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延珲地区驻防八旗略论

延珲地区位于吉林省东部,清朝祖先的发祥重地 清兵入关后将其划为禁山围场,置八旗军驻守,严禁汉人进入.建置经过,清初延珲地区隶属宁古塔将军管辖,后设协领衙门、副都统衙门.驻防八旗的组织系统及管理,实行军政合一制度,居民多为驻军后裔.旗制的哀落与州县制的诞生.八旗军素质的下降和清末的移民实边,旗制的变通,州县制诞生.     

边疆与内地的融合:清代内地神灵信仰在北部边地的传播

清代北部边疆地区内地寺庙的兴建、内地神灵信仰的输入,既是清廷对北部边地加强统一、管理设治的结果,亦是内地百姓逐渐移居这些地区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在清廷和内地百姓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不仅在边疆地区修建起诸多内地寺庙,而且将关帝、龙神、阎王等内地神灵信仰输入边疆地区,并依托这些寺庙塑造了边疆地区移民社会的自我信仰。边疆地区内地寺庙及内地信仰等的存在,为边疆地区城市村镇的兴起提供了推动力,促进了边疆地区原住民与内地百姓间的融合。在国家治理层面,清代北部边疆内地神灵信仰的存在,不仅推动了边疆地区游牧、农耕两种经济的融合,也为清廷维持边疆统一、加快边疆开发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军府体制下清代新疆的司法体系及运作

军府体制下,因多种行政管理模式的施行以及民族、文化的多样,清代新疆的司法体系与运作呈现出突出的有别于内地直省以及其他边疆地区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而军府衙门在司法体系当中的核心与主导地位又显现出清代新疆司法体系与运作的一体性。清末建省后,新疆行政建置统一于内地,多元法律的一体化在司法领域得到进一步推进。     

清代新疆道制建置沿革探析

清统一新疆后,实施军府制统辖下多种行政机制并行的边疆管理体制,仅在东部地区实行与内省相同的道、府、州县制度,即镇迪道的建置及其管辖下的各府厅州县,对于清代新疆东部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清末新疆建省,设置四道,以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州县制度取代了"因俗施治"的军府制下多种行政制度并行的间接统治体制,使得新疆内部地方行政制度划一,并与内地省份划一.这同时也是与清政府加强边疆地方民政管理的需要是相适应的,对新疆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以及政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其他边疆地区的地方行政建置提供了范本.     

绥远城驻防八旗考源

绥远城驻防八旗考源蒙林关于清代绥远城驻防八旗兵之来源，目前史学界多持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年）右卫八旗调防而来之说，几成定论。笔者在精心研读《清高宗实录》之基础上，认为绥远城八旗兵驻防初期民族成份繁杂，变化极大，最终于乾隆中期才形成了以京师与右卫满蒙八旗...     

清代八旗水师与海防体系

在清代海防体系的研究中,八旗水师的兴衰及其与海防的关系鲜有关注。在"首崇满洲"和"国语骑射"的国策之下,与陆路建立以八旗驻防为中心的军事体系一样,清统治当局也曾有过建立以八旗水师为中心的海防体系的实践。从东北到天津、福州直至广州,八旗水师曾经作为海防体系的核心而存在,这是八旗为基础的清政权稳固的根本性要求。八旗水师的兴衰与清代海防成败同步,对清代海防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四川州县的契税治理：以南部县契税诉讼为侧重点

清代四川南部县的契税治理,长期表现为知县一面受理混有匿税指控的民事案件,一面于其中稽查匿税这一司法形态。契税盈余是维持清代四川州县政府运行的核心收入之一。受困于有限的行政资源,南部知县选择以受理契税诉讼这一被动方式来实现契税治理。为通过个案实现广泛威慑,知县在发现当事人匿税或有匿税嫌疑时,会借助对清律"典卖田宅律"的极端化解释,对当事人处以没收涉案产业的惩罚。司法治理,也导致难以全面查知民间匿税行为、司法个案中稽查能力不足、司法公正性受税收考量之动摇等弊端。清末川督赵尔巽通过契税国有化和设立经征局等措施,实现了全部契税收入上解省府的目的,但未从根本上改变南部县契税的司法治理格局。赵尔巽改革还带来了知县与经征委员间权限划分和协调、知县稽查匿税动力减弱等新问题。从州县档案出发,观察清代契税治理的实践,有助于学界更深刻地认识契税在清代财政和国家建设中的意义。     

