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生命周期的妇女灾害社会工作创新

灾害对女性冲击最大，需要社会工作者为其提供专业服务，但相关专业服务少见且集中于灾后重建阶段，大大削弱了社工专业“助人之助”之特性。基于全生命周期的妇女灾害社会工作模型是一个全过程动态均衡的服务过程。就“全生命—全过程”而言，目前灾害社会工作缺乏对妇女全生命与全过程的细致服务。就“女权主义—性别平等”而言，社会工作者需要在女权活动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这也是衡量服务成效的重要指标。就“危机—转机”而言，灾害期间妇女面临生计机会丧失、救济资源缺乏、性骚扰、性暴力与社会排斥等，但也可能使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受到更多关注。就“心理—社区”而言，社会工作者需要从社区层面唤醒妇女集体意识，它是资源匮乏国家与地区应对灾害的不可或缺的服务方法。就“脆弱性—恢复力”而言，灾害提高了妇女群体的脆弱性，恢复力有可能抵消妇女群体脆弱性。尽管这一理论模型还存在概念重叠、内涵宽泛、操作复杂与多学科交叉不足等局限，但它为灾害社会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范式整合与实践启发。     

探索自然现象背后的人类活动--中国环境史研究举例

自然现象的背后隐含着人类活动的影响.黄河水患和水土流失与黄河中游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黄土高原古代有森林生长,曾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周秦时期过度的耕垦和砍伐造成了目前地表支流破碎、沟壑纵横难以治理的景观.沙漠化这一自然现象也是社会现象,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结果.森林的人为破坏是造成降雨量减少的重要原因.环境史研究应立足于纵观人类与自然的角度,去探索自然现象背后的人类活动.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语言安全体系构建

语言安全问题是语言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面对当前维护语言安全中存在的价值认知失衡、制度逻辑脱耦和行动机制不畅等诸多治理问题，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价值体系—制度体系—行动体系”三位一体的语言安全体系，能够促进语言治理多元主体形成共同的价值遵循，增进制度体系的耦合，提升治理行动的效能，推动语言安全的维护更加行稳致远。     

新时代灾害治理变革：框架·趋势·路径

灾害治理是政府、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利用科学技术、全面规划、有效管理应对、处置各种灾害事件，以保障社会和谐，维护国家安全的综合活动。新时代灾害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是从灾害管理走向灾害治理的转变，从单一的抗灾救灾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灾害治理，从单一的灾害治理向“全过程治理”的转变。新时代灾害治理变革面临四个方面的问题：灾害治理文化在普及与内容方面存在缺失，灾害治理主体在协调与动员方面存在不足，灾害治理制度在设计与运作方面存在缺陷，灾害治理技术在推广与运用方面存在困难。韧性治理是新时代灾害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为此，需要从灾害治理文化的宣扬与培育、灾害治理主体的协调与联动、灾害治理制度的统制与引导、灾害治理技术的合理化应用等四个方面进行优化。     

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的文化认知：功能、困境及出路

文化认知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认知主体已有的文化认知及其结构即“认知图式”在认知中起着决定作用。社区治理作为人类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文化活动,同样受到文化认知及其认知图式的影响。文化认知构成了社区治理价值选择、工具选择和主体态度指向的依据。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认知困境,即基层政府的“全能政府”认知偏误、社区组织的“行政导向”认知偏误和社区居民的“搭便车”认知偏误。破解这种文化认知困境的出路在于更新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知识基础、优化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经验基础和重建社区治理文化认知的制度基础。     

乡规民约与政策法规的耦合对现代森林治理的影响

为探索乡规民约与政策法规间的关系及其对现代森林治理的影响，将二者关系分为“非耦合”“一般耦合”“积极耦合”三种状态。“非耦合”状态下，乡规民约的功能几乎无法发挥，森林生态与居民生计都受不同程度损失；“一般耦合”状态下，乡规民约的森林生态保护优于“非耦合”状态但仍有不足；“积极耦合”状态下，乡规民约与政策法规各自的特性能达到一种良性平衡，双方各自渗透又互相制约，既能满足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林权集中的需求，又能有效防止某一种制度失控，更易于达到现代森林治理强调的生态与生计并重效果。     

中国传说时代洪水问题新探

将文献资料与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及第 四纪地质研究成果相结合，可以得知：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发生洪水属历史事实；传说时代我 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普遍遭遇洪水灾害，各地水灾具体性质存有差异；发生洪水的根本 原因在于自然因素的状况即主要是气候的变化造成的，但早期人为活动对天然植被的破坏 ，很可能是造成某一地域局部范围洪水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等性原理与《易经》

人们如果深入研究人类认知活动中的“分类”与“类比”现象的本质,就会发现人类在“分类—类比—抽象”认知活动中所依赖的“相等性原理”与“不等性原理”。它对在深层结构中揭示《易经》“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本质具有一定的意义。     

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研究CSSCI

在乡村社会中,治理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选择密切相关。当单元规模较小时,“关系—制度型”治理结构具有低成本优势;当单元规模较大时,“制度—关系型”治理结构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所以,伴随单元规模的扩大,乡村治理结构由“关系—制度型”结构转向“制度—关系型”结构,方能实现治理有效。目前乡村社会中,关系治理的路径依赖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严重制约或影响着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失灵。而要想走出治理失灵,一方面,应科学看待合村并组,推动治理单元规模调整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合理对待既有关系与制度,既要建构制度与清理制度并重,又要利用关系与规范关系并行,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临安市林业习惯法探析

