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区域治理体系、机制与模式

中国式区域治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治理、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治理什么和怎样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发展是区域内、区域间竞合共赢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国式区域治理呈现出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共生演化逻辑,更加注重通过系统架构、创新驱动、优势再造、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来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突破区域发展的各种约束,寻找新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基于此,提出“体系-机制-模式”(SMP)的中国式区域治理分析框架,建议完善以政府网络为核心、市场网络和社会网络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体系,拓展网络化、生态化等多样化区域治理,提升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确区域治理的核心机制,构建以科层、契约和合作“三位一体”为主的多元化治理机制;通过有效的区域治理,在政府层面形成价值共同体,在市场主体层面形成经济共同体,在社会民众层面形成命运共同体,最终为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三重共同体”模式这一新思路。     

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基于社群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转型期的中国,诸多协同要素及各种干扰源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其中,体制吸纳限制了权力系统的开放性,利益冲突损害了自组织的协调性,信任式微稀释了子系统的协作性.在社群主义的理论视野里,共同善是协同者参与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开放的话语构成了协同者真诚、平等、友好对话的共同场域,情感、责任、相互依赖和互惠则是协同者互补联结的纽带.因此,须将社群主义的观念植入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中,通过培育利益共享体、责任共同体,重塑治理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使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形成有机的合力,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化”.     

协同势差：对流域生态治理模式的一种反思

协同治理是流域环境治理公共性扩散的内生语义与实践逻辑，既有研究强调协同治理之于流域生态治理正当性的应然价值，缺乏对协同模式及其内隐机理的系统考察。协同势差是对现有流域生态治理模式的一种理论反思，概括了部分地方政府依托优势位阶持续且稳定地获取优质资源进而引致“伪协同”现象的潜在肇因。基于协同势差视角，流域生态治理的“伪协同”乱象遵循着“分锅”避责驱动下的“非强制性”协同逻辑、制度衔接“碎片化”的实践逻辑、多任务多目标考核背景下的“达标式”回应逻辑以及行政资源“漏斗”效应下的分事逻辑。结合长三角水污染联防联控实践可以发现，协同势差可具体演化为“法治结构与治理体系”权衡下的交互难所诱发的利益势差、“府际网络与社群系统”协商下的耦合难所造就的主体势差和“资源归集与智慧赋能”接续下的桥接难所缔造的信息势差。就此而言，破解流域生态治理“伪协同”困境，亟须以国家自主性嵌入为准绳、以基层党建牵引为靶向、以平台型政府搭建为鹄的，构建基于“利益—主体—信息”的协同治理界面整合机制。     

新区域主义视野下京津冀协同治理及其制度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协同治理更上升为国家战略,当下亟须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新区域主义理论突破了传统府际关系中的政府管理思维和管制模式,在顶层设计方面提出了在中央层面成立高级别的区域发展协调机构、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协议等制度创新。当然,新区域主义理论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适用性仍有待实践检验,路径优化仍然面临多种可能性。     

长三角都市圈协同发展的空间困境与治理进路

区域一体化既是全球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发展的内在诉求。文章从空间社会学视角审视和反思长三角的协同治理,在“时空压缩”与高频流动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存在空间规划与协同化空间实践不相匹配、行政壁垒型塑下社会空间疏离以及文化认同不足导致心理空间分化等空间困境。基于此,文章提出以长三角五大都市圈的协同治理为切入点,倡导在都市圈地理空间一体化的前提下完善多重空间的重构,将空间作为治理工具与治理资源,建构都市圈协同发展的空间治理新策略。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立法研究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制度设计有利于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需要,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环境治理的制度创新。当前,我国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还面临区域能源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产业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困境与区域法律政策协同性不足、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性不足等现实问题。从我国区域能源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环境治理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的现实来看,在区域能源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在东部地区协调立法处理好经济与环境问题,统筹协调好西部地区区域规划问题,通过立法方式实现区域资源配置一体化;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以制度形式固定产业集群化发展成果,完善绿色供应链制度以实现产业协同融合,建立互通交流的数字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在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发展路径方面,应在辅助立法原则下保持协同立法的谦抑性,形成超越“部门”与“地方”的特别法;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法律路径方面,应明确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的权利义务,实现应急情...     

