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检验——来自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机制和“两难问题”。结果发现:市场型环境政策有效且存在跨界减排效应,即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本地碳排放,其碳减排效应逐年增强,而且同期本地碳交易政策实施可以形成邻地示范效应,推动相邻地区碳减排。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提高地区技术水平,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发展,实现地区碳减排,且当前阶段能源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最强,约占总体减排效应的36.9%,而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仅为11.6%。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克服环境与经济的“两难问题”,同步实现碳减排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双重目标,实现经济与环境相容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控排名单中上市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强化高管可持续发展意识来提高企业履行ESG的积极性,尤其对ESG分项指标中的E和S影响显著。     

财税激励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碳强度

“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降低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高的工业企业碳强度成为关键。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进企业碳强度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研究以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典型财税激励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16—2019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1 461个样本观测值为研究对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面板模型,对财税激励政策的碳强度治理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财税激励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碳强度,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碳强度治理效应;对两种财税激励政策组合效果检验表明,二者在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互补作用;从宏微观结合的路径研究需要出发检验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作用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削弱财税激励政策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高科技行业碳强度降低作用更强,对高碳行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工业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碳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实现路径。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考察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环境治理手段之一,能否兼顾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是考察其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我国2000—2018年省级样本数据和2011年设立的碳交易试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重红利”,即能够有效实现试点地区碳减排的“绿色红利”和产业升级的“蓝色红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即时性和逐渐强化的典型特征,从长期来看,减排效应始终显著且保持不断提升,而其产业升级效应则存在时滞性,在短期内难以奏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邻地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对周边地区的碳减排和产业升级呈现阻碍效应。     

低碳政策试点、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

“双碳”目标下,为了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文章利用准自然实验法,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低碳政策试点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低碳政策试点实施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且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剔除直辖市等方法检验后仍然稳健。低碳政策试点对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较强地区企业、“两高”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低碳政策试点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植入森林碳汇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

严格控制CO2排放条件下,研究基于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碳减排路径选择,超额排放的碳源企业在自主减排、碳源企业间排放权调剂和购买森林碳汇碳中和之间决策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设计,使减排成本较高的碳源企业承担起应有的减排责任和排放代价,减排成本较低的碳源企业和森林碳汇供给者获得应有的利益回报,从而达到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补偿在市场机制中实现。这有利于约束碳源企业碳排放行为,激励森林碳汇碳中和行为,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协同与耦合。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ETS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选取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行业样本数据，利用双重差分和最近邻匹配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将ETS试点政策划分为五个时期，探究中国ETS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结果表明：ETS试点政策各阶段均能显著降低试点省份行业碳排放，但各阶段减排效应差异较大。试点政策发布初期，总量管制通过降低配额供给，提高企业合规成本和对碳排放权的需求，倒逼高碳排企业主动减排；试点政策实施后期，总量管制的冲击效应减弱，碳交易的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碳强度减排指标约束下碳排放权的省际分配效率研究

以碳强度作为减排约束指标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和全球减排义务而做出的庄严承诺,而碳排放权的分配是决定能否兑现承诺的关键。利用ZSG-DEA模型研究碳排放权的省际分配额度及效率,并将其结果与基于人际公平原则、溯往原则、支付能力原则、传统DEA模型的分配结果及实际排放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各省区在不同原则下获得的碳排放权及减排压力的差异。结果显示:基于ZSG-DEA模型的分配结果更能实现碳排放权的优化配置,且避免了因减排对产能造成的剧烈冲击,不仅有利于减少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而且有利于形成竞争性的排放权交易市场。最后,从利益协调、差异化减排策略、市场化减排机制和重塑地方官员考评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优化省际碳排放效率的政策建议。     

我国碳交易市场价格周期及其波动性特征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是我国利用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之一.碳交易价格水平及其波动情况是碳市场机制设计合理性的直接反映.文章对我国碳交易市场价格的周期及其波动特征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各个碳交易试点在履约期内价格变化具有相似的季节性特征,并且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引入对于市场活跃度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文章对于碳交易价格变化规律的探索可以作为制定市场价格波动平抑政策和设计碳金融产品的依据,并且可以为全国性碳市场制度设计提供借鉴.     

环境公共治理政策的效果评价与优化组合研究

本文构建了包含环境治理体系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基于模型的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方面生产者补贴较为有效;而技术研发补贴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十分显著,其通过“研发投入→绿色技术提升→降低污染物排放”的路径可以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此外,本文还模拟了生产者补贴和技术研发补贴的政策组合对社会福利和污染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可以采用生产者价格补贴或技术研发补贴促进产出水平增长进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同时增大生产者价格补贴和技术研发补贴的幅度则能够通过提高技术水平促使污染水平不断下降.最后,本文给出了社会福利增进与环境质量改善双重目标下生产补贴和技术研发补贴政策的可行性区域,进行了环境公共治理政策的优化组合研究.     

