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角

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当前西方学者研究政策执行的一种新视角。本文正是基于工具选择的视角来研究政策执行。文章通过提出问题,引出“政策执行中的工具选择”这一研究主题,并说明其研究价值、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进而综述当代西方学者研究政策工具选择的基本途径,并结合新公共管理范式和新治理范式来看待政府治理中的政策工具选择。     

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中社会资本的协作再生产

乡村振兴是我国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西部不发达农村来说,社会资本的建设和再生产是其重要内容.政府、村民和社会力量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负有重要责任,并可以在社会资本再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协作再生产是社会工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建设的基本模式,它包括再生产内容的协调、再生产行动的协作和再生产...     

内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政策执行——对“政策执行悖论”的一种理论阐释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政府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嵌入性概念的引入有利于分析政策执行者所处的关系网络,建构解释政策执行悖论的总体面相。在正式组织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双重制度规约下,政策执行者在纵向和横向模式的交叉点上执行政策,前者是一种垂直的、以等级权威作为基础的行动逻辑,后者则是以人缘情感为准则的行动逻辑。如果正式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无法有效契合,尤其当正式组织深陷于人缘化社会关系时,政策执行走样将在所难免。     

政策执行中的政府执行力分析

在现代社会,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已经离不开公共政策。然而,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公共政策执行还存在不少严重的缺陷。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公共危机事件接连不断,政府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其执行力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本文正是基于政府面临的这种困境,大胆借鉴新兴的企业执行力理论,引入到政府执行的研究,尝试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执行力进行分析,并对提升政府执行力的策略作初步的探索。     

政策执行与权力关系重构以S市2003年市级居委会直选政策的制订过程为个案

本文运用政策执行研究“自下而上模式”的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与方法,以及组织决策分析的概念工具,根据个案调查取得的经验材料与文献资料,对S市2003年居委会直选政策的制订过程加以考察,得出如下结论：政策执行过程,既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互动过程、一个行动者的决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权力关系重构的过程;与科层组织中依职能分工和职位分层而产生的静态的、单向的权力关系完全不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行动者通过策略性互动重构的权力关系是动态的、多向的;居委会直选之所以能够在体制冲突的背景下得以实施,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权力关系重构的结果。     

我国节能减排政策执行阻滞及其消解对策研究——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分析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应对国际发展趋势,我国制定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阻滞现象。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造成政策执行阻滞的原因,提出了促进节能减排政策执行的对策。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接续办法》)的出台与实施,事关广大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该办法贯彻实施一年多以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     

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发展：关于市场转型中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想象及其反思

当前私营企业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隐秘却愈具影响力的角色,现有研究从“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理论命题出发,探讨市场转型中中国是否出现了一个自主并与国家权力抗衡的社会阶层,由此,已有研究得出基本一致性的判断,由于私营企业主与国家之间共享政治价值和共享利益,中国出现的是一个依附于国家并与国家权力共谋的社会阶层。本文认为,现有研究立足于“私营企业主”在民主转型中角色的阶级想象,而过于关注私营企业主对于民主转型的影响,从而忽视了深入剖析和探讨私营企业主对于当代中国政策过程的影响。因此,深化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与国家关系及其政治影响的认识,需要从“民主转型”转向“政策影响”的主题。     

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政策执行支持与执行重点——以青海省为例

国家通用语言本身不仅是重要的教育语言,更是众多教育资源的载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政策,其目的是确保各民族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交流的基础之上,培养“民汉兼通”人才,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交流,为培养国家认同意识奠定坚实的基础。从教育政策执行的角度出发,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主体、政策环境、目标群体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是保障人民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社会、学校、家庭等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协作以及促进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体系的推广和全面普及。     

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

中国宗族制度的核心是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这种传统的文化规范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发生直接冲突。一方面,强大的国家机器毫不妥协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复兴的宗族网络支撑着古老的香火观念。虽然计划生育的严格推行大幅度地降低了生育率,但本文所分析的村级数据却发现宗族关系越强的村庄,其生育率越高,从而揭示了非正式规范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软化刚性的正式制度的。     