网络内容治理中的行业协会:中介地位与协作治理

在互联网内容的治理主体中,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非政府”互动关系的中间者,是构建互联网治理综合体系的重要主体。当前,各地政府纷纷探索社会组织作为互联网治理主体的创新举措,在关注行业协会的定位、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手段的同时,研究发现：作为中介的行业协会,承担着政府和非政府的双重属性,具备自我管理与软性管理的治理手段,并且具有多个治理主体协同合作的创新模式,但也存在着社会影响力有限、地区发展差异大、功能服务有待加强、制度建设不够健全的不足。应该在理念发展、主体合作、制度建设、治理手段等方面为行业协会更好参与网络内容治理提供破解之道,以期推动我国网络内容生态空间的健康、有序和长远发展。     

知识集成与产业集群：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机理与启示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通过区域内的关键要素协同实现整体加强、共同发展，进而推动区域间的平衡与协调。协同发展意味着区域内各个要素的联动同构，其中知识集成与产业集群是高质量经济协同的两大关键性要素。制度化的知识分科模式下，要让知识集成从“潜在”要素，走向“实在”行动，必须厘清技术技能、社会关系、原理规律三类知识的集成价值，这是知识协同产业的前提。而产业集成的“显在”样态推动区域集约、循环和规模经济等协同样态，让产业协同知识成为必然。两大关键要素的“潜在”价值与“显在”价值协同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核心，必须全面推动知识主体与产业主体、知识生产与产业生产、知识分类与产业分类的同向同构，根本上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协同。     

国际法视域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型与中国贡献

18个“区域海”的分布确立了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模式。该模式突破了国家治理维度,在近半个世纪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表现出高度依存性和渗透性,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流露出综合性与复杂性。因此,寻求整体论下的全球治理模式,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从理论上来看,新模式以全球共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为溯源,将“条块”治理转向“系统”治理;从规范上来看,它基于《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聚拢了生成条件。在转型时,区域利益让位于全球利益是基本逻辑,从“中心—边缘”走向“去中心”为内部结构,多边主义下的规则建构是法律支撑,从单向指令走向双向互动为合作秩序。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四级治理体系下,一方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探索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观,另一方面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对现有海洋法律体系予以完善,将国家治理融入全球治理,以实现治理共融。     

新常态下区域协同发展的取向和路径*--以京津冀的探索和实践为例

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被赋予新的内涵,创新驱动、要素流动与市场机制作用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三个支点,并正在形成经济一体化和梯度发展的新格局。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探索和实践来看,区域合作中应激活各方隐性资源,最大限度地释放“协同效应”;欠发达地区在引入外部资源时应注重激活内部要素,培育内生增长能力;顶层设计应将协调各方利益和损益补偿的机制构建纳入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内涵;区域发展正形成由“极化”向“扩散”转化、由“竞争大于合作”向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转变、由松散型合作向机制化协同转变的新取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战略提出到规划制定、从各地务实行动到新机制构建已迈出坚实步伐,这些探索将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政府间行政协议：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法制创新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作用日益凸显。鲁豫两省签订的生态补偿“对赌协议”属于“政府间行政协议”,其实质是“公法契约”,具有“软法”治理价值。政府间行政协议作为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主要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面临“决策难”、“执行难”的困境,其克服路径为通过政府间行政协议进行协同治理。政府间行政协议体现了绿色发展原则,以“软法”促进治理法治化、提升执法协同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政府间行政协议的完善路径为：由《黄河保护法》明确规定、完善协议签订和管理组织体系、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缔结程序、凸显核心内容、建立信息共享和动态评估机制、建立纠纷解决机制,以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际产业转移中先发区域合作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遵循“以行政区为域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经济区域为域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建立→新型扁平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善治目标实现”.这一制度变迁的总动力源于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先发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治理的形成及治理模式的构建,为中西部地区探索实现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提供了借鉴,同时为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长三角区域环境治理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长三角区域是中国最重要的跨行政经济区域.改革开放30年来,其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但其生态安全却不容乐观,已步入生态环境恶化的高风险时期.由此,长三角区域环境治理必须进行生态文明转向.分析长三角区域环境治理失灵与困顿的诸多因素,提出包含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要前提.     

