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构和领导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党内法规基础及其法制化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强调要“完善协商民主体系”“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孕育、形成及发展过程中,不仅始终发挥了重要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作用,而且还非常注意将其领导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在实践中形成了法制化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建构和领导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法制化成果,既是其建构和领导作用的根本保障,也彰显了其发挥建构和领导作用的法制化方式。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党内法规在法制化成果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民主范式与民主选举探究——哈贝马斯民主范式对我国民主选举的启示

哈贝马斯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相互对立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民主模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出第三种典型的规范民主模式,这就是程序主义的协商民主模式,他称之为一种话语政治。这种独特民主范式对我国民主选举具有重大的启示。事实上,目前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也的确存在着丰富的、体现协商民主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可以说,协商民主是一种基础性的民主模式,是可以去除掉社会性质色彩而用之,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要在理论和实践当中,处理好程序主义中两大支撑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关系。作为共和制国家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二者制度建构作用上几乎完全迥异,它们既有各自的优势和特长,又有自身的局限与不足,但是功能上又完全互补。如何调和这一对矛盾共同体,是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首要课题。对我国而言,可以凭借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优越性,在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中形成和谐统一体。     

现代民主发展的新趋向——评张扬金博士的《权利观与权力观重塑——哈贝马斯协商民主思想研究》

民主理论源于民主实践。民主理论既随着民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民主理论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民主实践。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无疑是当今政治学界有关政治民主化理论问题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协商民主是西方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阶层结构激烈变动的产物，主张通过政治多元主体间的协商互动，能有效弥补选举民主或代议民主在多元化价值前提下难以达成一致的事实，从而为加强公民和团体与政府间的对话与合作，建立社会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消除社会分歧，推进政治共识，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府的合法性来源提供基础。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村级治理创新——基于晋江市新塘街道社区议事会的调查

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路径和发展方向,尤其在政治社会化进程相对较弱的中国农村,探索出一种为群众所接受并具可操作性的协商民主制度形式来弥补当前村级治理困境意义重大,本文从新塘街道社区议事会的制度实践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运行规范、实践成果及制度优劣等多维度立体分析研究乡村协商民主的制度范式与创新价值,并进一步探索其发展路径。     

温岭基层民主建设规律探要

温岭民主恳谈会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功 ,“温岭模式”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认为 :温岭民主恳谈会深植于温岭的经济、政治、文化实际 ,具有内生性根源 ;它蹈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在其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 ;它依椐民主政治建构和运行的基本要求 ,把治理和自治有机统一在一起。认真总结和深入探索温岭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和规律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民主观的探索实践与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就是一部创造性地践行马克思民主观的伟大历史。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民主观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凸显民主治理效能，提升民主价值内涵；深化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关系的认识；强调民主环节和民主机制的完整性；明确民主政治的评价标准与评价主体；扩展民主领域，彰显人类联合的本质。阐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创性贡献，有助于批判错误的西方民主思潮，深刻体会“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重大论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自信。     

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基础性条件探析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以理性的公共协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选举竞争为主要方式的自由民主和代议民主的不足,对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的价值选择、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文化等四个方面,分别构成了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并且我国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也已经形成了政治协商、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和社区议事会等协商民主的雏形,但我国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必须在协商主体、渠道、程序和范围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协商民主的风险及其化解

协商民主的优与劣并举,安全与风险共存.协商民主具有内在风险和潜在风险.内在风险表现为:异化民主的主体、背离民主的内容、伤及民主的价值、破坏民主的程序和扭曲民主的决策;潜在风险表现为强化精英主义民主、变成传统好人政治、导致网络暴民参与、降低政治运转效率和损害弱势群体利益.因此,在中国,要想化解协商民主的风险,就必须加强党时协商民主的领导,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构建选举与协商的双轨民主模式,建立协商民主风险的预誓机制.     

