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了吗——基于DID模型的验证

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缩小贫富差距、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区域一体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框架下,利用2000—2018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长三角一体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净效应。研究发现:长三角一体化虽然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但阻碍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未能发挥出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程度的推进,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阻碍作用减弱,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安徽显现出“趋优演化”效应,而在江苏和浙江显现出“转型拖累”效应。因此,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应消除市场分割,建立多层次的长效协调机制,推动长三角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区域金融中介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浙江省市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浙江省市级面板数据对金融中介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教育、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干预、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之后,金融中介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负向解释力.其中原因主要有浙江区域金融体系不完善、资金流向不合理、经济欠发达县市的金融支持不足等,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住房价格、信贷扩张与居民消费升级

住房价格上涨对发展性消费和发展享受性消费的数量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发展性消费的结构升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住房价格上涨对享受性消费的数量增长和结构升级影响均不显著。住房价格上涨推动信贷扩张；信贷扩张对发展性消费数量增长产生部分中介效应；信贷扩张对发展性消费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部分抵消住房价格上涨产生负向影响。要推动我国居民消费由数量增长向结构升级转换，需要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连续性，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以充分发挥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住房信贷政策上，根据贷款需求动机不同，优化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和首付比例政策；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信贷规模并降低融资成本，以更好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

政府越来越多地选择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来改善公共服务供给，营造适合创新驱动发展的环境，但在优化营商环境的效果方面也存在不确定性。文章利用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在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及广义矩估计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并考察了政府廉洁程度、法治环境及市场化进程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政府对企业发展质量具有正向的提升作用。与非高新企业相比，数字政府对高新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与中部、西部企业相比，数字政府对东部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廉洁程度、法治环境及市场化进程在数字政府对企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政府细分指标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线服务、互动回应及数据开放中，只有互动回应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是显著的。     

企业技术创新中R&D部门与市场营销部门的界面管理

R&D(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市场营销部门的界面管理是顺利实现技术创新目标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R&D部门与市场营销部门的界面障碍主要存在于创新构思的产生阶段、难题解决阶段和创新实现及扩散阶段,其成因主要是专业化、信息粘滞、目标差异、文化冲突等。应建立适应R&D部门与市场营销部门界面管理的文化模式和管理机制,并加强信息沟通管理。     

FDI产业集聚的形成与演进

本文对FDI产业集聚形成的前提、原因和这种产业集聚的演进模式、演进动力和内在机制作了分析,进而从产业价值链区位分布的角度讨论了FDI产业集聚形式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影响;同时文章还讨论了FDI产业集聚所构成的外资企业生产合作网络在东道国的延伸问题,以及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与集聚动态化的问题.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集聚引资战略"政策不具有普遍实施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影响——基于财政空间的视角

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度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促进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提高，但是二者呈边际效用递减的非线性关系，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0.403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促进效果会减弱；其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加强烈；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扩大财政空间来促进地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偏向的提高。因此，建议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扩大经济体量来拓宽财政空间；提高数字化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支持减污降碳目标的实现；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既要统筹全局，也要因地制宜。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股权质押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以及产权异质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技术创新起到负向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质押率提高而增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质押比例越高,企业金融化程度越深;实体企业金融化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通过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降低技术创新投入,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在民营企业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企业金融化程度在两者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技术创新间关系不显著。尝试以实体业金融化作为中间变量,丰富股权质押对创新影响机制的研究,研究成果为推动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脱虚向实”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韩国政府研究机构的课题管理制度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按技术领域成立了若干大型的隶属于政府的科研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作为韩国国家改革体制中最核心的主体,在国家研发(R&D)体系中应起到创造新一代增长动力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主要以量的增长为目标,实行以课题为中心的管理制度(Project Based System,PBS)。1.韩国引进PBS制度的背景与目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市场上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很多国家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纷纷加大对R&D的投资。面对这种趋势,韩国每年都大幅度增加对R&D的投资。随着投资的增加,各界更加关注对R&D投资…     

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质量——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强化数字化治理和驱动科技创新进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本地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邻近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该效应在东部城市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大中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小城市；相比其他等级城市，数字经济对一等级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应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过程中要重视数字经济对数字化治理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合作与优化空间布局。     

