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参与:社区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制度化——基于深圳市南山区“一核多元”社区治理实践的分析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价值性、机制性和发展性三大困境,这与社区治理中所表现出的行政力量过度干预、自治组织功能虚化、社会力量有效介入不足等现象相对应。从实现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和推进基层自治的目标来看,需要加强公共参与来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同时形成推进社会自治的动力机制。在推进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应当从保障公民权利和法治化、强化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健全、制度的稳定性与动态调整并重三个方面,对制度建设的保障性作用予以重视。最终,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真正实现建构现代社区多元主体共治的目标。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以服务为本的社区社会工作

创新社会治理,基点在社区,核心在服务。以“善治”为目标,本文结合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际问题,运用社会工作的“柔性”服务,优化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明晰各个治理主体的地位,实现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需要,培育社区参与,重建居民的主体责任,依靠居民自身的力量开展社区治理;以专业的力量促进基层社会自助、互助与公助,努力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探索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构建社区共同体：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路径思考

作为连接政党、政府、社会、民众的重要桥梁，社区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场域，也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应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社区成了主阵地，激活了潜藏于社区以及社群中的各种社会力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了社区治理的不足和短板，如居民的公共责任感不强、自治意识缺乏，社会空间让渡不够、社会组织培育不足等。为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要不断审视与检视问题短板，汲取实践经验，积极构建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区共同体。在谋划上要内嵌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方式上要超越“行政化”与“去行政化”之争，在文化上要增强居民的公共责任感与社区人文关怀，在技术上要以智慧社区建设实现更加科学精准高效的治理效能。     

强基础重创新激活力马鞍山市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之路

近年来,安徽省马鞍山市以服务社区治理为抓手,积极探索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走出了一条具有马鞍山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之路.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依法登记和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585家(登记64家、备案521家),这些社区社会组织为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互动提供了组...     

广州市从化区社区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广州市从化区社区建设坚持党的领导,构建"三位一体"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打造特色小镇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社区治理具有行政化倾向,社会组织管理培育机制不足,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缺失,网格化管理工作保障不够,社区党建工作有待加强。社区建设要政府社区及时归位,明确各自职责权限;重视社会组织培育,推动专业力量参与;创新服务模式,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完善保障机制,激发社区工作活力;坚持党建引领,形成共治共享模式。     

论城郊失地农民社区的治理

城郊失地农民社区既是城市化下的被动“变身”,也是政府主导下的正常“转型”,其生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的特殊性.城郊失地农民社区现行的治理组织体系杂乱、公共参与不足、自治基础薄弱,并由此导致了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参与程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良善治理机制缺失、公民精神不足、自组织水平低下、社会资本匮乏.基于此,城郊失地农民社区治理的完善应从三个方面着手:重构治理机制,理顺组织体系;培育公民精神,促进公共参与;重塑社会资本,夯实自治基础.     

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居委会作为街道办事处“派出机构”的角色在客观上已经凌驾于“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之上。相应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在长期担当政府代理人角色的路径依赖之下,主观上已经把与社区发展息息相关的日常政务工作建构为社区内部事务。因此,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建设,它需要国家力量给基层社会的自我运作让渡出一定的空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性的基本前提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一定要到位,创造性的制度变革是顺应不同性质组织功能的要求,构建“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社会联合体）-社区工作者（专业服务组织）-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组织）”的社区治理结构体系。     

广东省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探析

目前,广东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形式主要包括参与吸纳型、社区服务改善型、技术创新型、主体构建型等,可谓成效显著,但同时,广东城市社区治理的机制运行也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结构不合理、整体协作能力不足,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不合理、权责不匹配,社会资本的调动和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加强社会资本的构建和有效利用,充分发挥特殊性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以实体性公共空间和网络型公共空间为抓手,促进公共空间的型塑和激活;通过社区发展公司等的构建,加强社区治理主体力量的进一步培育,是促进广东城市社区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的可能路径。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新型社会动员体系的构建——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在社会治理领域,社会动员有助于形成一种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引导力、凝聚力和共治力。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基层自治系统脆弱、产业社区的社会融合度不足等问题,佛山市南海区探索建立了以组织、人员、制度、资源、能力为基本框架的新型社会动员体系。这一体系,以系统思维实现了社会动员要素的功能整合,增强了动员力量;以基层组织建设发挥了党的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健全了动员体制;以社案制和楼长制等创新举措,实现了上下联动,提升了动员成效。为达到更有效的社会动员,还需在社工队伍培养、公共精神培育、法治建设等方面着力,推动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村庄合并后农村社区自治的挑战与对策——基于Q市村庄合并后的G社区的调查

