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学界长期囿于理论的单一接受阐释,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吸收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到真正的本土化阐释形态。文章提出以文学语言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语言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由此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此种阐释法,应该就是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实现本土化阐释的真正方法形态。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格义”与“会通”:论严复的诠释学

本文以严复对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介绍和诠释为例,指出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理解与诠释包括“格义”与“会通”两个环节。“格义”以对异域文化的理解为指向,强调诠释者的主体性与本土文化意识;“会通”则重在新意的产生和创造,要求超越诠释者的主体性,从超越的立场实现不同文化传统的视界融合。     

中国社会学研究“规范化”与“本土化”之知识论探析

"规范化"与"本土化"问题多年来备受中国学界关注,2018年谢宇与翟学伟关于"本土化"的讨论所秉持的却都是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原则和绝对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既非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亦非片面追求一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学者们加强对西方现代历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积累,深化对西方概念体系及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的理解,并进一步对理论和方法背后的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论预设进行反思。只有将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与经验相融通,我们才能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     

关于经济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思考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转型迫切需要经济社会学特有的解释力和洞察力,这是经济社会学本土化的现实支点和推力。本文对经济社会学本土化的涵义、意义、与社会学本土化的关系、突破口及应遵循的原则作了探讨     

西尔伯曼与阿多诺的文学社会学之争——兼论文学社会学的定位

此文以20世纪60年代西尔伯曼与阿多诺之间的争论为中心,讨论文学社会学中两个重要流派的基本观点和重要思想。西尔伯曼的社会学立场把文学社会学看做特殊社会学;阿多诺在评价艺术作品的社会性时,则强调辩证地看其“社会性偏离”与自律的程度。“西－阿之争”不仅对当时文学社会学的理论发展至关紧要,而且一直还在为难文学社会学的定义和学科归属。对于文学社会学的地位、任务及其研究范围,国际学界迄今未能取得共识。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探讨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的关系,并视文学社会学为文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     

论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的必要性和途径——“符合中国国情社会学方法”的立论

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是社会学本土化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学方法在中国发展的必要前提、同时还有出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现实考虑。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考察。＂符合中国国情社会学方法＂是探索社会学方法本土化途径：从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的角度厘清、总结＂中国国情＂;通过＂过程展现的策略＂探索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是研究思路;创新是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社会学方法的有效手段。     

论“关系社会”国情中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途径

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关怀。关系社会是社会学方法本土化视角下最具方法论意义的国情之一。社会学研究的选题、调查现场的进入、调查研究的具体实施都必须考虑关系社会这一国情。这一国情中,社会学方法的应用过程就是在经营一个庞杂的社会关系,研究者与调查者的关系、研究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关涉到社会调查的各个环节。社会学方法本土化的途径有赖于在整个社会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对关系的敏感性,在各操作步骤方法方面考虑关系社会带来的利与弊。     

文学本土化:现实诉求与理论创新

"本土化"研究是当下文学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对本土化以及本土化价值的重视既是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着自我突破境况的集中体现,又是新时期背景下中国文学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学的本土化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克服"影响的焦虑",由"自卑"到"自信"的外在表征。廓清本土化的学理内涵,在本土体验的基础上对文学本土化生成范式的研究和探讨,对于当代文学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响应西方: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在“反向格义”中的重构与意义迷失——以严复气论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用"反向格义"(reverse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方法来研究、诠释中国本土哲学,严复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严复认为中国之所以一直没产生"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其奥秘就在于本土文化的概念、范畴存在着"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缘此,严复对中国传统气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与重构。"气"嬗变为一有重量的、有广延性的、细微的物质基本粒子。中国古典气论中的"含混闪烁"之逻辑缺陷,终于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越。但是,严复赋予气一些可用科学实验手段获得的物质性质,其逻辑内涵越来越确定、逻辑外延越来越稳定,气也因此逐渐嬗变为某种特殊的、具体的存在。严复"格义"和"汇通"之后的"气"已非宇宙本原,也并未"西化"为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纯粹概念"。     

“社会问题”向“社会学问题”的转化

社会问题并不天然地就是社会学问题。社会问题潜在地可以是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社会科学的问题。通过社会学视角作为纽带,社会问题可以转化为社会学问题,从而进入社会学学者的视野。问题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同于社会学问题的解决,社会学问题追求真理,要求保持价值中立;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必定基于一定的价值立场,二者不能混淆。     

王国维“意境”新义源出西学“格义”考

王国维意境新义的理论来源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由于无法明晰作为中国传统固有诗学名词的意境如何与西学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因而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通过对晚清文献使用意境一词的考察,可见出意境在晚清还存在另外一种使用形态——对西学的格义。这种格义使意境与西学发生了意义上的互渗,从而成为意境意义古今转换的原动力。王国维创造性地将这种经过意义转换后的意境运用到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使意境的新义得以确立。王国维这一批评实践虽然使意境重生于现代文论话语之中,但也因此给后人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     

“格义”之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早期会通的思想史考察

清末民初之际,作为一种思潮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断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走过了漫长的中国化历程。在早期传播过程中,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格义”之方法论,用本土固有的思想媒介,如大同、井田制、墨子等,比附接引源于西方异质文明的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学习不够系统,理解并不深刻,宣传介绍不够全面准确,甚至主观上还有各不相同的动机,但客观上的确为近代中国在思想领域开了一扇窗,逐渐让国人知晓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形塑了未来社会之理想图景,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学的历史观与“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回归的既不是旧的历史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一些成分,力图把传统历史观与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观既注重对"文本"的认识,又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与透辟分析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它倾心的是"大历史"中"小历史"的存在状况,是以一种"边缘化"的策略将历史带入文学,或者说是一种以"微观政治"取代"宏观政治"的理论方法和叙述策略.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 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 ,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 ,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 ,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但侧重于“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人”的母题中“上帝”成分的存在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 ,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原欲”与“人智”意义上的“人”的母题     

文学他国化与“变文格义”:隋唐佛学中的变异思想

变异学的重要创新理论之一,是文学他国化研究。"变文"是伴随着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进程出现的一种说唱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品。它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印度文明互鉴与交流的成功实践,是异质文明之间相互对话碰撞,并最终在文学观念上融合创新的产物,是变异学的重要案例。"格义"是产生于中国佛教史上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汉魏两晋时期一些佛教学者用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去比附印度佛教概念的方法。本文拟通过分析"变文"与"格义"中蕴藏的变异思想,以论证隋唐佛学中的"他国化"变异在碰撞交流的基础之上催发新的文化现象,从而论证"他国化"不仅能解决历史上的中国文学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能促进文明互鉴、文化的碰撞交流与文化创新。     

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只有人才阐释,因为只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那么人为什么需要阐释呢?传统阐释学大多认为阐释是为了发现作者意图,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然而这两种阐释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大重视“阐释的目的”对于阐释行为和整个阐释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传统阐释学关注阐释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阐释的目的之于阐释行为的影响;哲学阐释学重视阐释者的“前见”(偏见)对阐释行为的重要作用,却也无视阐释目的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阐释对象,阐释者总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偏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偏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     

“思想闪电”:中国共产党重塑社会主义中的唯物史观新阐释

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使社会主义浴火重生,关键在于前所未有地深刻阐释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规律,这构成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实践最为深层次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前所未有地阐释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这集中体现在对改革的深刻认识。改革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方针政策、体制机制层面的特性,更是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为它是一种对现代生产力积极主动的调整和适应。改革的实践终结了社会主义的僵化现象,激活了社会主义成长性的基因,丰富深化了唯物史观的内涵。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蕴含了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