨、讲课和会议发言的结晶。所有这些活动旨在研究人的劳动这个中心问题。他们集中研究了劳动的两个方面:(1)异化方面,指出“围绕着劳动的异化,各种不可知论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相互交锋”;(2)劳动分工,认为“劳动分工,一方面与异化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是理解劳动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出发点。”     

中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法律构想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以及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原有的“一裁两审”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已不能满足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求。本文基于个体劳动争议和集体劳动争议的不同,初步设想了中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新模式,该模式在减少争议处理环节,防止行政干预,增强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权威性等方面均有一定效果。     

生命政治论的女性主义解读——以权力的三重向度为视角

以福柯、奈格里等为代表的生命政治论有暗藏的性别意蕴,体现在权力的三重向度中：资本向度、生产向度和劳动向度。资本向度是生命政治论与女性主义的接合点,它指认了资本即权力,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必须以性别的权力支配关系为前提;权力对身体和人口的掌控使性别分工得以固化,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则将性别不平等隐藏在商品的等价交换之中;生产向度是巴特勒等女性主义者对生命政治论的进一步发展,它揭示了性别不是自然物,而是权力生产的效应,其生产机制是操演性的,使性别在权力的自我颠覆中被重复建构;劳动向度是女性主义对生命政治论的当代解读,它分析了生命权力与晚期资本主义劳动女性化之间的关联,揭示了情感劳动使生产与再生产同一化为生命政治生产的现状。权力的三重向度内在统一,共同彰显了生命政治论隐藏的性别逻辑。     

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因果关系研究现状及其逻辑困境的消解途径

当前学术界关于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因果关系研究成果大致上有6种观点,即循环论证说、互为因果说、两种逻辑说、两种概念说、失败尝试说以及循环中断说。欲使所谓的逻辑困境得到消解必须采用历史考察的方式,从发生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说明。通过区分外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与私有制这两对概念,可以得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包含的三条逻辑线索,即外化劳动到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到私有制以及私有制到异化劳动的运动发展。     

论安德烈·高兹的三大批判

安德烈·高兹指出资本主义因受经济理性的驱使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矛盾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进行经济理性批判和生态重建。高兹批判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指出核技术具有独裁主义的性质,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并在批判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危害时,提出劳动的解放意味着时间的解放。     

马克思对“对象化”与“异化”关系的三次建构——概念史视域中的方法论变革

马克思对"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进行过三次理论建构,折射出其批判方法论的变革。青年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影响下,用应然状态的"对象化"批判实然状态的"异化",是一种价值性的、人本学的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则是在对经济学理论加以哲学透视的基础上,将理论与现实相对照,是一种经验性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通过对"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辩证分析,内在地解析了"异化"的生产关系本质与现实历史基础,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信息新技术与性别问题初探

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为妇女带来了什么?这一技术的发展到底是在改变着还是强化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它为男人和妇女带来了平等的机会还是强化了他们各自原有的地位?妇女在信息技术领域中承担着什么工作，是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简单的使用者?男性与女性在互联网中的相互作用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作用有什么不同?虚拟世界中的性别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还是现实世界中性别关系的翻版?本文对西方女性研究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作了初步的介绍与分析。     

开放式实验室促进"互联网+"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的研究

在社会对创新型人才需求增加的时代背景下,以"互联网+"为载体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竞赛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从实验室管理的网络化、实时性、仪器共享、开放预约、安全管理、效益评估等多方面入手,对开放式实验室的功能进行分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开放式实验室综合管理和服务体系,提出促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开放式实验室管理人员聘用制度,建立智能化开放、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和实验信息归档等管理措施和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