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规范价值及其法治建构

作为稳态民主的构成要素，公共理性的实质是公民集合体通过理性的公共运用，实现异质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持续性规范合作。基于公民身份产生的公民责任和建制化的协商程序是形成公共理性的基本前提。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中，公共理性以民主方式创设民主条件的适用路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规范价值。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建构公共理性需要在法治各领域系统性重塑公民责任：在立法领域，应不断提升人大立法协商的法治化水平；在执法领域，应逐步完善信息公开等具体机制，确保政府协商的规范化运行；在司法领域，应着力优化司法协商的程序机制，确保人民参与司法实践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民主观的探索实践与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就是一部创造性地践行马克思民主观的伟大历史。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民主观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凸显民主治理效能，提升民主价值内涵；深化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关系的认识；强调民主环节和民主机制的完整性；明确民主政治的评价标准与评价主体；扩展民主领域，彰显人类联合的本质。阐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创性贡献，有助于批判错误的西方民主思潮，深刻体会“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重大论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自信。     

试论坚持人民群众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主体地位

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关键举措,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必须充分认清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支持者,改革理论、政策的制定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群众基础。坚持人民群众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完善改革的动力机制,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健全民主监督机制。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内在关联——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析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坚持“两个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历史进步作出的创新性贡献；坚持“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经验之一。两者背后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在场，存在本质性关联：都是尊重历史规律、顺应时代大势的产物，在科学性上同源共振；都是遵循历史进步方向、谋求人类解放的结果，在价值性上同根共生；都是正确发挥历史主动、历史自觉的结晶，在生成性上同途共进。新时代在搞清楚两者本质关联基础上深化两者良性互动意义重大。     

“中国梦”的思想意蕴、实践路径和时代价值发微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深厚思想意蕴、清晰实践路径和重要时代价值。可以从基本内涵、本质属性、价值取向和历史方位四个维度理解其思想意蕴,从路径选择、行动指南、制度支撑、实践主体、精神动力、力量源泉、领导保障、任务布局和作风要求九个方面把握其实践路径,从理论创新意义、实践引领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三个层次认识其时代价值。深入学习领会中国梦就要理解其丰富厚重的思想意蕴、牢牢把握其系统清晰的实践路径,大力彰显其重大深远的时代价值。     

民主概念的语言分析及解释框架

对民主概念的语言分析显示,该概念最初指称"人民的统治",其意义的深化源于"人民"内涵的演变.就"人民"来看,它具有类、群体、个体三个逻辑层次和"贵族-市民-公民-自由个性"四种历史形态,它们分别决定了民主形态具有一般性、阶级性和个体性之区分,以及民主实践具有古典意义、现代意义和未来意义之划界.从逻辑上看,民主的基本架构有三,即人民主体、公权客体和授权手段,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主权在民、公民授权和公权服从".当代中国的民主实践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在公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又显现出不足,能否确当评估其有效性对推进中国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寓协商于选举：中国式民主的制度创新

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将协商寓于选举之中，实现了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形式互嵌”,彰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质与价值，是中国式民主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成果。“寓协商于选举”就是在充分认识选举民主罅隙的基础上，将协商民主引入选举民主，在“有事好商量”和“最大公约数”中广泛凝聚共识，防止由单纯选举民主可能引发的社会撕裂；同时，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结合也有利于提升协商民主的效率。作为中国式民主的创新性探索，“寓协商于选举”体现出中国式民主建构的基本方法论：民主建构要基于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并以系统观念推进民主建设。总而言之，“寓协商于选举”平衡了民主的不同结构、凸显了民主的各项功能、展现了民主的治理绩效，开创了民主的新型实践形态。     

征询式民主：地方改革创新中的征求意见——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的考察

中国地方政府既有行政功能，也有政治功能。地方改革创新中既有不受民主约束的行政指令，也有广泛征求意见的民主性规定，具有“议行合一”的特点。征求意见的民主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其民主性体现在改革方案撰写前调查、撰写中听取意见、撰写后征求意见的全过程。征求意见过程有民主讨论、民主建议、民主完善和民主评估。改革创新中的民主性可以称为“征询式民主”,其民主性由改革的利益性、议题的民生性、领导的个性和程序的严格性共同决定。但征求意见的民主性也有其局限性，即民主的有限性、不稳定性和行政让渡性。     

理解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综述与展望

作为中国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通过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现状的梳理及展望,可以全面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超越,这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展开理论研究的基本结论。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研究既包含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法治化研究,又包括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地方实践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着力点在于把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内在效能,凸显协商民主的独特作用,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国家治理的有效路径。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实践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着力点,展望研究的未来走向,可以进一步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与实践的空间,获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更为准确的认知,进而深刻理解其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意义。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与治理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方面,需要在运行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需关注其制度体系,在过程导向视角下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可以发现,各项制度安排不再孤立或仅在民主过程的某一环节发挥作用,而是在民主选举到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均实现了全过程协同运作。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则作为制度体系整合机制推动制度体系更加协调高效运转。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在政府回应性、社会资本、政治信任和人民获得感等方面释放了治理效能,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释放仍具备提升空间。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遵循顶层设计与高位推动、引导创新与地方探索、协商民主和多元参与以及资源保障与信息沟通等路径选择,进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衔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入发展。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与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之比较——以完善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为视角

