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时期伊犁锡伯旗屯水利社会的形成与瓦解

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政府置伊犁将军管理天山南北,驻伊犁八旗军形成了独特的"旗屯"体制,而各"旗屯"中又以锡伯营为典型。嘉庆前期,锡伯营自建了一套完备的农田水利体系,形成了适应于旗屯体制和当地环境的水利社会秩序。这套秩序完善了锡伯族群的社会功能,由此大大提高了锡伯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边防能力。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在国家重建西北边防体系的迫切需要下,锡伯模式一度扩展到锡伯营以外地区。辛亥革命后,锡伯社会内的恶性土地私有化动摇了传统水利秩序,营旗体制又阻碍了近代水利因素的进入,使得旗屯水利社会陷入瓦解的境地。     

民国新疆县制变革述论

民国新疆县制改革是新疆现代行政体制建设的一次重大变革,奠定了现代新疆行政体制格局,具有其时代特点与变革意义。但同时囿于国内外政治环境及新疆内部局势演变,其在应对新疆内外部危机、矛盾中,消极作用亦日渐显露,并最终导致了新疆政治格局的变化。     

伪满时期在蒙旗地方推行“旗制”的过程

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和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不久,伪大同元年(1932年)七月五日,以伪教令五十六号公布《旗制》,这是日伪时期统治东北蒙旗地方最基本的法令。《旗制》的主要精神是,“在蒙古唯一之政治单位为旗。旗为一种自治行政区划”。“旗制”的特点是彻底废除清朝以来的王公制度、扎萨克制度或总管制度,代之以流官性质的旗长;废除盟制,旗隶属于伪兴安各分省(后来是伪兴安各省),由伪兴安局(后来依次演变为伪兴安总     

论清代东北旗地的公产化

清代旗地制度的演变，表现为私有化与公产化两种相悖的历史运动。前者反映了社会经济自身运作的必然规律，而后者则反映了清政府对封建经济关系的调节和制约。清代东北旗地的公产化主要表现为清政府将部分私有旗地入官征租，设立各种公产旗地，推行八旗官兵职田制，实施京旗移屯政策。通过实施这些旗地“补强”措施，使部分旗地出现公产化趋势，旗地国有”性质得以强化。但这些措施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旗地私有化问题。不久以后，这些“公产”旗地也出现了私有化因素。     

从街居制到社区制：我国城市社区30年的变迁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城市的社区制已完全取代了街居制,并且形成了社区内多种组织并存的局面．这些组织开始初步形成了合作共治的机制。但是,也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不足,即社区治理主体缺少多元性、管理手段仍多采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社区NGO缺乏、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和行使民主权利的渠道和平台不多等。今后的发展应更多地体现其居民自治组织的特点,进一步淡化其行政色彩。     

使职设置与唐代地方行政级制的演变

唐地方行政级制伴随着一系列使职的设置与发挥作用而发展演变.初唐在正常官制之外临时差遣巡察、安抚等特使,对两级行政制带来的问题进行补救;玄宗时按道广置采访等使,使职已具有较广泛具体的行政实权;中晚唐节度、观察等使常设化、固定化,道(方镇)成为实际一级行政机构,地方行政二级制演变为三级制.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官僚制是适应于工业化以来不断结构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的一种行政体制 ,它既以市场作为自身组织原则的来源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 ,同时又是对市场的制约以达到社会公正目标 ,但是在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下 ,形式法治下的程序公正和市场之个人成就效率标准构成了官僚制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内 ,官僚制与市场一致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但是 ,解决官僚制的这个问题 ,本身不应该在官僚制之外为它提供一个道德标准 ,把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重任交给自律的道德的行政主体 ,更不是把社会管理交给自发的市场 ,而是在市场之上设计以社会成就标准的行政体制 ,以程序正义积极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组织制度的演进路径

官僚制组织理论以其自身的特点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奠定了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官僚制也成为人类自工业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模式 ,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在整个 2 0世纪极大地推进了全世界工业文明的繁荣与发展。自 1970年代以来 ,官僚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 ,但并非意味着摒弃官僚制。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 ,考察官僚制理论 ,理性分析中国的政治行政生态 ,将会发现中国官僚制在未成熟之际就将演化发展为一种新的行政组织模式———后官僚制 ,中国未来行政组织制度演进的路径将蕴藏于其中。     