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文章以中国实施的碳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其理论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试点省份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而持续的推动作用,且东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要优于中西部地区。此外,碳交易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清洁转型进而提升生态福利绩效;而技术创新的生态福利绩效提升效果不显著。     

政府补贴、研发偏好与工业创新绩效

经济转型期的工业创新不仅取决于政府补贴,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研发偏好的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9年中国工业的面板数据,估计了政府补贴和研发偏好对工业创新绩效的效应。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双重代理人性质引致的利用型研发偏好弱化了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创新导向性错位使得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的改善作用不显著。创新的替代和竞争机制引导民营企业通过探索型研发偏好实现创新资源的高端化配置,创新资源的高嵌入性使得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将研发偏好作为阈值变量纳入模型后发现,当利用型研发决策与探索型研发决策阈值分别高于8.2286和9.6406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产业完全碳排放研究

通过定义直接排放系数和完全排放系数,建立产业完全碳排放分析框架。基于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和能源统计数据,对各产业的碳排放特征进行分析与比较。结果表明,部分产业直接排放系数靠后、完全排放系数居前,属于碳排放较为隐蔽的产业;部分产业的两系数都居前,属于碳排放较为明显的产业。立足于节能减排的角度,这两类产业都是控制能耗和碳排的重要产业。从总量的角度来讲,建筑业是满足国内需求的第一碳排放产业;从进出口贸易角度来讲,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则是碳排强度最为显著的部门。研究结论说明,完全排放系数更能全面反映一个产业的碳排放状况。直接排放系数和完全排放系数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产业隐蔽的间接排放。最后,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综合经济管理政策方面对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给出了一些建议。     

读书时间

《碳中和时代》作者:汪军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碳中和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中,财富将通过碳排放这个媒介进行重新分配,高碳企业的财富会流向低碳企业,增碳行业会流向减碳行业,这些企业的财富重新分配又会逐渐渗透到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中,让所有人都不能置身事外。那么,你对碳中和的了解有多少?气候变暖的前世今生、长达30年激烈的全球气候博弈,最终如何走到全球统一碳中和目标这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前?     

中国制造业隐含碳分布及绩效评价——兼论“供给侧改革”的绿色理念

制造业低碳化发展日益成为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利用分行业分年份碳强度计算方式,引入加工贸易产品、细分能源测算等方法精确计算了中国制造业1995-2010年6个重要年份制造业的隐含碳整体排放及贸易排放情况。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化学工业、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行业排放最多,分别为9亿吨、7.9亿吨、7.4亿吨;净出口隐含碳排放行业比例一直保持在50%以上,2010年排放最多的行业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业、通信设备与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分别为0.15亿吨、0.10亿吨和0.02亿吨;进出口隐含碳排放密集度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态势;为推动制造业"供给侧改革"低碳化发展,应倾向于支持隐含碳排放绩效高的行业、隐含碳排放密集度低的产业、净出口隐含碳排放绩效高的行业。     

创新试点政策能够引领企业创新吗?———来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微观证据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16年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所得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试点政策不存在时滞效应,且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但因企业规模、技术水平、控股性质和城市规模不同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创新试点政策对于中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民营控股企业和大城市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提高企业集聚程度、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作用于企业创新。本文的研究为合理评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以及进一步推进企业创新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绿色金融：破解“碳诅咒”困境的有效策略

本文立足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特征,探讨利用金融手段破解“碳诅咒”困境问题的路径。首先,将绿色金融嵌入包含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数理模型,阐释绿色金融通过缓解资本价格扭曲、加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作用机理,证实绿色金融发展应当以资本配置达到最优为上限,避免由于绿色金融发展过度导致绿色产业领域产能过剩,从而制约其他产业的发展。其次,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理论模型的现实解释力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包括,我国资源型省份过度依赖化石能源产业,更倾向于碳密集型发展,迈入“碳诅咒”困境;资源型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资本价格扭曲加速碳排放同经济增长的脱钩,进而破解资源型地区由“资源诅咒”引致的“碳诅咒”困境;资源型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能够加强邻居地区的能源脱钩与碳脱钩。研究结论为有序推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指导,为破解资源型地区“碳诅咒”困境提供合理可行的政策思路。     

税收激励与企业劳动雇佣——来自薪酬抵税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如何“稳就业”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08 年推行的薪酬抵税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捕捉企业税负的外生变化,并以2000-2018 年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税收激励与企业雇佣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薪酬抵税政策带来了额外的税收优惠,进而促进了企业的雇佣需求,在有效排除共同趋势、预期效应、政策叠加效应以及反向因果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中发现,薪酬抵税政策对企业雇佣的激励效应在民营企业,成本转嫁能力较弱、劳动密集度较高以及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这意味着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越敏感,这一政策的作用效果就越好;薪酬抵税政策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税收影响企业行为的微观机理,对于政府利用税收政策扩大就业具有重要启示。     

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财税〔2014〕75号、〔2015〕106号文件推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准自然 实验”来识别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专利申请、终止、引用信息和财务报表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回归发现:数量维度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质量维度上,高创新含量的发明申请增长幅度大于“短平快”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企业专利结构改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还显著减少了授权专利的未到期终止数量、提高了发明申请的平均被引次数。拓展检验显示,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处理组企业的盈利绩效与资本市场价值,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重)与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加速折旧的潜在收益较大)的激励更大。研究结论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CO2排放变动的结构因素分析——一个包含贸易结构的分解模型

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出2002-2007年度中国隐含碳排放总量和分部门的排放量,并应用结构分解法研究了排放强度、生产技术、国内需求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五个因素对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排放强度和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动是碳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原因,生产技术、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从部门结构上看,贸易结构因素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分布特征的变化,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贸易结构的变迁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小;另外,虽然直接碳排强度明显下降,但受碳排强度因素和生产技术因素共同影响的完全碳排强度却几乎没有变化,反映出能源政策在各部门的实际效果受到生产技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