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绿色现代化图景

"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将党治、法治、德治和美治深度整合,形成既有政治定力又有社会合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对此作出系统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国之治的生态文明向度,标志着绿色现代化建设迈入新阶段。绿色现代化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统筹推进的现代化,呈现出生态与生命等量齐观、经济与环境协调共进、环境公益与私人利益共容衡平等一系列新特征。实现绿色现代化,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并运行起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系统,从而筑牢"中国之治"的生态根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审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破解人类发展时代难题作出的前瞻性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承和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和升华了中国外交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体现了中国的文明范式,倡导新型国际关系,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平等、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西方理想共同体蓝图,缔造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形态,深化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知,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理论内涵,对凝聚全球正义的伦理共识、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藏着深厚的中国智慧,在继承和超越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基础上,实现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既对传统“天下观”当中的秩序观、统一观、和谐观和道德观等进行批判继承,又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实现视角创新、途径创新和价值创新。面对这个非西方的新型世界秩序建构方案,不仅要澄清对它的误读和曲解,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现实主义特征,更要在全球性问题挑战的背景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中共生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文化进步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逻辑”——兼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能否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广至为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所透彻理解和乐于接受,取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的定位。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其又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定位。当下的总体全球化最重要的情境是各地区文明、各民族文化的照面与碰撞。既往全球化浪潮中存在着霸逻辑(文化进化论)与守逻辑(文化相对论)两种主要文化逻辑的对立。基于此种对立,结合当下中国文化具体语境和文化传统基因,从文化与人的关系、人的发展理想、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对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所持的立场等角度着眼分析,能够彰显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超越前二者的优越性与可能性。恰处于中西哲学传统的交汇点上,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进步主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和逻辑"成为可能。     

“批判的互联网”和“互联网的批判”——互联网哲学思想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人类正在从工业化时代进入到互联网时代,无孔不入的互联网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在这一颠覆性的变革中逐步形成了以开放、创新、共享、自由、平等、包容等价值理念为核心的"互联网哲学思想"。互联网哲学思想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为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提供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通过对互联网哲学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核心思想价值理念的剖析与批判,挖掘互联网哲学思想的价值所在,尽可能地揭示互联网时代这一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为浩大、影响最为深刻的变革的思想来源,寻求技术理性与人文主义价值追求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推动构建全球化时代开放、普惠、共享、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之治的价值内涵与世界贡献——兼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中国之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生动而独特的表达。中国之治超越了西方理论的“政治现代化”路径,破解了现代化和民主化“悖论”。中国之治遵循了制度与道路的规定性,也重视实践的能动性,以相对灵活、及时有效的关键之策推动改革。中国之治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彰显了大国治理的韧性精神与价值追求。在当今世界,中国之治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理论的有机统一,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样态,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长的丰厚土壤。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视角,跳出西方话语及逻辑假设,提出和回应时代性、民族性、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要以世界眼光,从中国发展、中国奇迹、中国之治中提炼出可以与世界分享的哲理、道理、学理,提炼中国之治的核心概念,向世界传播中国之道。     

务实与超越:“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倡议在充分汲取古代丝绸之路有益经验和智慧的基础上,融入了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时代价值和目标追求,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具有利益共生、文化共鸣、合作共识、权责共担和互惠共赢的总体特征,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而且激发了沿线国家和部分域外国家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务实中有超越,体现了追求和平与发展、实现合作与共赢的中国智慧。     

传统思想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三重概念。从传统文化的视域看,其内涵又关乎多重关系。首先是个体之间的交往。人类由个体构成,共同体也基于不同的个体,个体以及个体之间如何建立和谐相处、平等交往的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涉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共同体建构来说,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于两个维度,一方面个体需要认同社会、融入群体,另一方面社会应承认个体,维护其合理权利,二者构成建构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前提。从更广的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概要地看,处理或协调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总体原则是相互尊重主权,互惠互利,走向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到“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传统的价值取向侧重于超越具体或特定的民族、国家,以整个天下为关注点。进一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广义的天人之间,即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在理解天人关系或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时,总体的原则是注重天人之间的相分与互动。天人之间的“共美”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形而上的前提,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     

