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及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是由邓小平国家治理、国家发展战略思想上发展而来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进行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探索。邓小平国家治理的目标主要是围绕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善民生,实现小康社会。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在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上,强调"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经济的需要"。以"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保证,以健全制度和完善法律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方法,以调动各方积极性来实现治国理政,从战略高度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体现,是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国家治理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的特殊性是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可以运用的重要平台。十八大以来推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政府要充分转变职能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各领域工作,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论国家治理体系的双重维度

国家治理体系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治国理政理念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标志着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国家治理体系内涵则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属性和结构的高度概括。本文基于形式逻辑的思维,从国家治理体系的属性和结构的维度对国家治理体系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国家治理体系属性维度中,按照内在地位的不同,把国家治理体系属性分为本质属性和固有属性;在国家治理体系结构维度中,按照构成要素有无内在联系,把国家治理体系结构分为构成要素的性质和关系。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探讨——以治理理论的国家战略为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理论建设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应把握的关系是:第一,四个方面的问题。国家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应预防两个错误倾向——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竞争-合作"模式。第二,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应把握"六个有机统一"辩证关系。     

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国家治理"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政治术语,而是一种"接地气"的治国理政思路,其对公正的价值追求,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息息相关。"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所包含的三个层面指涉了国家治理的三个层面,其中,"公平"体现了国家治理在目标层面的导向;"正义"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内容层面的标准;"公道"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实践层面的原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促进社会公正是相谐一致的,要培育和践行公正价值观,为国家治理定向导航;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为国家治理固本强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国家治理保驾护航;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为国家治理提供核心引领。     

中西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与比较——兼论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成因与镜鉴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制度,中西方在国家治理若干基本逻辑方面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市场逻辑、选票逻辑和对抗逻辑主导着西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呈现出民本逻辑、国家逻辑、选贤逻辑和协商逻辑交织而成的治理取向。在各自国家治理传统与基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西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治”,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结构中的协商与共治”。当前,西方国家治理普遍遭遇系统性困境,这是其固有的国家治理逻辑在新环境中演进失衡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至新自由主义和治理理论兴起等因素造成的“国家缺位”问题。在西方国家治理陷入系统性困境的背景下,现代治理理论出现了明显的“国家转向”。我国应以西方困境为镜鉴,立足于发扬国家治理的中国逻辑,致力于构建彰显自身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进程也有助于推动形成超越西方治理理论、更具世界性意义的现代治理理论。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风险应对

新世纪以来，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全新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仅重构了人的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促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发生深刻改变，推动人类社会创造出全新的生活样态，而且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方式，促使人类的活动场域日益突破传统的社会空间，走向以数据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数字空间。数字技术使人类社会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到文化娱乐，从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到政府治理都在经历急剧的转型，而这又恰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时期相重合。以此为背景，数字技术引发的不仅是一次单纯的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国家治理革命，国家治理向数字化转型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技术支撑，但我们也必须对新科技所蕴含的潜在风险进行科学预判和提前应对。     

国家信息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基于人员安全保障的视角

大数据时代的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复杂，加强信息领域的国家安全治理对于保障国家安全愈加迫切，而对关键岗位和要害部门的任职人员加强安全保障，已成为世界各国加强国家信息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通过比较研究六个国家的信息安全治理领域人员安全保障制度与实践，我们发现域外国家信息安全治理制度的共有规律，即适用范围兼顾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法律规范着重系统性与可操作性，组织框架的职能相互补充与协同，运行流程“大体一致、略有差异”。同时，域外国家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专业人才力量不足、对人员安全保障的质量控制有限、人员安全保障绩效不高等问题。我国在发挥信息安全治理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可参考域外相关经验，进一步明确国家信息安全治理的适用范围、完善国家信息安全治理法律规范、健全国家信息安全治理工作体制、优化国家信息安全治理运行机制，以全面提高国家信息安全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乡村技术治理的实践过程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在社会变革、信息技术普及、国家治理转型和乡村治理转型等因素的推动下,乡村社会中技术治理逐渐兴起,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和治理效能,不断重塑乡村治理样态。技术治理作为一种现代化治理方式,其本质追求是善治。然而,实践中技术治理的政绩化、监督化和科层化倾向导致了技术系统的泛化和“技术控制”的强化,使得乡村治理被技术系统困住。技术治理与乡村社会、乡村治理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张力,偏离了善治的本质。对此,应当积极引导乡村技术治理回归治理属性,把以人为本、解放乡村干部、适配基层社会、回归善治本质作为目的和归宿。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设离不开技术治理的加持,而只有将技术治理置于善治的考量和目标约束之下,才有利于治理效能的充分释放。     

