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命运共同体与个人叙事的社会建构

命运共同体是在大规模的突发事件或危难进程中形成的临时性社会群体。在命运共同体中,由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形成了个体成员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在此之下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成员叙述集体生活的相对统一的主观框架,及与其相匹配的观念、语汇、修辞以及象征性仪式。在这些突生性的机制作用下,围绕记忆主题、叙事基调和话语体系,命运共同体在三个层面上形成了共同体成员所赖以进行历史叙事的集体框架。由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左右、强烈的社会认同的影响,命运共同体及集体记忆框架甚至对个人叙事有着长贯终身的影响,但又受着代际继替的制约和挑战。     

口述史中的情感与集体记忆的生成

口述史访谈中的情绪情感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身心体验,也是进入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反映了个人主体与大历史的遭逢。在访谈关系中,访谈者与亲历者之间除了意识层面的互动以外,还发生着无意识的互动过程,而这一过程以移情—反移情的现象反映出来,其中情绪便是一个重要指标。透过口述史访谈中的情绪情感,我们可以分析个人无意识、社会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过程,如此,可以揭示历史的无意识过程和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透过身心—社会—历史的视角和路径理解口述史访谈中的情感,可以进一步理解集体记忆的复杂生成机制。     

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共同体的再造

乡村共同体作为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和乡村发展的历史基础和鲜明底色,是乡村记忆的情感基础,更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和强大助力。以组织形态为表征的制度约束和以伦理规范为内核的文化约束始终贯穿于乡村共同体的历史演变之中。城乡要素的频繁流动、个体化倾向、礼俗衰败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异化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当前,要利用乡村文化振兴来再造乡村共同体,以党建文化引领乡村集体,以家庭文化重塑乡村伦理,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参与,以文化产业助力乡村发展,最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纪念活动建构集体记忆的逻辑阐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渗透颠覆的必然要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动因、现实动机与实践动力。当前,西方话语霸权裹挟下社会思潮暗流涌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面临主体选择不恰、内容表达不清与传播路径不畅等现实风险。为此,需遵循“落实主体—聚焦内容—丰富载体—规范媒体”的路径,运用纪念活动强化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磅礴伟力。     

历史记忆与村落共同体的建构——肇兴侗寨起源故事考察

肇兴侗寨的起源故事是地方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它作为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存活于集体记忆之中,构成了当地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的感知和经验,并形成一种人与地方的情感关联即地方感。肇兴侗寨起源故事对于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当代村落共同体建构可资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政策群”探析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仅要在经济产业方面持续发力,更需通过“兜底保障”守住民生底线,谨防规模返贫。鉴此,以公平正义、均衡发展、共同富裕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政策”,突显为回应有效衔接命题的基础载体和重要结构要素。在国家乡村发展战略衔接转换的进程中,缓解相对贫困、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单项社会政策所能统摄,亦非由碎片化、零散性的社会政策堆砌可得。这便需要引进“社会政策群”的理论分析工具,以综合统筹的视域将围绕衔接命题而生产的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的社会政策加以深刻审视,在历时态角度追寻政策的延续性、转换性和递进性;在共时态角度探知政策间的分工性、补充性和配合性。并通过学术研究推进社会政策群的科学建构。总之,若欲提升社会政策效率,充分发挥其对于有效衔接的基础保障功能,必须在同源性理念的导向下,科学统筹政策整体的结构布局,破除政策藩篱,实现政策耦合,释放政策合力。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的村域实践——基于H省L村的实证分析

近几年,脱贫攻坚一直是国家工作的首要任务。如今,乡村振兴将与脱贫攻坚共同推动我国农村地区持续发展。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在战略要求、发展主体、体制运行方面具有较高的契合度,但二者在战略层次、政策对象、发展目标方面存在政策差异。基于对案例地乡村振兴与脱贫的实践分析,案例地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期工作效果显著,但也面临产业发展困境、青年返乡创业困境及村民参与度不高等挑战。对此,案例地应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角度鼓励原住民参与、保证帮扶干部工作稳定性等,从而推动乡村振兴实施。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耦合——历史、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观察视角,科学预测了世界发展进程。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空前加深的联系与交往再次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前途命运进行了深邃思考,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一脉相承、逻辑贯通、实践关联,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趋势的科学把握,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精髓要义的当代承继,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实践图景的现实布局。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关系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完成的两大重要战略任务,二者衔接关系密切。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关系,体现为战略目标的推进关系、体制机制的统一关系和政策体系的融合关系。然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过程中,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扶持对象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政策范围从特惠逐步转向普惠,顶层设计从点逐渐覆盖到面。这些变化对深刻理解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有着重要的影响。     

旅游型村落共同体演变的表征与动力——社会凝聚力视角下的多案例分析

乡村社会凝聚力是维系旅游型村落共同体的核心纽带,由基于经济利益的乡村物质凝聚力、基于主体地位的乡村制度凝聚力、基于地方认同的乡村精神凝聚力所构成。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村落共同体的凝聚核心不断变化,呈现出从旅游开发前的血缘联结到旅游开发初期的核心弱化、再到旅游开发后期的命运共生的阶段性演变表征,命运共同体成为旅游型村落演变的最终理想归宿。国家权力的强势规训与服务型治理、外来资本的经济逐利与社会取向、社区居民的相对剥夺与增权等主体性驱动力量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交叉影响,共同驱动乡村社会凝聚力的强弱动态变化,进而成为村落共同体阶段性演变的底层动力。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居民主体地位、培育地方综合认同来重塑乡村社会凝聚力,构建旅游型村落命运共同体。     

社会合作视角下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后,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但也遇到既有霸权秩序的挑战。在中亚地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经济合作、政治互信领域里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耕细作,提升中亚民众对“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本研究从社会合作视角出发思考进一步深化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并得出结论：在经贸领域合作中,可以侧重于关注就业、职业教育、环境保护等民生需求。在文化交流中,通过探索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感兴趣的形式提高合作效率;继续提升教育领域合作的规模和质量;注重加强中国的中亚人才库建设、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引导民间机构积极有序开展民间交流;强化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机制。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难题与应对策略

从2020年起农村发展的抓手即将从补短板性质的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政策有效衔接方面存在以下的困难,一是乡村振兴的政策目标对象更大,难以聚焦,二是两者之间在区域平衡存在很大差异,三是两者之间治理体系存在转换的难题,四是贫困地区脱贫前后经济发展政策的衔接问题,五是如何兼顾和处理好不同群体对社会政策的诉求。为此在应对策略方面,要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机制化为目标,以补短板为重点,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逐步完善乡村振兴的网络化的服务体系和政策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思考

共同体思想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处于中轴线的地位.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社会形态的嬗变、共同体的发展与演进统一于人类解放进程.“真正共同体”是在对“虚假共同体”批判的基础上设想的,是对“虚假共同体”的扬弃.这些精神要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理论基础,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大有可为.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人类解放道路提出的既符合一般又兼顾特殊的“中国方案”,其价值旨趣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要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深化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道路、限度统一贯穿于构建的始终.     

裂变之中的乡村水利共同体——山西“四社五村”田野调查报告

本文以晋南山区一个联村水利组织的民间制度实践与社会变迁为田野调查个案,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是:传承历史近千年的一个联村水利共同体是如何从合作走向分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