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世界历史意义

对国家而言,世界是自我主体和对象主体共同分有的世界。无论国家或者具身的人如何意识,世界不以文化环境、国家空间、信仰类型、主观愿意为转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不是形成这样的、就是那样的命运共同体。存在是主体间的共在,共生性是主体间的客观事实。觉解何以走出当代裂解式发展的人类困境、觉知何以建构基于组织形态的主体间性、开示何以通达文明间发展对话的整体人类观,共同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世界历史意义。     

宋明儒的“一体之仁”与儒家式的“共生主义”

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加深,“共生”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各界有识之士的进一步重视。在西方,出现了“共生主义”学说和运动。在中国,从政府到企业界,都在调整发展模式,确立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就思想史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着许多与“共生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相契合的思想因子,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尤其是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他们在传统天人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万物一体”和“一体之仁”诸命题,可以视为一种古典的、伦理型的“共生主义”。析而言之,宋明儒在“气本论”“理本论”和“心（良知）本体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三种古典儒家式的“共生”思想,既可与现代“共生主义”接榫,亦可以起到借鉴、发明的作用,进而为共同应对纷繁复杂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中国古典的思想资源。     

文明比较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霸权是与经济霸权、政治霸权相当的一种霸权方式,在理论、文化外交、舆情实践等层面排斥和挤压他国文化,威胁他国文化安全。在文明比较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文化安全观的价值旨归,内含“和而不同”的文化秩序观,促进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大学、中学、小学等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党员、社团组织的学习教育中,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阐释与传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中激活文化基因、凝聚共识,开展文明平等对话,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以文化共同发展促进文化共同安全,是提升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举措。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的中国世界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过去十年来逐步弘扬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中国历经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多年、中国进入近代史以来的一百八十年,更是华夏文明四千多年来历史实践的一种结果。文章通过分析“中国的世界”和“中国与世界”两种中国的世界观,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历经千年之变后出现的第三种中国世界观“中国在世界”的必然产物,含指中国对世界的反哺、反思、责任与使命。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政治法律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心理基础。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境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多方面挑战。因此,针对性地增强各民族群众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政治法律共同体意识,是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看本土话语体系建构

就近年来本土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态势来看,我们对于优秀传统资源的继承与时代性转换,相比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无疑判若云泥,有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凝练出的、为绝大多数文明形态所共同认可的思想成果,抱持的却并非宽容与开放的接纳态度,而是日益趋于排斥与自我封闭,甚至不免有文化孤立主义之嫌。这与我们所倡导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的理念主张,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全球化时代,普遍主义以全球性共同文明为分析问题的逻辑基点,以共性为前提看待个性,以普遍性为前提看待特殊性,以全球性知识为前提看待地方性知识,因此,便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有机生态联系。而与之对垒的特殊主义方法论,片面强调地方性知识的独特性,以至于忘记了特殊性赖以立身的共性与共通性知识。如果我们不能够秉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宽容开放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宽阔胸怀,去筹划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而是仍以陈旧思维方式去回应新时代的话语体系建构欲求,无疑会导致名新实旧。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历史生成及其当代诠释——基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

公共性的价值取向贯穿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思考的始终。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在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抽象到具体、由理论到现实、由公共性具体制度和体制的设计到实证分析三次历史的转向。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在当代不仅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对当今时代不同维度的发展问题给予了回应。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与基本遵循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断深入,迫切需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话语对国情与世情给予科学全面的解读,为中国道路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引领航向。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要遵循历史价值观、问题意识,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身处新的历史坐标和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逻辑对话语权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客观要求。与此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顶层倡议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广阔的全球视野。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要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场域,心系国家命运,把握意识形态坐标,放眼国际视野和书写21世纪全球治理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