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昭代真儒辩护:明朝人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

薛瑄是第一位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儒,这无疑是明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课题。孔庙的从祀问题本来只是朝廷上皇帝和儒臣才需要讨论的议题,毕竟能不能从祀孔庙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家,不在私人。李濂以一个罢官在野的士人却参与了对此课题的讨论。通过他的讨论,我们将发现此课题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士人所重视。更重要的是,李濂的讨论是和嘉靖中叶朝廷上的儒臣在讨论这些课题时所表现出的新范式遥相呼应的。由此可见,这一新范式其实是为许多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所共有的。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论荀子的儒学批判及其“大儒”理想

苟子笔下之儒,名目繁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为品行低下、才智平庸之儒,贱儒、俗儒是也;二为德虽不贱,才智平庸之儒,陋儒、散儒、腐儒、瞀儒是也;三为德行高尚、才智皆具之儒,小儒、雅儒、大儒是也。荀子深刻批判了各类儒生。他最赞赏道德高尚、才智开通、明于治道的大儒。荀子构建的大儒政治体现了其学说“隆礼效功”的中心原则。     

汪琬的经学思想及吴派经学近源论

汪琬为清初经学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其近承东林、复社经世致用之学,兼学汉、宋,博采诸儒之说,讲求经学与道学的合一、经学与用世的合一,不专立汉学门户.致力于礼学,尤其是礼服学的研讨,著《古今五服考异》,律、经并重,以求羽翼律令,适于世用.解经反对空衍义理,提倡“以史证经”,疑古辨伪,多所发明.汪琬与顾炎武并为吴派经学的近源、清代朴学的先声,惠栋标榜惠氏“四世汉学”的吴派近源说,未足凭据.     

惠栋“通经致用”思想及其学术转型意义

“通经致用”是传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惠栋是汉学吴派巨擘,系一代学风之际会,讲求“通经致用”。惠氏之“通经”,追求“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本诸“经之义存乎训”,恪守古训,尊崇汉学,确立了乾嘉汉学的治学典范;惠氏之“致用”,强调“天生之才,盖为时用”,慕汉代取士之法,求汉儒致用之方,带有较重的“以经术饰吏事”色彩。惠氏的“通经致用”思想代表了当时汉学家的普遍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旨趣与经世关怀。惠栋“通经”尚古文之说“,致用”引今文之法,调和古今的学术倾向是其经学实践的一种写照,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清中后期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学术转型之端倪。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江藩《汉学师承记》的体例特点及其学术情怀

从《汉学师承记》的书名选择到体例定制,江藩在门户家法的自知中有意识记录和展现了汉学学者群体的为学为人风格。本文具体分析了《汉学师承记》的纪传体例的特点,聚焦江藩作为“隐形传主”对汉学传统的执着、困惑与思考,关注其对现当代学者“冷暖自知”的思想启示。     

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庑的最后演出--顾、黄、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

至清季,明末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的地位起伏已历200余年,尤其是在光绪末年,围绕着三大儒从祀孔庙的问题,朝野上下引发一场激烈争论.他们的地位变化与从祀的过程蕴涵了晚清学术变迁轨迹和思想领域异常活跃的变动,透露出区域文化权力凸显自身的努力、官方维护正统权威的时代需求以及不同权力间的互动机制.围绕从祀这一事件,展现了不同阶层、权力集团之间以及同一阵营内部对传统的不同诠释与对象征资源的争夺.     

“慎独”本义新证

“慎独”说在儒学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但从郑玄、孔颖达、朱熹以至王栋、郝懿行、王念孙,其解释莫衷一是,近年来由于出土资料的发现更引发了新的争议。本文在王栋、刘宗周、王念孙、凌廷堪、梁涛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郑玄以来解“慎独”为“谨慎独处”是错误的,而王念孙以及令人据筒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亦不可信。传世文献与出土筒帛中的“慎独”,其“慎”宇只能以本义“珍重”为解。     

“正名”浅说

<正> 《论语·子路》篇“必也正名乎”之“正名”二字的词义,自汉以来,即有二说。多数学者认为“正名”即“正名号”或“正名分”:郑玄则说:“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皇侃《论语义疏》引)我赞同郑玄“正名”即“正书字”之说。清人江永说:“孔子‘必也正名’,盖必形、声、义三者正,而后可言可行也。亦必本义明,而后形、声、义三者可正也。”(《说文解字段注后叙》)江氏此说,为“正名”即“正书字”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联系《论语》所产生的时代,我们发现“名”训“字”者,不乏其例: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注云:“古者曰名,今世曰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试述郑玄的语言观

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我国东汉时期一位卓越的经学家、训诂学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范晔《后汉书·郑玄传》）,遍注群经。其学“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后汉书·郑玄传》...     