论习近平关于区域发展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于区域经济如何协调发展作了系统论述,这些重要论述贯彻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形成了基于顶层设计的系统性、整体性治理观,在区域权力配置上强调限权和赋能相结合,提出了区域一体化的区域发展原则和治理路径,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的区域发展推进战略,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明确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区域如何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和政策指导。     

“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逻辑：要素协同与数字治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颠覆性技术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新型文化消费模式、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生巨大变革,形成了基于多要素联动的战略目标和多向度、基本结构集成化、运行逻辑智能化的逻辑架构。“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逻辑亟须数字治理要素的协同,其中科技创新要素是原生性助推器,可提升数字治理精度;数据资源要素是核心战略资源,可提升数字治理质效;内容创新要素是产业核心,可框定数字治理价值基准;文化人才要素是创新源泉,可释放数字治理动能;渠道创新要素是联动支撑,可拓展数字治理空间。五大核心要素的协同联动构成了智能有序的治理结构,是实现数字治理善治的保障,特别是要实现“智能+”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跃升目标,亟须现代治理能力的提升,即实现多元数字治理主体双向触达,数字治理资源精准配置,数字治理制度精准供给以及治理过程靶向施策。     

从政企统合到三元协同：开发区治理模式的新变化

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开发区治理呈现出政企统合治理的运作模式,但近年来地方实践中的开发区治理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拓展政企统合治理基础上形成了三元协同治理模式。该模式将行业协会组织引入开发区治理中,从而组成了“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元协同治理形态,在政府指导基础上通过行业协会发挥主导作用,由其成立公司采用市场化方式对园区进行开发和运营。本研究以中德金属生态城为例,从政府指导、协会主导、企业运作三个层面,阐释了三元协同治理模式的内涵和运行逻辑,并对三元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和局限性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有待持续观察和研究的问题。     

省际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践及路径研究

为协同应对跨边界生态环境风险,我国各行政区加强了合作,尤其是省际跨域合作启动较早,从运动式协同应急治理、平台搭建、制度固化、模式创新等方面强化了协同治理,并不断的规范化,呈现出了一个螺旋式的演进趋势,效果明显。同时,跨域生态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严峻,跨域治理外部性明显、跨域全过程多主体长效机制不完善、跨域协同决策与协同执行难及效果差、跨域治理能力缺乏,严重影响了治理效果。为消除治理困境,跨域各政府应积极探索协同治理路径,推行跨域生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构筑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四全”机制,强化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合作决策与执行效能,提升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

区域发展战略服务于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技术、资源、空间、生态等多维度因素的变化相互交织，共同驱动着区域政策焦点、区域要素禀赋、区域生产组织、区域空间结构以及区域生态条件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变革。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区域重大战略，应积极应对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新要求，着力探索以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的区域协同发展、面向国内价值链深化区域产业体系建设、以区域市场一体化促进地区公平发展、以创新驱动发展提高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进大尺度空间治理探索等路径推动京津冀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逻辑框架、现存问题与优化策略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重要举措,而数字化转型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发挥了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数字化转型为技术创新提供底层技术和要素支撑、为管理创新提供战略管理范式、为模式创新构建智能化运营的数字生态,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共同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涌现。立足技术供给相对不足、协同机制尚未成熟、创新生态欠缺活力以及治理体系有待完善等现存问题,从技术层、联动层、生态层、治理层分别提出优化策略,以实现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涌现的强力赋能。     

绿色正义：概念演进、构成要素与运行系统

全球生态治理赤字折射出全球生态治理价值的缺位。人类对于全球生态治理价值的找寻,经历生态至上的生态正义、人类至上的环境正义,落脚于回归地球整体性的绿色正义。绿色正义是全球生态危机下生态治理的价值导向与评判标准。绿色正义由绿色正义目标、绿色正义标准、绿色正义规范、绿色正义道德、绿色正义认知、绿色正义角色、绿色正义评价等要素构成。这些要素遵循“输入—转换—输出—反馈”机制耦合成绿色正义系统,于全球绿色空间中生产与传递绿色能量。绿色正义在追寻人类美好生活的正义目标下,分解为人类与自然协同演进的标准,通过赋值绿色规范与绿色道德,推动国家和个人绿色认知与绿色角色扮演,输出绿色行为结果。绿色正义是全球生态治理的价值重塑,有助于消除全球生态治理赤字,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