民国时期省制改革过程及动因研究

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与实践,自北京政府时期省—道—县三级制,省成为行使监察职能的一级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政府合署办公和新县制,省一级政府从行政区划到机构建制、政府职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政治主张的斗争,其实质则是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分配上的博弈。此外,省制改革也考虑到了各省的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行政现代化的趋势。     

浅谈“单行制”行政管理模式下党政办公室综合协调工作

“单行制”行政管理模式是指对传统的党委办公室和政府办公室两套行政机构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党委、政府“两办”合署办公的行政管理模式。“单行制”行政管理模式的职能核心是协调工作,即协调党政领导决策、协调职能部门关系以及协同内部机构行动。     

土尔扈特札萨克旗制概述

清统治者鉴于政治上的考虑,把蒙古族分为两部分:被征服的蒙古部划为内属蒙古;自动归附的蒙古部划为外藩蒙古。对他们的待遇也不同,在内属蒙古设立总管旗制,不设札萨克(旗长)而设总管,没有王公封爵;外藩蒙古各旗设札萨克,王公、台吉均封有爵位。土尔扈特做为自动归附清朝的蒙古部之一,被划归外藩蒙古之列,实行札萨克旗制。在新疆蒙古诸部中,除土尔扈     

转变中的公共行政范式--从官僚制行政走向后官僚制行政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掀起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改革,这一治道变革预示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正在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向后官僚制行政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公共行政范式转变的根源即传统官僚制的当代困境,揭示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主流趋向--后官僚制采用的行政范式以及它的理念抉择.     

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

本文考察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体制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这一体制运作的实际情况。作者认为,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条件,不具有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民国时期的财政划分徒具形式,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明清时期道的分类及其功能演变——现代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渊源的视角

从探寻现代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渊源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的道制进行考察,可以将明清时期的道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区域划分的道,即事务性的道,一是在一省范围内进行区.域划分的道,即分巡、分守、兵备道.后者是行政督察专员区制度的直接来源,其设置于明代,旨在加强对地方的监察与控制;清代,巡、守、兵备道设置趋于合一,由功能单一的机构向集民、财、军及其他各种专项职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机构转变,民国时期固定为省县之间的地方层级.从制度承袭的角度来讲,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直承民国时期道的建制;从运行机制与性质职能角度来讲.则与明清时期的道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     

以德行政:对官僚制的超越

江泽民同志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德治国",具体落实到公共行政中,就是以德行政.以德行政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模式,我们把它称作为服务行政,它将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以德行政"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使我们找到了超越官僚制的出路.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努力构建以德行政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模式.在构建以德行政的公共行政模式的过程中,公共权力的道德化是最为基本的内容.而做到这一点,又需要通过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建设,通过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重塑,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效.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论清代吉林地区行政体制及其变化

清代吉林地区为“满族龙兴之地”,清廷对其实行有别于内地的行政体制.这种体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清初至雍正朝以前实行八旗一元化体制;雍正朝以后,由于汉族人民流入,管理民人的民治机构随之设置,实行旗民双重体制;清末由旗民双重体制变为与内地一样的管理民政的行省县制.本文拟对上述行政体制各阶段的特点作以探讨.     

论清代前期对西藏的统治

从清朝建国直至乾隆十五年百余年时间里清朝一直对西藏推行间接统治的政策,政教分离,由世俗贵族掌权,具体政权体制则经历了和硕特汗王制、五噶伦共同掌政制和藏王制三种体制的演变。推究其演变历程,西藏内部僧俗两大势力之间长期的力量消长和权力斗争无疑是促使清朝改革治藏体制的直接原因,同时清朝内地、边疆的军事政治情势与西藏地方政治发展走向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关联与互动,随着西藏地方政权体制的一次次变革,清朝在西藏的直接影响呈现出一种加速增强的趋势,直至乾隆十六年清朝对西藏直接统治的正式建立。     

超越官僚制——浅议政府行政组织建设

在政府行政组织建设过程中，一方面，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完善起来；另一方面，随着农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的转变，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西方已经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民主化、个性化、信息化改造，以适应行政组织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