“有教无类”广议

《论语·卫灵公》有言:“子曰:‘有教无类’”。历来对此“类”字之义约有两解,实皆于理不合。一曰类即种类,即今日所谓民族。《荀子·礼论》:“先祖者,类之本也。”郑玄《周礼》注:“族,犹类也”。明人高拱《问辨录》谓“类,是族类,言教之所施,不分族。”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亦可找出不少根据,如《诗·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左传·僖公十年》:狐突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僖公三十     

“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从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瓦解以及学术独立精神的建立     

“新国学”的悬想

“新国学”的悬想萧兵很久听不到“国学”这个老名词了，近数十年我们只是说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可是此前，“国学”很流行。它大致近于西方人所谓“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亦即“中国学”。但似不止于此。它还有国粹的、国家级的或国脉所在、正统所系的意思，很让抱残...     

清代《尚书》学发展的逻辑结构及其学术取向

清代《尚书》学的发展呈现出两条并行的学术线索：一是以宋人蔡沈《书集传》为中心的官方经学学术传统,二是以乾嘉以来汉学家为中心的私家《尚书》学研究传统。官方经学与私家著述并行而进,构成了清代《尚书》学的学术体系。由此亦揭示出汉学、宋学之争在《尚书》学层面的逻辑结构：以《书集传》为代表的官方经学和以复兴汉儒马融、郑玄为代表的私家学术传统之间的学术较量。两种逻辑结构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取向,反映了《尚书》学学术体系的内在自觉。     

“汉学”正名

在汉学与汉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大有演变为“显学”之时 ,国内学术界对“汉学”概念的理解却颇多争议。在中国学术史上 ,汉学包括三种含义 :与“蕃学”相对的汉民族或中原地区文化 ;与“宋学”相对 ,反对空谈义理、注重朴实的学术流派 ;英语Sinology的意译 ,泛指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对其第三点含义 ,争议最多。但在“汉学”与别的名称的反复掂量中 ,还是让人感觉到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些。     

试论明代孔庙祀典的升降

在 儒家 政治 背景 下 ，孔 庙祀 典作 为 学术 与 道统 的象 征，它 操纵 于国 家，充 当了 润饰 政治 和 教化 臣 民的 精神工 具 。明 代孔 庙 祀典 承继 了 历史 的积 淀 ，洪武 以 后孔 庙 祀典 不断 上升 ，目 的 是借 孔 子之 道厉 行“教化 ”。嘉 靖九年 ，明世 宗缘 于 大 礼议 之际 士 儒以 道 统”对 抗君 权 ，屡 次 反对 礼制 改革 ，故而 世 宗通 过降 杀 孔庙 祀典 ，打 “ ” “击士 气 ，显现 君 权。     

“中庸”的变通性

“中庸”为儒门称道的至德,《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中,明言“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后儒就此多所发挥;近现代学者对此亦很重视,然论述不一,或以为符合辩证法,或以为是形而上学。近来胡念耕先生有《孔子“中庸”新解》(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综诸说、考字义,有新解,认为孔子推崇的“中庸”,其真实涵义为“遵循周礼准则奉劳不已。”从孔子的道德伦理学说意义上看,此说颇为合理。然就哲学意义上,特别是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孔子讲“中庸”似有更深刻的内涵。兹试论之。 “中庸”之“中”,在金文中的意义,郭沫若说有“中心”、“圆心”之意,做为动词有“命中”之意(见《金文诂林》卷一328页引)。这是很对的。按《说文》及王筠、唐兰、王国维等诸说(见胡念耕文所引)皆有合于郭说处,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亦然。朱熹言“中只是个恰好道理”,尤其有理。至今河南方言称对、称好、表赞同,亦说“中!”正是此意。 “中庸”之“庸”,《说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庚为更事,即改事;更者,改也。庚又有续义,赓从庚,赓续即继续(胡念耕文亦有详论)。墉字从庸,墉即古代城市四门外之延伸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