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正式政府”述论

<正> 根据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的政治构想,建立本党执政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是孙中山为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在护法运动中确立的实质性目标.1921—1922年“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仿照辛亥革命时期创立南京临时政府的先例,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表明推翻北洋政府、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心,孙中山等人将自己组建的新政权称为“正式政府”.广州“正式政府”的政策和成就,充分显示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旧民主主义革命在反对列强、反对封建势力、争取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政治水平,并为日后国民党走上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新路铺垫前进的基石,也为后人评估五四运动以后复苏延续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能量与局限留下了典型分折的素材.     

以接合更替的历史观重新评述国民革命——刘曼容:《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评介

书鉴于孙中山与国民革命的研究存在着未能正视国民革命特殊性而引致的评价殊异的“两极现象”，将国民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分别进行比较，从中揭示国民革命的特性：“国民革命是非西方模式、非俄国模式的独特革命”，是“完整...     

现代政治转型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既往研究在探究鲁迅的“杂文自觉”时,过于看重现代性和主体超越特质,忽视其社会历史性,没有真正进入1920年代语境,在共和危机和国民革命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看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杂文自觉”经过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最初的“随感录”形态,是基于共和危机而进行的旧文化批判;进入后五四时期,鲁迅针对“民国失传”的问题,试图再造思想革命,发起针对新文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随着鲁迅参与国民革命,他又从“批评”转向了“杂感”,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而南下广州后的在朝革命和清党体验,使鲁迅最终出现了杂感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生成了以“杂文”为革命的“文学政治”模式。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纪念日宣传着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回忆成为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弘扬着革命精神,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政治需求的精神资源.并且在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中将抗日战争“革命化”,将之当作“国民革命第二期”宣传和建构.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构建出革命话语,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凸显出革命理念和话语本身的延续性.     

茅盾论鲁迅的思想发展：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1956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茅盾作了题为《鲁迅一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报告,论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认为,“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看来,1927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不妨以此为分界而称为前期后期……”这就是说,以1927年为分界,鲁迅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期：1927年以前,鲁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以后,鲁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就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新论,超越了瞿秋白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显得更为科学。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人的革命观念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从而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覆灭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中,既承继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内容,又引入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更有中国革命派思想家综合中西古今思想资源所进行的融贯与创新,如邹容初步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确立的三民主义、陈天华主张的国民革命与英雄革命相区分、朱执信主张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相并行,其中不仅包含了反清的内容,也不仅包含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容,还包含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     

革命至建设时期中共“新中国”话语的变迁——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转向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即从“建立新中国”转向了“建设新中国”;“愚公移山”寓言寓意也从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转向了挖掉“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从技术革命视角,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中国”话语,大致经历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工业化新中国和实现“两个”“三个”或“四个”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新中国两个阶段;工业化新中国、现代化新中国的建设目标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均致力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社会革命视角,革命时期党的目标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建设时期党的构想是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作为过渡,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将来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构想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和苏联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标识了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新中国”话语,通过对“旧中国”贫穷落后与“新中国”日新月异的比较,呈现出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阐明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     

毛泽东对中共革命话语的传播、塑造及贡献研究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兴起的时代背景是自身迫切需要凭借话语塑造自我正当性。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摆脱了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并从俄式革命话语向本土化的转变,并抓住了“白话文”兴起的契机,成功塑造了印刻着鲜明个人特点的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中国革命话语。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话语的突出特点：群众喜闻乐见,人民立场,深厚的历史底蕴,“抽象化”与“再具象化”等。这种强大的革命话语不仅提高了共产党的合法性和软实力,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1945-1949年民盟政治路线转变及原因分析

抗战胜利后,民盟的政治路线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根本转变,其政治角色也由最初国共双方的“调停者”逐步向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转变,直到最后与中共携手共建新中国.民盟政治路线的巨大变革,有着深刻的原因:民盟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及成分的复杂性是根本性原因;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是主要原因;而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是直接原因.     

