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与国家关系的法哲学范式——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为中心的分析

黑格尔所论述的国家是作为理念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的国家,即国家是伦理普遍性和单一性的统一,是作为伦理共同体与公民这一伦理主体之间的统一,是具有伦理实体和伦理精神的伦理共同体.国家共同体是由国家公民组成的,公民是伦理主体,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伦理主体与伦理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黑格尔的公民与国家关系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国家理念的确立和国家制度的建设,对于公民意识教育和公民社会建设,对于提升公民对国家信任感和依赖感,促使公民自觉承担国家责任、履行法律义务等,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价值.     

黑格尔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由《精神现象学》集中提出但未能解决的黑格尔哲学核心课题,即古代实质性伦理与现代主体性原则均不能使我们在世界中自在自为地体验如家般存在,通过其逻辑学与历史哲学对普遍、特殊、实体、主体等诸范畴的进一步分析,在法哲学的现代伦理国家中得到了解决。黑格尔在留置现代自我意识主体性成就基础之上,重建了合乎理性的现代伦理体系,使得特殊-主体与普遍-实体等现代性冲突得到和解,实现了自在自为的具体自由,为现代人何以如家般生活于世,何以自立的"元问题"指明方向。     

道德自我的学源价值确证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实践理性中的伦理德性、理智德性的德性分型,哈贝马斯在实践理性中区分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共同揭示了道德自我的个性内在与主体性价值.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精神世界先后经历"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性,道德",相应于三个精神世界的主体分别为伦理实体自我、法权个体自我、道德主体自我,确证了道德自我的存在和超越性价值.精神哲学研究的本体思维追求形而上普遍本质和绝对本体、伦理思维注重伦理秩序和规范的建构、道德思维凸显自我理性和自主建构,哲学思维范式转换揭示了道德自我在现代道德哲学中的突显价值.实践理性中的德性分型、精神现象学关于客观精神及其自我三重形态、哲学思维范式转换,从不同角度确证道德自我的存在及其特定价值意蕴.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霍耐特是否误读了黑格尔?——以黑格尔的“否定伦理”章为例

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不仅重构了主体间的理性交往模式和社会规范秩序,而且也在客观上复兴了黑格尔耶拿早期的社会冲突理论,特别是《伦理体系》中的“否定伦理”章节。但问题是,霍耐特对黑格尔“否定伦理”的承认式解读,实质上是把植根于民族国家之中的伦理精神和伦理理念简化、降级为社会道德发展的逻辑方案。这种承认解读模式不仅遮蔽甚至放弃了“伦理国家”的理论指向,而且在根本上与黑格尔《伦理体系》的写作意图不相符合。本文首先解析霍耐特的承认范式是如何悖离黑格尔“否定伦理”的文本语境,进而指出,只有从黑格尔伦理体系化的视角,才能正确理解“否定伦理”所承担的结构性的过渡功能：把伦理的自然阶段引向伦理的真正形态,引向统一的民族国家。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对正义与善的整合

康德的形式伦理学强调义务的纯粹性,义务论关注正义原则,确保对个体的自由权利的尊重,但排除了一切经验质料,只剩下意志对一般法则的普遍遵从,且以单子式的孤立的心灵中检验行动的准则能否获得普遍性。黑格尔反对正义的抽象普遍性,以伦理理念的自身运动来实现正义与具体的善的结合,但伦理整体性的在先原则又存在压制正义之嫌。商谈伦理学继承黑格尔的志向反对抽象的正义,同时在确保正义优先性的前提下把正义和善结合起来。     

自由的定在与国家正义——论黑格尔国家观及其当代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观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学界对此争议纷呈、褒贬不一。黑格尔把国家问题置放在“客观精神”的叙事位置,说明国家作为伦理性精神实体不过是家庭、市民社会的自在自为的必然性结果。自由的定在是国家理念之本体,自由意志只有在国家中才能获得其本真态与现实化,由此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构成了国家正义的内核。虽然黑格尔的国家观中不乏宣扬王权专制的成分,但透过文本显性语词的表层,个中渗含着民主意识和完政精神．意义深远。     

黑格尔法伦理思想的“三种面相”

黑格尔的法伦理思想呈现出三种面相：以共同的国家权力出现的国家伦理，以规定的法权状态出现的家庭伦理，以教化的道德世界出现的个体伦理。在当代，黑格尔法伦理思想的三种面相与伦理精神一体，构成以实践思维方式关注现实、改变世界的特殊品性。     

婚姻自由的伦理合理性及其限度——基于黑格尔思想资源的研究

婚姻自由凸显了个体的自主性与自决性,其逻辑前提是意志自由,具有意志自由的“我”之所以能够成为婚姻家庭中的“我们”,其内在规定性是“爱”。“意志自由”与“爱”构成了婚姻自由不可或缺的两个逻辑前提。然而婚姻自由中的个体主观性正在消解自由本身的伦理合理性,并错误地将婚姻自由本质归结为性自由、契约自由或者单一性的偶然的爱,从而使婚姻家庭生活陷入危机。婚姻自由的合理性限度在于：个体对家庭的伦理认同。黑格尔的家庭伦理思想为此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资源。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本理路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是继承康德伦理学的传统,在自由个体的基础上,通过交往对话有效性条件的预设确证了现代多元社会的普遍伦理,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立足于此,本文认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不是要通过交往对话来求得共同认可的伦理规范,而是要为一切能达成有效的、正义(公正)的交往对话提供普遍性基础。互主体性确实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但不是它的核心基础;人的绝对自由、个体的自律才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前提。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商谈伦理的普遍性。     

