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社会救助政策的调适

贫困治理阶段性变迁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救助政策不断调适的过程。迈入后扶贫时代,治理主动性的冲突、治理助力的削弱、治理失灵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贫困治理的复杂性、多变性。因此,在面对后扶贫时代的四重转变即扶贫向防贫的转变、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变、物质需求向发展需求的转变、农村为主向城乡协同的转变时,当前的社会救助政策就会表现出四大不适即功能不适、标准不适、需求不适、城乡不适。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适来增强社会救助的政策弹性,将安全网变为助跳网。在顺应后扶贫时代转变的基础上,增强社会救政策的适应性,进一步提升贫困治理的效能。     

精准扶贫视角下对农村妇女贫困问题的审视与思考

贫困代际传递是导致当前一些农村地区长期贫困的根本原因,也是制约精准扶贫取得实效的主要因素。由于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使其成为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主要传递者,将导致贫困的相关因素传递给子女,使下一代人继续陷入贫困境遇。因此,探寻妇女贫困的根源,调整精准扶贫机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对当前精准扶贫的有效实施和巩固扶贫成效具有积极的意义。     

后知青时代知青群体社会意愿的表达及评价问题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知青群体的社会意愿表达显得非常强烈,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当代社会进行互动。全面审视不同阶层和不同境遇知青群体的社会意愿表达,可将之归结为青春、理想、价值、命运四个维度。从历史、社会、政治等不同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城乡差异问题是知青群体社会意愿表达的核心问题。对于当今社会而言,最好的回应就是对知青群体的社会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相对贫困群体的类型及治理政策选择

在对相对贫困内涵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国家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以及中国一些发达省份相对贫困治理经验研究,提出中国2020年后相对贫困衡量标准的划定思路。基于相对贫困的多维特性和具体致贫原因,识别出相对贫困群体的四种主要类型：脱贫不稳定群体、临界贫困群体、流动型相对贫困群体及特殊困难群体,进而从以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为主要抓手、以优化帮扶手段和方式为主要治理手段、以完善农民工市民化配套措施为突破点、以完善专项救助制度为核心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     

推进精神扶贫的路径选择

精神扶贫工作必须从瞄准扶贫对象,加强教育,精神与物质扶贫结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才能有序开展工作,实现贫困人员的精神脱贫。     

精准扶贫视野下农村地区思想扶贫的路径探析

要贯彻落实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贫困问题的思想根源,聚焦农村群众思想道德滑坡、心态失衡、认识偏颇、拜金主义、违法乱纪、陈规陋习等精神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思想、教育、文化上进行帮扶,积极探索"思想扶贫"的有效路径,以"思想扶贫"推进"精准扶贫",最终达到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这不仅是贫困农村地区的尽快实现脱贫的治本之策,也是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准扶贫"思想战略的重要举措。     

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相对贫困治理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从劳资关系、剩余价值等方面入手,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形成根源、破解途径和目标指向.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通过梳理我国扶贫历程的阶段特征和政策演变,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更加注重对人的需求的满足、对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及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我国后脱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行思路:发挥制度优势,建立长效机制;多维发掘生产力,推动造血式扶贫;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精神脱贫.     

多维贫困理论及测度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研究与治理实践

多维贫困理论及测度方法最近若干年在国际上比较流行。中国理论界及实务部门也进行了研究和借鉴。本文对近年来中国理论界运用多维贫困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贫困问题展开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特别对我国政府部门在贫困治理工作中如何体现多维治理的情况进行了总结。总体上看,中国理论界在运用多维贫困理论和方法测度中国贫困多维程度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不少成果可以与国际学界进行比较和交流,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扶贫实践部门虽然没有明确宣布采用多维贫困的标准,但是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却在精准扶贫思想引导下自觉地运用了多维贫困的思想,并在贫困治理中实际采用了多维扶贫的战略和措施。中国在2020年后将基本消除绝对贫困,贫困问题将呈现出新特征,需要结合新的标准加以治理,其中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是可借鉴的新视角,可为新时期建立更为全面的贫困监测、预防和扶助体系提供辅助参考。     

后理论时代文艺理论变化的再思考

继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出版之后,国内外文艺界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在于"文学的死亡"以及"文艺理论的危机".事实上,文艺理论自身并没有消亡也不可能消亡.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文艺理论都是在危机中向前发展的,没有文艺理论的危机就没有新文艺理论的发展.文艺理论没有永恒的形式和原理,文艺理论是在文学创作实践活动中提炼、升华并向前发展的.随着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文学形式也由传统的文本文学向影视、广告、大众文化、网络等新的传媒方向转换和发展.随着文学整体形势的发展,文学理论也就有了新的形式和新的话语.文艺理论已经向文化理论倾斜,甚至有融合趋势.文化的多元性也必将导致文学理论的多元化和大众化,文艺理论也必将走下纯理论的神坛而融于大众文化理论之中.     

后疫情时代我国催生性新经济的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在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为其内在动力的转变带来特殊契机。新经济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下所形成的新型经济活动与经济形态,其在后疫情时代的典型特征表现为,以现代信息技术的集成迭代为核心驱动力,以数字化知识与信息为基本要素,以新兴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迭代为作用路径。为此,我国催生性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强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创新能力与集成应用,促进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推动新兴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相应地发展新经济所需的政策支持在于: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加快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分类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困境与重点方向——以湖北秭归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解决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契机,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精准扶贫也遭遇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扶贫政策要求的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与基层实践中贫困户的非精准定位的矛盾,致使精准扶贫的功能发挥和实际效果受限,真正的贫困户难以受益;精准扶贫意欲在短时间内集聚各部门的项目资源,以便改善贫困村庄的生产生活条件及贫困户发展能力、发展机会缺乏的难题,这使得扶贫绩效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要想摆脱困境,精准扶贫的重点和用力方向理应是在坚持分类治理的基本原则下,重点支持那些有发展能力的贫弱家庭,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国外扶贫立法模式评析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2020年后,我国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人口不再存在,但相对贫困问题会凸显并长期存在,因此扶贫工作永远在路上。扶贫立法是我国转变扶贫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可借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扶贫立法的经验。我国扶贫立法最理想的途径是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立法的重心应是开发式扶贫,而非保障式扶贫。同时,推进政府、社会和市场各司其职、共同作用。扶贫的路径是振兴和开发落后地区,推进精准扶贫与区域开发相结合,保障扶贫资金并对其进行监管,注重扶贫法与其他法规的衔接。     

后危机时代增加居民收入的重点与对策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扩大内需的根基在于增加居民收入,而增加居民收入的重点在于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对策,从城乡居民收入及其收入结构来看,要加快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优化其收入结构;从城镇居民收入及其收入结构来看,重点要放在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并优化其收入结构上。     

“支出型”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值得关注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关注民生，始终高度重视健全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小断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随着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不断完善，受益人数持续增加，补助水平稳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