从女权到革命——试析中共早期女性领导人在自身解放上的话语转换

中共早期女性领导人的自身解放思想大多受过欧美女权的浸染,反对封建男权,强调女性与男性一样的作为平等的“人”的权利。但由于在五四前后世界各国对华的态度变化与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的语境下,尤其受中共男性领导人的影响,她们逐渐抛弃了昔日的女权思想,接受了苏俄革命的观念。     

"国民革命"概念演变考论——以1897-1927年为中心

历史学中的称谓,绝不单纯是语汇使用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含义。1897-1927年,"国民革命"称谓演变的背后,浓缩着众多历史事件与社会思潮的集合:诸如传统的王朝鼎革的革命观念被近代西方民族民主革命观念取代的来由;国民革命接连不断的挫折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的竞夺;国共分裂后国民革命概念的兴衰隆替。     

论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学说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然而在此学说创立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循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完成了各自世界观的转变:从唯心主义者转变成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本文旨在研究恩格斯如何实现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其转变过程经历了哪些具体时期,各个历史时期中哪些因素起着作用。 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38.7—1841.3,简称“不来梅时期”。这个时期恩格斯抛弃了中学时     

布哈林与中共六大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导中共六大的主要负责人,布哈林对于中共六大的召开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在大会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指导中共六大制定基本路线,实现理论创新。他的理论阐述,不仅极大地引导中共党内统一意志,明确方向,完成从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的历史转变,开辟革命新道路,而且影响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理论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指导也存在局限性。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

冯雪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元话语,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泛“国民解放运动”的概念,认为“五卅”之后,“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即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一场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此革命逻辑支配下,冯雪峰对革命图景的想象充满着相当的气势:一是渲染革命的铁血狂欢;二是把革命的流血牺牲化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与潇洒;三是把精神的变革包容在革命含义之中。中国“知识阶级”的概念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梁启超等革命者或革命的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需要对西方“intelligentsia”一词进行译介、阐释的产物。冯雪峰以“革命与知识阶级”关系的向度,参与了“知识阶级”概念的本土化阐释与命名工作,但他却以替“知识阶级”划分类群的方式,促使“知识阶级”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目的是借此虚拟的历史叙述,为重构革命与知识阶级、知识阶级与文学的关系寻找理论依据。     

中国道路的“两大叙事”: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比较论

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是贯穿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中共奋斗历程的两大历时性叙事。革命时期倡导的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即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过渡;建设时期提法从“工业化”过渡到“四个现代化”;改革时期提法从“四个现代化”过渡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或“小康社会”;新时代提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渡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叙事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建设时期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改革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演变,建构了以独立、富强、振兴、圆梦为核心的复兴话语。“两大叙事”相辅相成：生成同源,激发于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创巨痛深,受命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挫折的危难之时,打开机会窗口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与新的社会力量成长;目标同向,体现制度优越性——定位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体现发展全面性——定位于国家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定位高阶性——定位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道路同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阶段。“两大叙事”又相对分立,现代化话语侧重现代性...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不仅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而且也存在着“左”倾思想。其突出表现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混淆；其核心内容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特征的阶级斗争思想。“左”倾思想起始于中共“四大”，强化于五卅运动，后经近一年的沉寂，全面回潮子1927年大革命的后期。在中共党内，瞿秋白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究其产生的思想原因，除了受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影响外，主要是中共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主力军、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理解有误或不够准确。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论述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革命理论与实践部分源于他对俄国革命的关注与思考.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密切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以更多笔墨论述俄国革命并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论述苏俄建立后的诸种境况时,中国的政治前途始终是其思考的落脚点.1924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零距离感知了苏联建立后的社会状况,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考察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可以加深我们对早期中共领导人为何选择俄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如何将外国的革命经验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的理解.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一个群体的革命自觉:革命知识分子对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回应

当"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兴起时,革命知识分子通过自身的思考探索,对国民革命进行了积极的响应,确信了共产主义的革命指导性,呈现了一个群体的革命自觉性。他们渐次接受了共产党的国民革命话语体系,主动萌发了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其内心世界虽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切实际的革命浪漫思想等,但主要体现出共产党的政党化色彩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主动性。共产党较好地激发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从而为党组织力量的不断壮大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不自觉地促进了党的知识分子色彩的形成。     

论孙中山早期民生主义思想

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经历了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发展阶段。在这里,我们把旧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称之为早期民生主义,并从政治经济角度就其形成过程、基本内容及其历史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一、孙中山早期民生主义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早期民生主义思想,与他的早期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思想,并不是同步产生的。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只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尚无“平均地权”一说,即当时尚无民生主义思想。在此八年后即1903年秋,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了革命军事训练班时,才首次提出了“平均地权”的经济政治主张,从而初步形成了民生主义思想。1905年10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式问世。现在我们需要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