文章比较了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和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认为在价值维度上日本是以司法民主作为指导，中国是以司法法治作为依据；在制度架构上，日本走的是大众模式而中国走的是社会精英路线；在制度效果上日本的民主价值强于中国，而中国法治规范功能明显。文章最后认为要将人民监督员建构成一种常态法律制度，应当适当吸收民主因素，增加民主内涵，兼顾民主和法治价值是其发展方向。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三维度审视简

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审视：一是超前的理论考察，清朝末年从西方传人中国的民主政治理念，被孙中山当成了通向大同世界的旗帜，继而被共产党人融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最终形成了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现实诉求的民主政治理论；二是滞后的实践分析，政治主体发育不成熟，国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不足，民主在操作层面缺乏完善的法制规范和程序安排；三是缺位的制度反思，理论与实践、精英与大众之间差距太大，导致民主政治制度定位很困难，制度运行不规范，制度创新遭遇强大阻力。     

破解民主运作的难题:委员会制和首长负责制的正确运用

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来看,基本的制度安排,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已经构建起了明确的框架和坚实的基础,所以当前面临的重要使命应该是制度安排之后的运作问题,如民主的决策机制问题等等.在决策机制这一层面,我们遇到的挑战可以说已经成为直接影响民主政治实现的关键性要素.从规范的角度分析,有委员会制和首长负责制两种基本的民主决策机制.委员会制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议事和整合功能的民主机制,它必须强调平等表达和集体决策,不存在命令和服从的问题.而首长负责制的鲜明特点是:首长具有法律赋予的充分权力,在对所赋权的主体和法律负责的前提下,对所承担的事务有最终的决定权.两者在实践中的错位运行值得注意.把首长负责制当委员会制来运作,主要体现在负责首长不敢负责,不勇于作最后的决断.更容易出现错位的另一个方面是,把首长负责制的特点施加于委员会制,即个人在委员会制中具有最终决定权,这样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一把手"的监督成为我们长期难以解决的顽疾,而且作为广泛运用的机制,委员会制一旦变成"一言堂",那么无数的重大决策、法规和政策的制定,都会失却民主的意蕴,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十七大特别强调了民主运作的机制问题,在党内民主建设的新阐述中,对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推行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等的论述,对我们厘清两种不同的决策机制,有效推进当前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比较视野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分析

民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西方民主转型范式对众多后发国家实现民主化的目标、动力和路径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该范式存在将竞争性选举视为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否定经济社会发展是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前提等弊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形态。从人民民主推进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可以概括为，执政党及其主导的公共权威担当着国家建构与民主发展的中轴力量，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行自我完善与发展，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民主创新，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这一全新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对后发国家建构民主政治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美好生活有效衔接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美好生活的有效衔接是党的二十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两大论断”本身存在内在衔接的逻辑关联：其生成逻辑同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遵循与创新发展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追寻现代化百年探索的历史逻辑以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逻辑；共同肯定了人的个体、群体与类主体地位，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探索精神，彰显了关照人类前途命运的价值旨归。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协调发展为纲领，通过搭建“五大文明”与美好生活的“五位一体”有效衔接路径，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理念向导、行动指南与评判标准，从而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     

弱选举竞争的形成机制与乡镇干预——基于鄂西Z村的个案考察

民主选举制度并不必然带来村庄选举的强竞争。实地调研发现,村庄选举的弱竞争构成了中国绝大部分村庄选举的主导样态。城市化背景下,村庄的去精英化、村庄社会结构的碎片化、村庄公共利益与村民个体利益的弱关联化,是形成村庄选举弱竞争状态的主要原因。村庄选举的弱竞争可能造成村庄有效治理主体无法生成。为了保证村庄治理队伍的有序更替,乡镇往往通过构建制度化的后备干部遴选机制、非正式的村干部退休机制、村干部待遇提高与晋升机制对村庄选举进行干预。但这些机制又带来了村民自治消解、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意外后果。因此,如何平衡乡镇干预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态。准确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应当建构一个审视中国政治发展的科学视角,并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蕴含的目的论式线性史观、二元对立的结构逻辑、西方中心主义的预设进行反思和批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有序渐进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立足现实国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促进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紧扣民心政治,寻求党心民心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加强机制建设,推动民主政治形态成熟定型;通过以民主促民生,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立足基本国情,探索发展中国式民主新道路。     

论萨托利民主思想的“价值与事实”二元要素

作为一名保守自由主义者,萨托利认为,民主"价值与事实"之间关系的混乱是民主观混乱的原因之一,要真正地理解民主含义,必须区分民主思想的"价值和事实"二元要素,并阐明两者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价值民主和事实民主两者的张力和统一才构成民主的完整含义。     

“宗教礼物论”的可能性：礼物与宗教的内在联系

本文认为，“宗教礼物论”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理论视角，它以莫斯等人的礼物理论为基础，探讨宗教现象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在述评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礼物与宗教的内在关系，进而分析礼物理论与宗教社会学的亲和性。文章认为：首先，礼物与宗教是双向关联的，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宗教现象中蕴含着礼物逻辑，而且宗教为礼物的内在价值提供了神圣性的基础；其次，礼物和宗教都与社会团结的法则直接关联，这一点体现在两者共通的自愿式义务性上，两者既融合了情感性联系和工具性联系，也融合了相互性伦理和等级性伦理；最后，“宗教礼物论”的优势最可能体现在对宗教之“非自主选择性”的分析上，而它的潜在挑战则主要在应对社会变迁与价值倾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