人民政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平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中，人民政协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机构和主要载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和实践平台。我们要促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一是通过经验升华和理论借鉴来构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理论体系；二是通过制度健全和素质提高来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能力。     

协商民主: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范式

农村基层民主在我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民主传统欠缺,我们理应坚持积极、稳妥、渐进的原则,在进一步发展完善选举民主的同时,积极地引入和规范协商民主,推进农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认真开展基层民主协商,实现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中国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关系的理论分析与历史考察

理论上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互有侧重、互有优缺、互为补充;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追求和实现人民民主的进程中创建了两种民主形式并一直推动两者共同发展。两种民主形式未来需要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协同发展。     

论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换

文章探讨发展出一种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民主在此意味着“由人民做主”,即人民真正地参与影响其生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决策。这可能采取任何可能形式的代议制民主或者直选式民主。民主也意味着对于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私人权利以及选举自由的保护。民主涉及到过程,但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生活的每个领域中所实践的生活方式。     

协商民主理论本土化的可行性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属于典型的西方话语系统.对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可以引进,但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国情以及民主化进程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而在西方多元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协商民主理论要想对中国的民主化发挥更大的理论影响,就必须加强以本土为思考对象的理论反思.应该基于从中国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范畴和方法而不是国外舶来的概念、范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本土问题,建构本土化的协商民主制度,进而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话语系统,形成能够更有力地解释和指导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框架.     

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及启示

公共理性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公共理性的建立与诉求的不成功,加之西方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物质与文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价值分离,导致了西方协商民主的实际运作难以达到预期的成果.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决定了其理论的特点和表现形态.中国协商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应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确立其价值取向和价值定位,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     

协商民主视阈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

协商民主与党内民主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党内协商民主对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虽然协商民主并非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惟一路径,但党内民主的推进无疑可以借鉴协商民主的若干合理之处。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从协商民主中汲取符合国情和党情并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有益的元素,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比较视野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分析

民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西方民主转型范式对众多后发国家实现民主化的目标、动力和路径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该范式存在将竞争性选举视为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否定经济社会发展是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前提等弊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形态。从人民民主推进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可以概括为，执政党及其主导的公共权威担当着国家建构与民主发展的中轴力量，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行自我完善与发展，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民主创新，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这一全新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对后发国家建构民主政治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公共理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规范价值及其法治建构

作为稳态民主的构成要素，公共理性的实质是公民集合体通过理性的公共运用，实现异质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持续性规范合作。基于公民身份产生的公民责任和建制化的协商程序是形成公共理性的基本前提。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中，公共理性以民主方式创设民主条件的适用路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规范价值。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建构公共理性需要在法治各领域系统性重塑公民责任：在立法领域，应不断提升人大立法协商的法治化水平；在执法领域，应逐步完善信息公开等具体机制，确保政府协商的规范化运行；在司法领域，应着力优化司法协商的程序机制，确保人民参与司法实践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路径研究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本土内在生成的必然性。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实践予以科学总结，大力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健全的路径在于：确认健全的目标，明确发展完善的方向；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出发，明确健全的资源现状与客观依据；把握协商民主的基本内容，保证制度建设的人民性；遵循协商的基本原则，建立高效有序的协商运行机制。鉴于此，应采取相应的保障举措：搞好顶层设计，先行试点，逐步推开；切实解决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与践行中存在的问题，为协商民主顺利开展扫清障碍、创造条件；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使之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程中得以贯彻、落实与深化。     

论协商民主理论价值原则的政治文化根源——以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为视角

中国的内陆型文化与西方海洋型文化导致了它们与协商民主价值之间的融合与背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众在政治体系中始终处于附属地位;西方政治思想则始终体现出政治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奉行人性善的理论;在西方则是人性本恶和趋利避害占主流地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积蓄了统一、尚同的思维惯式,而西方更崇尚竞争。协商民主价值原则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构建,体现出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中的兼容并蓄特征。要通过构建协商主体的独立政治人格,保证政治参与的民主性,注重对公民公共理念的培养,增强政治体系的包容性,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实现协商民主的合作功能。     

协商民主如何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公民参与的视角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好的结合点。其在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实践,受到了公共领域的弱小及公民参与能力及意识局限的影响,现阶段须在公共理性的导引下,通过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社区自治为实践平台以合法规避外部干预,开展小规模的协商民主实践。其目的是推进理性的、实质性的公民参与,促使公民学会协商并对公共协商建立信心,这是协商民主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先决条件与可能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