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研究先后拓展和增加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信息技术和微观政治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研究维度：一是一以贯之的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二是由“信息技术在政府应用”这一研究分支发展而来，分析国家如何将新技术手段引入治理。其中，前者是技术治理概念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这一起点展开分析国家与技术治理的关系，试图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基于技术治理具有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吸纳”状态下国家对“可控”技术治理的应用、“扩散”状态下国家对“自主”技术治理的干预和“分途”状态下国家对“失控”技术治理的监管。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提出“超越技术治理”的两种路径构想，由此系统呈现了国家与技术治理相互形塑的整体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与关注的视角。     

当代全球化进程与国家角色转变

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也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进程。国家尤其是大国所扮演的角色深刻影响了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也不断塑造着国家新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积极建构“自由市场”,推动了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巩固和强化了自身的世界领导地位。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西方世界涌起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风潮,美欧等国纷纷“夺回主权”,全球化受到严重阻遏。在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当下,国家角色的意义更加凸显。国家应积极构建治理型国家,推动全球化转型。构建治理型国家的基本路径包括：转变观念,树立共同体理念;促进多元参与,搭建公共政策网络;秉持正义价值,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建设责任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试论全球治理的国家自理机制

学术界经常讨论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集中在全球性机制、俱乐部机制和地区性机制等类型上,而这些国际导向的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更多地成为一种连接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以对公共资源进行传输和再分配的制度通道.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自理也是全球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与之前的“国际谈判—国际监督”模式不同,国家自理强调民族国家在一种非强制和非绑定的状态下对全球规范的主动学习和积极内化.在中文的意义中,治理的内涵有着丰富的国家自理特征.具体而言,国家自理机制包括自我学习机制、自我转化机制、自我实施机制、自我监督机制和自我总结机制等.总体来看,国家自理机制只是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一种,这表明其无法取代其他机制的作用.通过国家自理机制,全球治理的观念可以更多地变成实际行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得以重建.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构建

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部分构成。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推动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关系,解决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类缺失,把握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提;国家—企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包括激发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力量,避免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大风险,夯实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基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包括拓展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视角,实施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项运作以及程序化与责任落实。     

国家治理危机：对21世纪初美国政治的解释

美国遭遇的系统性挑战是国家治理危机。国家治理危机是指根源于政治体制能力衰退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性质由相互支持转向相互冲突的过程和状态。从现象上看,国家治理危机表现为一种双重危机,一方面国家与社会之间通过政治体制建立起来的相互支持关系趋于瓦解,整体上转向相互冲突的关系,这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另一方面自由民主体制出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出现了系统性的功能失调,这就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就实质而言,国家治理危机是政治体制能力的危机,这就是说政治体制作为国家治理赖以发生的支撑框架不能继续发挥足够的作用。政治体制能力是理解国家治理危机的关键所在,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力出现衰退时,既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出现危机,又会导致政治体制的危机,还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和政治体制的危机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所以增强政治体制能力才是解决国家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国家治理危机说明政治体制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时代问题的产物,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政治体制能力的发展,既是民主政治体制发展的常态,又是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题中之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概念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时时出现。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改革攻坚阶段的重大战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扬弃旧式现代化之后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让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规定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背景下政府主导型治理探讨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已经成为转型时期我国着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关键性作用。文章以政府主导型治理为中心,在分析政府自身、政府与市场以及社会问题基础上,试图探寻构建以政府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路径。     

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在当代中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法律与皇权：早期拜占庭与隋唐帝国治理之比较

早期拜占庭与隋唐中国，均是由皇帝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一帝国，促进社会发展、维持统治秩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遵循稳定规则的法治与强制使用权力的人治是国家治理的两种不同路径，在两国的国家治理中占据不同比重，适应于两国法律与权力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早期拜占庭帝国在治理实践中更多选择法治路径，注重平衡社会变化的自主性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因素对国家治理模式具有更大影响；隋唐帝国更多选择人治路径，皇权对社会产生了更大影响。通过对两国治理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法治能够产生更大的治理效能，而人类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以及罗马法在中世纪西欧的复兴，也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