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作用路径上，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是显著的；在2015年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以后，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下，数字经济均对劳动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对高人力资本的作用力度更大。     

基于金融市场发展的FDI溢出与经济增长关系： 省际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研究了人力资本由外资生产部门转移至国内生产部门或建立新企业时,FDI溢出效应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依赖。分析发现,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降低自主创业门槛值有利于国内企业获取正向的FDI溢出效应,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基于198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金融市场发展决定的FDI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尽管如此,金融市场发展对我国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却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和地区差异性特征。     

中国四大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比较

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趋势和中国发展条件,必须在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困局下研究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问题。基于2035年远景目标,在资源环境、人口结构约束的经济增长框架基础上进行情景分析,以全面考察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等四个区域在面临低能源消耗、高环境规制、高老龄化、高教育投入与低FDI等五种不同情景下,实现环境改善、经济持续增长与经济质量提升三个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路径差异,研究发现：低能源消耗能够有效减少污染排放,且能带来经济质量提升效应,但同时会导致较大程度的经济增长减缓;若环境规制进一步加强,只有西部地区环境得到改善,其余地区加强环境规制目前均不能减少环境污染;若老龄化进一步加重,能够倒逼中国经济转型,倒逼人力资本提升,有利于中国实现环境改善、经济持续增长与经济质量提升三个高质量发展目标;若教育投入增加,将使得全国总体人力资本提升,进而使经济增长加快,但并不能带来经济质量提升效应;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导致FDI降低,则有利于甄别和筛选外资,逐步消减FDI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改善环境。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探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限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0—2020年面板数据，构建能够克服解释变量与门限变量同时具有内生性的动态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区域，人力资本积累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第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著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双门限效应。当人力资本积累处在低于最小门限值的低水平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当人力资本积累介于最小与最大门限值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转正但并不显著；当人力资本积累处在高于最大门限值的高水平区制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三，各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差异是造成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绩效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的重要原因，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与方向取决于各自人力资本积累处于何种区制类型。本文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薪酬水平、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环渤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2000—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薪酬水平、异质型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全样本、环渤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范围内提高薪酬水平均可促进区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产生了正向的中介效应；进一步考虑人力资本异质性发现，高级人力资本在薪酬水平影响两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中皆发挥了积极的中介作用，但初级和中级人力资本在两个区域中发挥中介作用的方式不同。     

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等教育集聚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源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运用2005—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等教育集聚不仅促进本省经济高质量增长,而且对邻近省份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和开放程度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则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科技金融、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科技金融与技术创新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影响。研究表明,科技金融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技术创新也发挥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技术创新与科技金融的深度协同也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科技金融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可以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与市场运行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与共享经济成果、自然资源利用率与生态环境污染三个维度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作用于经济结构与市场体系、国民经济素质与人力资本两个维度抑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影响并不显著。分区域观察,科技金融与技术创新的互动融合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却抑制了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化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吗

本文基于93个国家1970-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具有截面相关的非平行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考察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效应与短期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效应显著为正,且长期影响效应随着全球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而短期影响效应不显著.这意味着全球化在长期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全球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     

面板因子误差结构模型下人力资本增长效应的再检验

人力资本常被认为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度量的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测的极大差异导致该研究仍争议不断。本文采用中国1985-2014年 的省级面板数据,在经典的增长核算框架下引入因子误差结构控制不可观测共同因素的异质性影响,利用Bai(2009)的估计方法重新检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分解为B&S式的创新效应和模仿效应后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作用体现在显著的模仿效应上,创新效应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在改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度量时均保持高度一致,且各模型回归结果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创新效应虽不显著但其显著性开始逐渐提升;随着中国整体上向技术前沿的趋近,人力资本对TFP的边际影响以及模仿效应对TFP增长的贡献均逐渐降低,与之对应的是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双降”的典型特征,这构成中国经济增长显著回落的重要动因。文章基于实证结果给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双元创新理论,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信息效应、增值效应和创新效应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够发挥有效的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双元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制度环境可以起到有效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时，政府科技支出才能显著激励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阶梯型”递增，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的动态均衡关系分析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机制，政府科技支出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且随着期数的增加，正向作用趋于稳定；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冲击作用；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经济增长自身的驱动效应，随后是区域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     

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检验

文章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通过减少贫困发生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及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东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因此，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应在公平的基础上注重效率的提升，以保持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研究

本文选取了2003-2013年中国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基于有向无环图方法对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动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三条传导路径:①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作用效应,它显著且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②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增加,进而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③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竞争效应带动研发经费的增加,进而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发现2000-2014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群趋势以及正向空间自相关.利用2000年、2007年和2014年31个省份的数据,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资本、劳动力仍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要素,人力资本、政府支出、贸易开放度和交通基础设施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仍占绝对优势,而传统研究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则将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教育红利的形成机制及实证检验：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文章构建包含从业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人口年龄结构等变量的动态面板模型,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1997—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实证检验教育红利的形成机制。研究显示：该区域整体层面,初级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均大于技术进步系数,高级人力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分区域而言,上游的初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显著;中游的高级人力资本通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且高级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能够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下游的初级人力资本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高级人力资本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增长。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文章基于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黄河流域9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深入解析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形成机理。结果显示：（1）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整体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并逐渐放缓。分省份来看，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甘肃与其他省份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格局表现出波动性特征，自西向东递增的阶梯性分布态势发生改变，高水平区域由东向西偏移，并表现出向南北两个方向扩散的变化趋势，原本“东强西弱”的非均质性空间格局逐步被取代。（3）人力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提供了良好的要素支撑与制度环境，产业结构与科研成果转化则对实现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外商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所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聚集区，而科研成果转化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而表现出负向溢出效应，其余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我国区域人力资本分布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对人力资本技术的理论假设,实证研究了各地区教育水平的离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平均指标和离散指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各地区不同层次教育水平的比重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效果不同。最后指出各地区在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教育投资时,应将资源合理地分配到各级教育中,而不是仅仅促进某一种教育层次的提高。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

我国正处在人口老龄化阶段并呈现一种持续加深态势，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成为当下我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中部地区六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从传导机制上看，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有效劳动投入、消费支出和城镇化的中介效应，人口老龄化程度能够通过影响居民消费、劳动投入和城镇化来进一步抑制经济的增长。因此，我国应该因地制宜地制定合理的养老政策，以加快养老体系的建设、提高人口出生率、促进居民消费、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尽快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等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教育产出结构、资源配置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区域样本的实证考察

 本文以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切入点,同时考虑不同类型的教育体系（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可能对人力资本有效供给的影响,重点考察教育产出 结构、技术进步水平、产业结构变化、生产性资本和科技经费投入的资源配置情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这两类人力资本供给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于中国人力资本供给的相对过剩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够,职业型人力资本供给的增长难以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增强了素质型人才的经济产出的影响力,普通高等教育的拓展对中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但由于影响力较弱,无法抵消劳动人力资本供给变化率的负向作用。因此从经济长期增长的角度出发,职业型人才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国家应该多投入一些资源用于职业教育的建设。     

社会保障、企业家精神与内生经济增长

创新型经济的本质要求在于有效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引入社会成员的理性职业选择过程,刻画了社会保障对于激发企业家精神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检验了社会保障的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和增长效应。本文发现：①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发企业家精神,与TFP之间则呈现U型关系,目前社会保障水平已超过U型曲线的拐点,对TFP表现为正向作用;②当人力资本和市场化水平提高时,社会保障的积极影响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保持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有效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