地方政府债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利用2015-2019年地级市层面的政府债务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总体上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源于它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非对称性；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在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城市的影响更为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地方政府债务的资金支出存在着城市偏向性；从居民收入结构来看，地方政府债务显著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以及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但显著减少了城乡居民的转移净收入，从而减弱了政府支出的再分配效应。建议政府举绩应科学合理，应规范债务的投向与使用，应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设立自贸试验区改善城市碳排放了吗？

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设立自贸试验区是否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目前仍未得到学术界关注。文章基于2008—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系统研究了设立自贸试验区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以期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的回归结果显示，设立自贸试验区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等渠道显著降低碳排放，对于沿海自贸试验区以及第三批次自贸试验区而言，这种碳减排效应更为明显；此外，设立自贸试验区产生的碳减排效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设立自贸试验区增加了临近城市的碳排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评价自贸试验区政策效果的研究维度，同时也为我国推动贸易、投资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提供了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     

空间发展中的信息中心政策

信息中心构成国家或区域的R&D(研究开发)基地的主要部分,它们可定义为通讯、知识和研究基地(公共和私人部门)的空间集中,其目的是将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传递给工业、商业及公共部门中的使用者。信息中心的创立,对于特定地区的R&D基地的改进和扩展,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中心经常被——不加区别地——当作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一、信息中心信息中心的地理位置及其取得的成功程度,近年来在好几个国家成为研究的焦点。它们从公共机构(大学等)获取技术,受到强烈刺激。产业创新(尤其是产品创新)会从优良城     

中国城市房价与工业绿色转型

实现工业绿色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之一,也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而中国城市房价持续多年快速上涨这一巨大的外部环境变迁,势必会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择2004—2017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城市房价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房价对工业绿色转型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人力资本较高和规模较大的城市相对较弱,产业结构服务化可以消解城市房价上涨对工业绿色转型的负面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在城市房价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相关部门应该坚持“房住不炒”总基调,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积极营造良好的工业绿色发展环境。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

前沿研究关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却普遍忽视其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为此本文采用2008—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结合动态面板模型，考察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及作用条件。研究发现：第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提升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体现在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与绿色技术进步明显。第二，从传导机制来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式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从作用条件来看，随着人力资本水平与市场化程度提升，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税收征管与企业创新——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的经验证据

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加税收征管力度会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其中,从研发投入的决策方式来看,税收征管对企业自身研发决策的作用强于其对合作研发决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对制造业企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服务业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税收征管无论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有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不同。此外,在影响机制的探索中,税收征管通过税收负担、融资约束、企业行为及营商环境等途径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经济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发展——基于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比较分析

基于经济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经济效率相互协调的视角,构建三元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以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两大城市群的经济集聚—产业结构升级—绿色经济效率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和空间关联效应,结果显示：第一,京津冀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但整体协调水平偏低,其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耦合协调水平较高且增长趋势变动明显,2005年为初级协调,2018年转为中级协调。第二,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在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均呈现出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依赖特征。第三,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支持力度、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对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三系统协调度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影响的显著程度和方向有差异。     

创新投入、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当前,中国经济同时面临增速下行压力和结构调整要求。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潜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2年到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LA-VAR模型分析中国创新投入、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表明,中国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目前创新投入结构不尽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水平发展,并导致产业结构凝固。经济增速提高对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不显著,也未导致创新投入强度的提高,即经济增长与创新投入之间没有形成联动机制。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能够有效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对创新投入强度呈负向影响。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彼此相互促进的联动机制,必将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和平稳增长。     

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对就业结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同系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逐渐减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很不显著,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劳动力的投入已经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资本、技术进步已成为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就业增长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应坚持以"就业优先"为导向,有效配置、合理使用人力资源,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发挥人力资源优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是否促进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本文利用2005—2020年中国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具有正向影响，能促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长；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科教水平高的地区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科教水平低的地区的促进作用，并对创新型城市和低碳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与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占比低的城市相比，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占比高的地区相对更大。基于此，应进一步扩大我国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范围，加快推动创新型城市发展，增加国家创新型城市名单，大力发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绿色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