农村社区自治是现阶段我国大规模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的治理方式。它超越了地域边界为基础的村治模式,是以社区居民生活为基础形成的全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自治模式。在治理方式转变过程中,产生了社区性质职能定位、民主选举、社区自组织发展、资产合并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村庄合并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变"村民自治"为真正的"社区自治",对适应农村社会变迁、探索农村社会自治实现形式、推动农村社会治理有重要的意义。     

嵌入性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社区合作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该范式倾向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二元性（张力）逻辑：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社会自治单元”的性质,二者共同体现了对“社区”的方法论关怀,而忽视了“社区”的本质意涵（本原性意义）,因而缺乏对社区治理的深层机理加以分析。本文从“嵌入性”思想和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构建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新型分析框架,即“嵌入性治理”视角的提出,意味着“社区嵌入社会”是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居委会（准行政代理）、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社区大众等多元主体进行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性治理”可以被视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种本土化分析理路。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下的我国城市社区研究

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变迁和社区建设的发展,治理理论和协同思想逐渐被运用到社区领域。社区协同治理的思路可以概括为社区公共事务社会化,其本质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调整与治理结构的转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区模型更注重治理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多元化目标的有效凝聚与整合,实现各种力量整体功能的优化和重组,从而实现社会整合的总体目标。     

构建"五社联动"新模式奏响社区治理"大合唱"

近年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积极探索构建"五社联动"治理新模式,推进"五社"优势互补、协同治理,有效促进了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 强化党建引领,夯实"五社联动"平台力量.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印发《关于夯实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工作体系的实施方案》等文件,发挥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实现党的组...     

中介组织建设与城市社区发展

社区建设的目标是社区居民自治,依靠各种社会力量是达到社区居民自治的根本。社区中介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社区发展中起着促进社区居民自治、深化社区服务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完善和发展社区中介组织是实现社区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     

论社区自治建设

社区自治是世界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城市治理变革挑战的重要举措。中国的城市管理也应主动迎接挑战 ,不断完善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 ,使分散的个人在社区层次上充分组织起来 ,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社会参与 ,使社区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基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基层治理体系的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基层治理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从治理理论的角度来看,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能够为新时代基层治理赋予文化内涵,有助于推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向,实现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更好结合,促进传统文化与协商民主的融合等。传统基层治理文化的基层精英引领、乡规民约建设等举措有助于凝聚各方治理力量,增强居民归属感与基层自治能力。家风家规、孝文化等传统道德文化有助于建设现代基层社区文化,服务现代基层治理体系。     

社区治理与权力秩序的重构——对上海市KJ社区的研究

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经济转型,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社会的整体面貌。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也波及到了城市基层社区,剧烈的社会分化促使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句话说,传统的社区权力秩序正处于变动与重构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社区权力秩序的变动与转换的内在机制及其运行逻辑则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一个基层社区治理过程的实证研究,来考察当代城市基层社会权力秩序的重构,借以探求其内在的行动逻辑与机制。一、社区权力与治理:一个文献综述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都存在一…     

“两委一站”:社区治理的新探索——以广州市越秀区为例

广州市越秀区经过3年多试行"两委一站"社区自治管理运作模式的实践,探索政府行政事务和社区事务相分离的社区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居民自我管理的有效对接,虽然有成功的经验,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清晰、不协调的地方,需要从实现社区自治组织的再造、建立社工队伍专业体系和"大社工"新模式、探索新的社区财政机制、创造社区民主意识和社区参与的引导机制等方面探求新的突破。     

中国乡治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乡镇是我国纵向权力结构的最基础部分,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构建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不仅牵涉乡村基层社区的体制安排,尤其与中央和地方关系相关联。乡域自治理想样本能否真正实现,最终取决于政府间宪政性的地方自治分权改革。我国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应遵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村民自治;第二步,充实完善村民自治,逐步实行乡镇社区自治;第三步,巩固提高乡镇社区自治,最终实行乡镇地方自治。     

自治组织的利益代表性与“业主居民”的社区参与

城市社会管理离不开居民的社区参与。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业主居民＂通过业委会与居委会两个载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差异性及其原因来探寻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业主居民通过业委会参与社区重要公共事务的自治;通过居委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不仅积极性不高而且具有＂假性参与＂的特征。导致上述参与差异性的根本原因是业委会比居委会更能代表和维护业主居民的利益。研究指出：中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居民参与意识差,而在于参与期望与自治权缺失之间的矛盾,社区居民自治的关键在于把自治权力还给社区居民及其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