明清以前封建政府推行的“列树表道”、“广植蚕桑”、保护“禅林”和“永业田”等政令,对保护临安森林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驰禁山泽”、砍伐缓坡丘陵地区的森林以种茶的作法则破坏了森林。天目山的僧侣护林制度使临安至今仍享有“大树华盖闻九州”的美誉。明清的禁碑显示临安地区林业中存在长期稳定的私人或团体对林木的私业权。民国时期的苗圃制度顺应了林木需求大大增长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天目山地区的联防委员会与突击队制度有效地满足了防火护林的需要;30余种林业管理规章,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临安地区林业规章制度的成熟与完善。     

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一个注意力的分析视角

基层治理创新是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绩效的核心环节和重要机制，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为创新而创新”的“伪创新”现象层出不穷，破坏了基层治理的生态。本文以注意力为分析视角，构建“注意力分配—注意力竞争—注意力持续”的三维分析框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X区治理实践的深入剖析，揭示基层治理“伪创新”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存在创新泛滥的状况。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使得领导注意力的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呈现由强确定性变为弱确定性的特点。诱发创新主体注意力竞争性的变化，由弱竞争性变为强竞争性，而基层治理资源的不足难以支持创新主体注意力强竞争性的要求。同时，领导注意力持续性的间断性变化导致了对“伪创新”的制度性包容，最终导致了基层治理“伪创新”的产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治理及其效能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社会治理效能关乎国家治理效能乃至现代化进程。在疫情防控上,我国社会治理各主体积极应对,国家力量积极统筹,市场力量、公共服务系统与多层次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取得了出色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资源调配不公、参与秩序紊乱等治理效率不足的现象,社会治理的“效”与“能”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实则为我国制度优势保证了治理总体有效,而突发事件的特性与社会治理主体能力不足导致了治理出现局部偏差,需要遵循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思维理路,实现“效”“能”并进。     

论“推定”在司法中的意义

推定是由一基础事实而推出另一未知事实的诉讼活动。推定是建立在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必然性和人类逻辑推理的高度盖然性基础上。在法院审理案件、进行司法认知的过程中，推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该项制度，仅在有关司法解释中有所涉及，另一方面是事实推定在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存在，由此导致了一定程度上司法的混乱和不一致文章通过对“推定”概念的界定，在分析其特征的基础上，强调“推定”在司法实务中的意义。     

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洪灾研究

本文主要论述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的洪水灾害。从文献统计看，清代洪灾发生的次数大大超过明代，说明洪灾对人类的危害越来越强烈。文中分析了嘉陵江流域洪灾具有普遍性、频繁性、季节性、破坏性、复合性的特点。指出气候、地理、人为活动等为嘉陵江流域洪灾的成因。人们在防治洪灾时采取的灾前、灾中、灾后的各种措施，为减轻洪灾损失和灾后的重建提供了有利条件。     

易代之殇：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屠城事件研究

以“嘉定三屠”“江阴之屠”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屠城事件广为人知，但学界探讨较少。经考订，明清之际江南地区至少有十座府县治所城市遭到屠城，接近总数的四成。清廷奉行“抗拒者诛”的屠城政策，有意将屠城作为政治、军事策略使用，是导致此时屠城频发的重要原因。其将屠城归于刑诛之列的做法，则是实现政权合法化的策略之一。屠城的具体过程与组织手段也能体现屠城作为政治、军事策略的内涵，彰显了清朝政权与前线将卒围绕屠城的“合谋”关系。清初各地盛行的屠城谣言则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屠城的认知，应被视为民众在社会危机时的自我保护手段，具有反权力的性质，由此可窥见明清国家与民众的微妙关系。总之，江南屠城具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属性，与社会心态、谣言传播、官民关系等社会文化现象也有关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明清之际时代环境的认识，亦可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的屠城现象。     

中国公路灾害类型的分析与研究

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开展建设活动是人类维持生存、争取发展的手段,公路建设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开发建设活动,必将产生一系列的灾害,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发展导致了公路灾害的频繁发生.为了拓展和优化人类生存空间,对公路灾害的类型与危害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防减灾的措施.     

制度变迁与社会共识的分析框架——基于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社会共识视角审视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为推进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与社会共识存在相互作用、动态演进关系,通过交易成本的负向效应,社会共识在制度变迁的“收益—成本”动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制度变迁引致的制度环境变化通过“个体认知—群体共识—社会共识”过程反作用于社会共识。另外,《土地管理法》修订（修正）历程表明,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社会共识经历了“匮乏—显化—强化”三个演化阶段,新发展阶段下,深化改革共识持续发酵。基于此,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应从事前、事中、事后环节逐步突破改革社会共识中存在的困局,凝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巩固制度改革思想基础;推动行动共识,破除制度改革利益藩篱;逐步形成一般化的制度共识,强化制度改革监督保障,为深化改革提供有利的共识基础。     

1912-1949年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灾害研究

生态灾害是由于自然生态系统异常变化而对人类及其周围环境造成的破坏。1912—1949年京津冀地区生态灾害频发,多种灾害交替甚至交织发生,水旱灾害尤重,衍生灾害和次生灾害显著。生态灾害的发生是自然生态、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叠加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口增加、气候变化、政局动荡、战争破坏以及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等因素都是生态灾害发生的具体诱因。这些因素导致的生态灾害进一步恶化了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遭受严重损失,人民生活困苦,但也提升了社会公众的防灾救灾意识,促进了现代防灾救灾科学技术的引进和防灾救灾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的防灾救灾积累了历史经验教训。     

饮食类动词"尝"的词义演变及其动因

“饮食”是一个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范畴，早在上古时代，汉语的“饮食类”动词就很丰富。在众多的“饮食类”动词中，“尝”的词义演变轨迹很独特，它由饮食动词最终发展成了语气助词。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孤立的系统，词义的发展演变与人类的生存活动息息相关，先民们早期食不果腹的饮食生活和频繁的祭祀活动推动了“尝”的词义演变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