社会结构转型的双重过渡与公共政策体制的异质性

社会结构转型必然引起公共政策体制的变化。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具有双重过渡的特点,导致公共政策体制的极其复杂的异质性,使之既具有前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也具有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主要表现为组织结构上的集中型、层级型和网状型三型同构;权力分配上的高度集权、层级授权和多元分权三重交叠;运作方式上的单向命令、双向指令和多向协商三式并存;运行机制上的传统规范、法治规范和混合规范一定程度的三规虚范。在社会结构转型期要优化公共政策体制,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正确处理人民大表大会、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整体同政府部门及其所属组织的关系;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和最基层的执行者的关系;公民权利同国家权力、官员职权的关系。     

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作者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盛行着类似《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后指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     

政府的政策执行偏好:表达、固化与问责机制——西北Y县民政局两种社会政策的执行比较

政府在不同社会政策的执行上具有优先序列和偏好成为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北某县民政局两种社会政策的实施进行比较分析,阐明在社会政策执行实践中的优先序列表达及其固化过程:基层政府在不同政策执行时的回应(包括认知、态度、强度)和自我预期上的差异性是影响政策偏好表达的原因,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具有偏好的行为逻辑加深了其固化,而产生回应与自我预期差异、产生偏好的本质原因在于县级政府及部门问责机制的局限性.     

嵌入过程中的主体与结构：对政企关系变迁的社会分析

文章认为中国政企关系的变迁主要受到政府追求主导目标实现的内在动力驱动以及主体嵌入之中的结构环境约束。正是在这两种合力的作用下,政企关系的演变机制可以从政府为实现主导目标和适应结构环境而做出的各项制度安排来加以理解。由于制度安排所具有的路径依赖特征,所产生的非意图性后果,加之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影响,政企关系的发展变迁在微观层面取决于政府与企业具体、持续的互动。从而,只有在梳理中国政企关系变迁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关系变迁的结构特征及其内在机制,才能理解这种复杂多变的关系变动逻辑,进而总结和提炼出某些具有经验性的成份。     

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市场转型与分割的阶层再生产

本研究利用2007年“阶层背景和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分析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探讨了市场转型期间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与市场的同进化过程同样是新旧利益群体竞争性的分化与共享，以及对体力劳动者阶层子代本科毕业生排斥的过程，政治与市场的汇流使得优势阶层被垄断性继承，从而使代际继承呈现二元分割性。     

关系强度的类型学：求职中的“中度关系”及其使用

关系强度研究长期用“强”、“弱”来进行简单主观区分,缺乏统计依据,采用潜类分析方法正式建构关系强度的类型显得尤为重要。以2003年中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来看,潜类分析方法识别了三种关系强度———弱、强和中度,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发现,求职中“中度关系”的使用和本人的阶层或职业声望之间并无联系,但与父亲的阶层有关。中度关系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使用,表明转型期中国的市场与国家力量对社会资本使用方式的共同型塑。     

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1978-2011——来自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市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总体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社会总体流动率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上升,社会系统的开放度在日趋提高;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和制度分割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在整个市场转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精英阶层遵循内部“精英再生产”的逻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     

国家政策调整与城乡关系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始终对城乡关系给予高度重视,随着城乡关系的不断变化,相关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国家政策对城乡关系演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我国的城乡关系先后经历了城乡兼顾、城乡对立、城乡协调、城乡失衡、城乡调整、城乡融合等发展阶段。系统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从而为促进新时代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村域社会资本与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

基于对全国11个省份1137位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从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3个维度考察了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村域社会网络、村域信任和村域规范对农村老人社区治理参与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年龄和政治身份的群体差异,特别是村域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仅显著影响了非党员群体的社区治理参与,而对党员群体的影响不显著。研究进一步发现,村域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公平感提升和支持获得状况改善影响农村老人的社区治理参与。要发挥村域社会资本的作用,须打造社区参与平台及空间,为积累村域社会资本提供土壤;还须通过培育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促进村域社会资本的积累,延续村域社会资本的生命力。     

关于政治文明概念、结构与政策选择的探讨

所谓政治文明,就是指人民与政权关系中进步、合理成分的历史积聚过程和状态。人民与政权的关系包含着多个层面的内容,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结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强这些具体内容和结构中进步的、合理的成分。人民与政权关系的多维性决定了政治文明概念的多维性,而每一维度的政治文明都包含着相应的政策选择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