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协调发展水平统计测度

文章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借助灰色关联度模型筛选影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内部因素。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实体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均随时间推移而持续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协调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呈现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东北>大西南>大西北的空间分异特征;数字创新与实体创新是影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的统计评价

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实体经济通过资本利润、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管理效率提升为数字金融系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融资产品创新、交易机制、信息供给、数据治理等便利性服务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分别构建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加权法计算了数字金融综合评价指数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并利用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和分析了二者的协调水平。结果显示：从时间演化上看,2011—2022年中国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中度失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主导发展类型也经历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滞后型—数字金融主导型—同步型”的发展轨迹。从省际差异上看,2022年中国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现为东中部地区较高、西部地区较低的发展态势。     

统计学对数字产业的作用

<正>近几年，数字产业成可持续爆发式增长。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据有关资料报道，这样的数字产业集群在中国已经初具规模。数字产业包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个阶段。就生产型企业来说，目前更多的企业还处于产业数字化阶段，产业数字化成为实体经济的新增长点，成为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过度的重要途径。数字产业化阶段对大多数企业则刚刚开始，但更大的经济增长点则在于此，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互联网普及程度和实体经济水平,进而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5—2018年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各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利用2SLS等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存在门槛效应;从传导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互联网普及程度和实体经济水平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为了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及要素流动对我国城乡融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

文章从空间、经济、社会、生态4个维度诠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要义并构建了多维度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探索数字经济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且对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正向驱动效应更强烈;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助推城乡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融合视角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编制研究

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复杂性对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提出更高要求。本文选取了OECD、BEA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字经济核算框架进行差异对比,结合我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重要方略,明确编制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测算目的是掌握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作用传导机理和影响形成规模,从而决定基于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融合的视角定义数字经济产业和产品,将其分为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和融合产业,以及数字产品和数字化产品,并据此识别数字经济核算界 限,尝试构建具备全面性、国际可比性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基础框架,设计了核心表式和相关总量指标。文章最后针对构建卫星账户的现实挑战,从政府、企业、社会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增加值结构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以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逐渐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平台、新业态和新场景，如何在数字经济涉及产业频繁变化的情况下准确核算数字经济增加值，完成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等数据投入要素和产业数字化这一产业融合成果的增加值结构分解，对于探索数字经济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路径、范式意义重大。文章采用产业范围界定与假设提取法相结合的“两步走”方法核算了全球50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总量，完成了数字经济增加值结构分解，分析了三类数字经济规模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增加值界定和理解差异是造成不同研究方法之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总量核算结果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明确三类数字经济对实现产业链现代化多元目标的具体作用，有利于增强数据要素投入的靶向性。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全国视角与分区域视角全面估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处于明显非有效但易提升阶段;东部、西部、中部三大地区技术进步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均为负,银行集中度以及政府金融集权度对全国的影响和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的影响一致,且均为正向影响。     

平台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典型业态,将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从3个维度构建平台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并测算出平台经济发展水平,选取2013—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平台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中国数字经济研究进展——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文章以2013—2022年CSSCI来源期刊上刊发的1526篇数字经济相关论文为样本，借助CiteSpace对数据进行时空分布、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等方面的文献计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理论研究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研究热点集中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数字经济的测算、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四个方面。研究前沿包括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数字经济治理等。知识基础涉及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趋势的述评等。数字经济相关研究刊载的核心期刊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发文作者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体，发文机构多分布在北京、西安等地学术力量雄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乘风破浪扬帆劲 迎潮奋楫向前行——服务业调查中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是对服务业统计高质量发展的使命召唤。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二十大精神“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运用“五级联动”学习机制，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融入服务业统计实践，主动作为、锐意进取，不断开创服务业统计新局面。     

做强实体经济 做实虚拟经济

从去年12月召开的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到今年《政府工作报止》，实体经济被中央有关部门多次提起。到底什么是实体经济，如何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又如何发展实体经济？从本期开始，本刊陆续邀请一些知名专家学者试就这些问题予以解读。本期，我们从如何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入手。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价值。在梳理经典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状况、数字化发展环境和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综合选取了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数。遵循“数字化赋能—多重驱动—创新变革”的逻辑思路,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传导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用外生冲击等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从驱动路径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拉动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性影响,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8.89%、11.09%和21.02%,可见这三个变量中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部...     

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机理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和政府行为等视角,系统剖析了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并利用我国31个省份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并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2)数字经济亦能通过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和政府行为等变量的中介效应实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3)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经济增长水平提高,促进作用不断增强。据此,本文从厚植乡村“数字土壤”、统筹多维因素综合施策、重视中微观层面差异化特征三个方面给出了相关启示。     

数字金融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所产生的一种新金融业态，不仅完善了金融体系，也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行为。基于2011—2019年上市实体企业数据识别并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进而提升金融化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则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只有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才显著为正。进一步，基于“数字金融—加剧金融化—抑制主业发展”逻辑链条，发现企业的套利动机驱动了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数字金融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实业投资和主业业绩，还削弱了数字金融的就业提升效应。文章拓展了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和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深刻认识数字金融对企业长期发展乃至宏观经济发展潜藏的负面效应，研究结论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推进金融服...     

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高质量协调发展核心内涵及动态演化研究

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城乡融合系统彼此耦合协调和融合推进的发展过程。将数字经济纳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中，丰富当前城乡关系理论的同时，使城乡融合的探讨更赋有时代意义。在界定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核心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面分析、熵权法等分析工具，定量分析中国各区域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特性，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化角度看，2012—2020年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稳定上升态势；城乡耦合协调类型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度协调和良好协调等级省份占比提升；城乡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呈波动变动趋势。(2)从空间演化角度看，高水平协调区域呈现“中心极化”特征；耦合协调发展呈“群体集聚”特征，东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H-H”集聚，西部大部分地区为“L-L”集聚；城乡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空间格局。(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通达性、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及生态环境等都是影响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影响东、...     

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正成为经济复苏的新动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293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集，验证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探讨盗窃犯罪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证明，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区域盗窃犯罪率进而实现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消费者的出行安全进而影响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基于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旅游发展基础设施差异展开讨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旅游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表明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建设能弥补旅游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地理位置和市场劣势，提升旅游吸引力。此外，旅游资源禀赋越高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表明旅游资源禀赋是决定区域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其带来“锦上添花”的作用；而旅游接待能力越弱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数字经济与旅游接待能力之间存在互补效应。     

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使用2011—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从前沿技术差距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重点分析前沿技术差距对数字经济与企业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之间关系的差异化作用。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两类创新发展；前沿技术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U”型，尤其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强；前沿技术差距导致在企业和数字技术的互动和融合时产生差异，进而对数字经济创新效果的作用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影响，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作用更强。     

SNA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生产核算问题研究

我国尚未建立起数字经济生产核算体系,缺乏数字经济增加值等官方统计数据,不利于全面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及制定相应政策。本文基于SNA 视角探究了我国数字经济生产核算相关问题,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不同阶段其内涵表现不同,相应生产核算范围既是对现有SNA 的延续,又具有一定的发展和突破;从核算目的、核算主体、核算客体和核算方法等要素看数字经济生产核算,既应与传统SNA 生产核算保持协调和遵循,又分别表现出其特殊之处;我国应分阶段推进数字经济生产核算实践,新生型数字经济可借助“三新”统计工作实施,融合型数字经济需借鉴R&D 核算制定专门的核算和调查制度。本文能够为我国统计部门开展数字经济生产核算工作和认知数字经济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