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尚处于初创阶段,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成长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素是主体、规则和行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表现为治理主体增加并强化联结;多元治理主体协商出公共规则并共同遵守;多元治理主体整合资源,开展集体行动,公平分配收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是公共性拓展,表现为多元治理主体由目标、规则、行动而强化联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方式,是在日常实践中逐步地“共同体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公共性解释与水资源公共性治理

探讨了公共性的内涵及生成机理,试图厘清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在水资源属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天然水源至用水者公共性变化的一般规律。最后提出水资源公共性治理的重点,即受水区各县区在水权和排污权配置、受水区与水源区在环境效益补偿及供水体系各主体间的利益分享。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困境与重建

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和基础所在。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共存,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重经济发展轻社会治理、重政绩指标轻公共利益、重行政方式轻社会参与、维稳大于维权等。公共性的生长环境、现有制度的技术理性以及参与主体缺位,都是制约公共性发展的重要原因。新型城镇化中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重建,需要加快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促进价值导向回归公共性;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服务于公共利益;培育社会力量,促进公众参与共同治理;完善参与机制,保障多元治理的长效性。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之维

社会治理本身蕴含伦理要求。从社会治理主体的伦理角色定位来看,政党具有主导型功能,是主流伦理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倡导者;政府具有服务型功能,坚持人民至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社会具有协同型功能,以便协商各方关系,实现协同共治;公众具有参与型功能,以便彰显主体自觉,担当主体责任。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伦理原则表现为：目标上的公平正义原则,手段上的协商共治原则,责任上的共担共建原则,权益上的共享共荣原则。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进路主要表现为：增强赋权转能,以多元共治秩序为基点;拓展理性内涵,以关照人文精神为支撑;回归治理本位,以德法协同治理为方式;强调公共价值,以善智与善治互构为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质上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民主的没落与公共性的扩散——走向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变革逻辑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积极响应,特别是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旗帜的政府改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展开,从而造成了一场反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运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虽然是在西方政治学谱系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理论,然而,当这些理论被应用到国家及其政府建构的时候,却表现出了对社会契约论所确立的民主原则的颠覆。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这些理论的综合实践形态,更是在改革过程中加速了民主的没落。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进行治理功能的外包时,其实是用具体的契约取代了社会契约论的普世契约,这是对社会契约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中实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重组,即把原先界线分明的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打乱,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边界模糊了。结果,带来了公共性的扩散,在逻辑上开拓了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前景。     

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共同体的再造

乡村共同体作为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和乡村发展的历史基础和鲜明底色,是乡村记忆的情感基础,更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和强大助力。以组织形态为表征的制度约束和以伦理规范为内核的文化约束始终贯穿于乡村共同体的历史演变之中。城乡要素的频繁流动、个体化倾向、礼俗衰败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异化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当前,要利用乡村文化振兴来再造乡村共同体,以党建文化引领乡村集体,以家庭文化重塑乡村伦理,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参与,以文化产业助力乡村发展,最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五维审视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创新与突破.社会治理共同体蕴含着顺应世情、国情、社情与民情变化的时代温度;彰显着马克思主义自治思想、共同体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深度;构建了责任—行动—受益三维并行的主体广度;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     

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

村庄共同体之困是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把分散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村庄共同体中,完成农民从身份、利益到情感的回归,不仅是破解农村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本文基于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现实,试图从国家权力嵌入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国家权力在村庄共同体再建中扮演着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者、利益调和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必须以法定渠道、民主对话姿态嵌入农村,不断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以弥合农村治理的裂缝。     

走向完善的公共性社会:后SARS时期对公共性危机的理论反思

本文从分析SARS引发的十大公共危机入手 ,指出SARS的危机是公共性社会的危机 ,抗击SARS的实践表明 ,要有效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 ,就必须高度重视建设完善的公共性社会 ,完善的公共性社会是战胜一切公共性危机的根本保障。在当前 ,重建公共理性是走向完善的公共性社会的必由之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具有整合分化的乡村社会利益、化解乡村社会风险、重整乡村治理秩序、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助推乡村振兴等多重价值。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面临着主体流失、动能不足、制度缺失、价值偏移、社会资本匮乏等现实困境。要全力推动乡村组织再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再造主体动力、重筑组织再造物质利益基础、驱动组织功能再造、重塑组织再造价值理念与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组织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衰减:风险分析及其治理

公正性、公平性、公开性是公共政策的基准性价值,是体现政策公共性的基本维度.公共政策必须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依归,实现公共化运行.然而,在实然层面却存在着公共政策公共性衰减的风险.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化运行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其中坚守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是前提,提升公众参与水平是根本保障,推进信息共享与程序正义是内在要求.     

基层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中国农村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治理危机。农村冲突主要针对基层政权和乡村干部 ,反映了基层组织既没有发展成为代表乡村社会利益的自治组织 ,也没有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政权利益的代理组织。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以及国家政权的利益之所以分离 ,是因为授权来源的变化 ,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生存危机的驱使。治理和善治乡村社会 ,必须依靠乡村自治运动和国家政权建设 ,必须再造基层组织体系特别是乡镇政府 ,必须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和建立农民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