论宁夏八旗驻防解体与民族文化融合

清代八旗各个驻防点，皆以自立为策，这是满洲贵族既怕旗人汉化的保族措施，又是“绥靖地方”的权宜之计。然而八旗官兵与汉民在政治、经济、文化长期交往中，逐渐打破人为隔绝局面，最终走向民族大融合的道路，而在这种演进中，八旗生计和旗制解体是两个关键问题。一、宁夏八旗生计的演变宁夏八旗驻防官兵人口最盛时，约计官兵1898户，大小口计10743人（或记为12000人），正额官兵3541人（或记为3557人），眷属7202人①。经过200年沧桑；到晚清和民国初年只剩下40％的人口。据宣统年间民政部户口调查，宁夏八旗驻防有607户，4333人②。1916…     

清代蒙古地区人口买卖的罪与罚——以土默特司法档案为中心

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的违法犯罪行为较为猖獗，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危害尤为重大，不利于边疆人口的管理，也会造成社会动荡，因此打击人口买卖、保护妇女儿童对于当时的人口管理和社会稳定十分重要。从清代归化城土默特档案入手，解剖“蒙人布木伯尔等拐卖人口”这一典型案例，梳理清代土默特有关人口买卖的36份司法档案，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从中央与边疆部族的关系考察，也体现了中央法与地方法、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理藩院则例》中央法与《蒙古律例》地方法的内容互相尊重，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与蒙古地区的制衡关系和清政府治理边疆蒙古地区的政策与谋略。清代土默特档案中司法判决的相关内容显示出蒙古地区逐渐认同中央《大清律例》的趋势，也体现出其严惩买卖人口行为的立法态度和相应减轻处罚的司法实践操作。这种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背离现象，充分展示了清代统治者在制定、执行法律时，既能坚守中华法系传统，又能灵活应对社会变迁的务实态度。     

清代盛京将军与陪都机构权力关系的演变

盛京将军在清代八旗驻防将军中地位最高,但因处陪都盛京,其权力却受到严重的制约。盛京将军与奉天府、盛京五部等陪都机构互不统属,而职权却多有交叉重叠,在权力上存在尖锐的矛盾,造成盛京地区事权不一,行政效率低下。随着时代的变迁,盛京将军与陪都机构的权力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从清初盛京将军、奉天府尹、盛京五部三方分权并立,到乾隆中期将军与五部并立,再到光绪初年五部权力被削弱、府尹事务由将军兼管,最后到光绪末年五部、府尹被裁撤,事权完全归于将军,这种权力关系的演变,使事权由分散走向集中,为盛京地区逐渐向行省体制转变创造了必要条件,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论清代吉林地区行政体制及其变化

清代吉林地区为“满族龙兴之地”,清廷对其实行有别于内地的行政体制.这种体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清初至雍正朝以前实行八旗一元化体制;雍正朝以后,由于汉族人民流入,管理民人的民治机构随之设置,实行旗民双重体制;清末由旗民双重体制变为与内地一样的管理民政的行省县制.本文拟对上述行政体制各阶段的特点作以探讨.     