民族与伦理实体

人类世界由诸多民族构成。民族与文化间的联系是深刻而密切的,而决定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伦理文化,可见伦理对于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作为伦理钍的共体的民族与作为普遍物或普遍定在的精神的结合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伦理精神的具体化,伦理精神内在于民族精神之中。伦理精神和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一个精神,即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精神。民族伦理实体一经形成,其内在的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便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之中,并以“整个的个体”即主体的形式出现在由诸多民族伦理实体所构成的伦理世界之中。在全球化语境下,要增强作为伦理实体的中华民族的伦理认同,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觉、自信、自强及在世界文明对话中的地位,并为构建和谐世界、推动人类社会整体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论张载哲学中“气”的伦理意蕴

张载论“气”,正所谓“立标以明道”,在宋明儒家经典诠释及义理建构中堪称典范。“气”不仅具有一般宇宙本体的形上意义，而且包括个体人格的塑造、伦理秩序的生成以及万物生生的伦理本体形态，并通过逻辑的方式推衍形成系统的义理结构。“气”扩充、流行于天人之际所体现的自然属性与人文特质，以德性、伦理及秩序等方式在宇宙论的视野中肯定人、人性以及人道。于此，展开一个“生生”的伦理世界，又蕴蓄追寻至善的理想境界。     

哈弗罗斯论伦理问题的转向

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伦理危机,哈弗罗斯从当代基督教德性伦理学的角度提出,必须剖析现代伦理学的关注点及其问题,改变其思维方式,实现伦理问题的转向,从行动、选择转到作为能动者的人,从普遍转到特殊.不应该把行动与整个自我分开,对行动的描述,是从个体在共同体的角色中获得理解."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要优先于"我们应该怎样做".伦理学是关注特殊性的学科,所有的伦理反思都是相对于特殊的时空而发生.道德主体的自我也是特殊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必须做什么,而是如何去做.这个"如何"只有通过观看和跟从具体榜样才能学到.这是一种变革道德理智的努力,能够在更深层次上说明特殊榜样的重要性,指出了伦理困境的本质及新的解决思路,启发我们要重视对人的塑造.     

跨文化传播的伦理空间

日益深入的全球性危机使全球伦理建构的迫切性凸显,亦使之成为关系全球秩序和人类共同体利益的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依据跨文化传播的空间维度,全球伦理的建构可分为三个层次:个体的、不同社群之间的交往伦理;不同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区域内部的交往伦理;全球社会各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区域之间的交往伦理.中国社会各界应恰当运用自身及其他文化的伦理经验和信仰资源,以积极的伦理建设履行当代中国对国民和世界的道德承诺,以赋予全球伦理新的内涵和意义作为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     

论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

公民伦理是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原则在学理意义上的扩展性诠释。寻思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它需要从人性、人的道德情感及其共同体社会的整体理性架构中得以验证。公民伦理把主体的自由平等、交往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合作的有效性要求作为构建的取向。因此公民伦理自处于一个可普遍泛化的世界关联系统之中。     

论公民化理的普适性依据

公民伦理是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原则在学理意义上的扩展性诠释.寻思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它需要从人性、人的道德情感及其共同体社会的整体理性架构中得以验证.公民伦理把主体的自由平等、交往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合作的有效性要求作为构建的取向.因此公民伦理自处于一个可普遍泛化的世界关联系统之中.     

元宇宙“数字共同体”:去中心化还是建构中心化

元宇宙即将开启一个新的虚拟“数字共同体”网络空间。数字个体与平台资本的博弈引发了“共同体”去中心化与建构中心化的讨论。共同体概念具有多维视角,马克思、滕尼斯、安德森等都对共同体进行了不同的阐述。马克思用“抽象或虚幻的共同体”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本质,滕尼斯用“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揭示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安德森用“想象的共同体”阐释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问题。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数字资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逻辑”都在从不同视角确证着数字共同体去中心化与建构中心化的矛盾统一,去中心化以凸显主体身份认知、塑造独特交往实践、建构数字伦理得到确证,中心化以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数字中心化”,生产关系三要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关系的“关系中心化”得以确证。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方法论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方法论内在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进行了系统批判,建构了以社会个人为出发点的政治哲学；他把生产形式作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强调特定社会形态下政治哲学范畴的历史性规定；他提倡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经济学方法论,否定了从直观的现实出发落脚到抽象理论体系建构的政治哲学思维进路,也否定了黑格尔式的思维或绝对精神的观念逻辑任意组装社会政治现实的辩证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实现了政治哲学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理想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理性和革命》中的个体与共同体概念

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一书中分析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致性.他认为,共同体高于个体和社会,但是共同体中的批判和否定的要素则是由个体的批判本性所注定的;通过个体的批判、否定的实践,"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新型共同体才能得以实现;而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则强调了对现状的肯定思维和个体对共同体的绝对服从,这就使得实证社会学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来源.     

Global Development Equity： Its Ethical Nature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Essence and Problems of the ＂Theory of China＇s Neo-colonialism＂

全球发展公正性是权利伦理与责任伦理、现代伦理与历史伦理、主体伦理与生态伦理、个体伦理与整体伦理的具体统一。全球发展公正性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对现代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总体逻辑”进行更加全面的把握,需要观念、制度、行为等方面的全面蒯整。在权利与责任的具体历史统‘中,“有限全球权利与有限全球责任相统一”是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的重要原则。“中国新殖民沦”与西方中心论有内在相关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全面发展,及其对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历史推进,是对“中国新殖民沦”的实践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