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再检验

利用2003—201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通过计算单变量和双变量Moran’s I指数,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并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实证检验了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GDP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城市GDP与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而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金融发展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地区金融发展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本地区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及劳动力投入对周围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1     

四川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Arc GIS、Geo Da等软件对2000²015年四川经济增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明显,全域无空间依赖性,局域出现贫困的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者贡献高于后者。20002015年四川经济增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明显,全域无空间依赖性,局域出现贫困的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者贡献高于后者。2000²011年间,贫困空间集聚的四川藏区县域经济不存在明显空间效应,主要依赖物质资本要素驱动,近年来出现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人力资本贡献率逐步增强。建议发展城市群体,形成人口、产业空间集聚的同时,提高城市群区域对贫困地区的辐射带动,促进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精准扶贫与片区扶贫相结合,加大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力度;继续提高人力资本贡献率,改变物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抓住长江流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机遇,重构经济空间格局。     

福建省县域经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1999-2014年福建省县域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方法对福建省县域经济空间关联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空间关联分析结果显示,福建省县域经济全局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且相关性呈不断增大趋势,局部地区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福建省县域经济存在很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效应已经成为推动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用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利用区位熵和SBM-DDF模型,测得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两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两产业协同集聚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分行业来看,高新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并探究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显著增加地区经济韧性,且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调节效应显示,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受人力资本的正向调节;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数值时才能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增强作用具有溢出效应,技术创新不仅能提升本地区的经济韧性,也对临近地区的经济韧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建议促进经济韧性发展,从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着手,激发经济活力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基于非线性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 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助推作用,同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整体层面以及地区层 面看,在地理距离权重与空间邻接权重下,数字经济对临近地区均具有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扩散效应。 (2)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呈现东中西依次递 增趋势,在落后的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红利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 (3)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存在空间非线性,即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双门槛,随着数字经济逐步跨越门槛值,对本地区的直 接效应呈现倒“U”趋势,溢出效应呈现“U”形。     

基于动态SDM的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空间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各省市区2005-2017年的数据,在碳排放强度测度和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区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经济增长、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直接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直接效应,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能源强度仅存在短期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

结合长江中游城市群2001-2014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综合指数、莫兰指数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空间格局,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表现出空间异质性特征;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影响是正的溢出效应;但对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而言,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之间存在要素竞争.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农业转移人口空间集聚格局与机制

基于 2016、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 282个地级市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探究了基本公共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空间集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空间格局存在显著的集聚特征。本地公共服务综合水平是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在本地集聚的重要因素，本地的教育投入和医疗卫生投入对本地农业转移人口空间集聚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地公共服务综合水平和教育投入对周边地市存在显著为负的外溢效应，人口要素竞争存在“以邻为壑”现象且内陆城市的公共服务空间溢出效应高于东部沿海及周边城市；而医疗卫生投入只在中西部地区对邻近地市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公共服务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空间衰减特征的地理边界限制。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双重特征分析——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5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非线性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上,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同。此外,农民收入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权重下的空间计量模型均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在整体上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民增收。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证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绿色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加强了绿色金融对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绿色金融对Ⅰ型及以上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Ⅱ型大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小，对小城市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空间溢出视角下工业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新冠肺炎疫情使工业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未来如何发展工业经济是关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问题,探究南、北方以往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及趋势对疫情后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用2004—2019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和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地理矩阵,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检验工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南、北方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山东省各市之间工业经济发展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均显著;与山东省不同,广东省各市之间工业经济发展虽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但工业经济发展对两省经济增长产生的总效应均显著为正,即工业经济发展越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也越快。     

水运投资对工业发展的门槛特征及解释研究

水运作为工业化中后期的一种重要运输方式,与工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选取江苏省2000—2016年13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水运投资和工业经济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水运投资对工业增加值表现出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分别于2006年、2011年通过了门槛临界点;水运投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溢出效应在2006年、2011年门槛发生前后的增加值略小于门槛前后水运投资弹性系数变化值,表明溢出效应是门槛特征发生的主要原因,水运投资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来影响地区间的工业发展水平。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8—2019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以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为门槛变量,分析其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整体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对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较为一般;(2)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均存在门槛效应,且在相关指标超过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增强;(3)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体现为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交易成本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基于2008—2018年30个省（市）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8—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研究交易成本对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交易成本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交易成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有效地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但交易成本的空间溢出效应却显著为负,即邻近地区交易成本的降低不利于本地区经济增长。本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金融资源集聚与经济增长：中国西部十二省数据检验

［摘要］本文通过收集1997～2010年中国西部12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了金融资源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惯性,也即动态滞后性特征;银行业集聚及其一阶滞后项、实用外资集聚和保险业集聚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有非常显著的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证券业集聚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除此之外,本文的实证结果还发现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也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增长——以中国四川省为例

基于2011-2018年四川省163个县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探究旅游扶贫背景下旅游扶贫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四川省旅游扶贫效率呈波动式增长,但仍存在较大效率提升空间,且区域间差异大;旅游扶贫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静态效应显著,相较于非贫困县,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对经济增长的静态效应更强;旅游扶贫效率对经济发展存在溢出效应,而对于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更能促进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即溢出效应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推动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以及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中国西部兰州——西宁城市群县域经济集聚格局与空间溢出研究

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中国西部兰州—西宁城市群县域经济的空间集聚格局,探究县域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兰州—西宁城市群所辖41个县(区)之间经济集聚水平差异逐步增加,呈现"中心—外围"特征和"点—轴"特征。兰州—西宁城市群经济集聚存在空间依赖性,经济集聚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和西宁市所辖经济核心县(区),经济集聚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和海东市所辖经济欠发达县(区)。兰州—西宁城市群经济集聚存在溢出效应,人口密度、工业化率、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率对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具有负向抑制作用,投资水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