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明清时期云南普遍实行“土流并治”的管理模式,即便改土归流也不是对该模式的完全否定。通过改土归流,不少府州县的治理方式和权力格局从“令土官为之钤制,以流官为之弹压”转变为“以土目管土人,以流官管土目”,流官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因此得以加强,但是王朝国家在当地的治理逻辑仍为典型的“土流并治”。从里甲名色和赋税征收标准的制定过程来看,改土归流之后,地方流官对于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并不会完全采用中原内地的统治方式,更不是刻板地“复制中国式社会”,相反地,流官会充分尊重甚至倚赖于原土司的管理传统,将其作为构建新治理秩序的重要基础。     

清代新疆的驻防八旗与“旗屯”

清太祖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他创建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八旗兵制为满族夺得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1644年(顺治元年),世祖福临定鼎于北京,设“禁旅八旗”警备京师,保卫宫廷;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清廷又先后派遣八旗劲旅分驻各地要冲,在边陲形胜之地,设将军、都统督率镇守,这种八旗官兵被称为“驻防八旗”。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清初为准噶尔部割据,平定之后,清廷设驻防八旗(1)与绿营等共同屯戍天山南北。驻防八旗作为清廷在新疆统治的重要支柱之一,与清廷在新疆长达一个半世纪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司法行政职能的时代转向及其优化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司法行政职能正经历从“司法的行政”到“全面法治事务管理”的时代转向，新的司法行政职能定位设定了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的新基点，呈现出广泛性、法律性与统一性的特点。司法行政职能的这种新定位不仅与西方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和理念有所不同，也与我国传统认识中“司法行政乃附随于司法职权之行政”的定位大相径庭。根据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精神，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调整严格遵循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效能提升的治理逻辑和一体建设的法治逻辑。囿于司法行政工作的“繁杂性”与“不确定性”，司法行政改革中的“一个统筹”尚未充分实现，司法行政机关的服务作用尚需进一步阐释，“四权关系”也要进一步厘清，这是制约我国司法行政职能转变和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应当从完善司法行政统筹职能、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健全司法行政职权动态配置模式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司法行政的改革进程。     

多元族群与国家建构:清代回疆治理的问题与省思

本文以清代回疆治理为视角,就清代回疆于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清代回疆基本治策因俗而治之赓续与变异、因俗而治之下清代回疆的地域文化、回疆伊斯兰文化的政治法律功能等多方面展开多元族群背景下的国家建构问题的研究,指出清代回疆治理不乏成效,亦值得多族群关系与国家建设深鉴。清代对边疆尤其是新疆的治理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注入许多新的因素,也为我们当下的边疆治理提供了诸多启示与思考。     

论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2000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理念变革

政府职责体系涉及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职能配置与权责结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本位和责任本位是政府职责体系建设中的两种价值理念取向。权力本位价值理念强调政治权力在政府职责体系中的支配作用,责任本位注重责任配置对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关键性影响。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过程来看,在价值理念层面经历了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转化过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职责体系优化应坚持责任本位的价值理念,以权责一致为核心原则、以协同高效为追求目标、以法治制度为基本依据、以究责问责为坚实保障。     

新时代中国边疆经济治理的理论基础与政策框架

长期以来,边疆发展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边缘领域。然而,在国际与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边疆经济治理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涉及全局稳定与安全,边疆经济问题应当被重新审视。面对新时期中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形势,经济学研究应立足中国实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经济治理理论基础与政策框架。基于此,可首先从经济学学科视角出发,将边疆地区特殊性纳入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基础数理模型来阐释边疆经济治理的理论依据。然后在总结新时期中国边疆经济治理的政策框架的基础上,对边疆经济治理政策完善方向进行展望。     

印度独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及成效

独立以来,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领土的完整、边疆的和谐,印度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措施。这些措施也让印度中央政府实现了边疆治理的目标,但是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不仅仅只是实现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目标,边疆地区的反响也是中央政府边疆治理成效的主要反映。而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却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予以认可;另一方面是对中央政府边疆治理的不满。     

建制变革与治理转型:边疆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撤地设市"研究

行政建制及其变革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撤地设市"作为边疆行政建制变革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与最新发展,不仅将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具有深刻的边疆治理意涵."撤地设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将推动边疆治理重心的空间转移,适应"一带一路"倡议并塑造横向治理体系,增进地方的自主性并推动边疆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