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如何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公民参与的视角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好的结合点。其在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实践,受到了公共领域的弱小及公民参与能力及意识局限的影响,现阶段须在公共理性的导引下,通过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社区自治为实践平台以合法规避外部干预,开展小规模的协商民主实践。其目的是推进理性的、实质性的公民参与,促使公民学会协商并对公共协商建立信心,这是协商民主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先决条件与可能的路径依赖。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公共协商,强调对话、讨论、辩论、审议与共识。协商民主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具有规范意义和实践意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属于西方,中国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协商政治,但其中具有较成熟和完善制度架构的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平台的政治协商制度,它既有明显的优势,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完善政治协商,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     

协商民主对宪政主义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主张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审议和协商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宪政主义是当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但在当下的发展中,遭遇了来自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普遍的不平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各方面的挑战,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实践为宪政主义摆脱困境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智识贡献:整合宪法原则,为人民主权和人权原则的同源性辩护;平衡宪法关系,顺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沟通;补强宪政制度,修正和发展以选举为中心的代议民主.     

协商式治理的程序原则及实现路径

基层治理民主创新实践显示,完整的公众协商流程至少包括参与者产生、讨论、协商、决议输出和权力体系反馈等环节。为此,协商式治理的程序原则应当包括更广泛的覆盖、更充分的表达、更理性的互动、更有效的输入和更真实的反馈;主要实现路径是规范公共集会、固定组织会议、代表大会等公共协商会议,对发起协商、确定组织者、发表意见、辩论和表决等流程予以明确,通过政治领导人支持、立法授权、社会组织嵌入公共部门、设置专门机制等方式促进协商决议输出及转化,并且建构权力体系反馈机制,确保协商民主成为闭环制度。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民主观的探索实践与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就是一部创造性地践行马克思民主观的伟大历史。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民主观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凸显民主治理效能，提升民主价值内涵；深化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关系的认识；强调民主环节和民主机制的完整性；明确民主政治的评价标准与评价主体；扩展民主领域，彰显人类联合的本质。阐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创性贡献，有助于批判错误的西方民主思潮，深刻体会“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重大论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自信。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政治信任的培育

政治信任是中西方国家及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政治信任的生成同政治参与的程度、政治参与制度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协商民主意味着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实质性的程序和制度框架制约下,秉持理性、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公民精神,通过公共协商实现偏好的转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决策合法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乐观地认为,协商民主能够增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和对政府的信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协商民主自身的局限,它对政治信任的生成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守法意蕴

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守法意蕴，是将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贯彻于我国法治领域中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守法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两者的主体具有同一性，两者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两者的运行机制具有同构性。这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丰富的守法意蕴。其守法主体意蕴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守法主体范围的广泛性，拓展守法主体参与的全面性，强化守法主体精神的真实性；其守法价值意蕴体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守法的工具价值生成，助推守法的目的价值实现，优化守法的整体价值协调；其守法机制意蕴呈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助于丰富守法机制的层次性，增强守法机制的科学性和提升守法机制的有效性。这三种意蕴之间紧密相连、相互作用，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守法之间的多重意义关联样态。这种意义关联样态生成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整体框架之中，由此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守法意蕴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国内外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评介

实现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讨论和协商,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协商民主的目标价值追求。国内外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如火如荼,协商民主理论的推进者通过回应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规模、合法性和理性选择难题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社会不平等、社会复杂性等方面的挑战,为丰富协商民主理论做出了贡献。然而,在关于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研究视角、理论价值等方面则各有侧重和偏好。梳理、分析国内外学者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和主要观点,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诸多有益思考。     

寓协商于选举：中国式民主的制度创新

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将协商寓于选举之中，实现了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形式互嵌”,彰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质与价值，是中国式民主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成果。“寓协商于选举”就是在充分认识选举民主罅隙的基础上，将协商民主引入选举民主，在“有事好商量”和“最大公约数”中广泛凝聚共识，防止由单纯选举民主可能引发的社会撕裂；同时，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结合也有利于提升协商民主的效率。作为中国式民主的创新性探索，“寓协商于选举”体现出中国式民主建构的基本方法论：民主建构要基于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并以系统观念推进民主建设。总而言之，“寓协商于选举”平衡了民主的不同结构、凸显了民主的各项功能、展现了民主的治理绩效，开创了民主的新型实践形态。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公民精神培育

协商民主在我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民主实践形式,更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协商民主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追求"最大公约数",体现集体主义基本原则。公民精神与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参与具有正相关关系,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式下,有利于现代公民精神的培育。因此必须做到:强化公民参与,促进公民精神养成;营造"尚公重私"的良好政治文化环境;拓展协商民主空间场域,延展公民精神的培育领域;发挥网络协商民主新形式培育公民主体意识自觉。     

立法协商中的非政府组织功能及其实现

为了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和我国政治协商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入开展立法协商"的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再次重申了"民主立法"的重要性。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下,立法协商成为实现良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由于缺乏权力制约的政治框架,协商主体分散,协商能力失衡以及公民性品格缺失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的立法协商陷入了困境。而非政府组织在消解立法协商困境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以此来推动立法协商机制的完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

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自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逐渐关注这个新兴领域,协商民主理论超越了自由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以及在民主平等和公共理性培养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提高公民意识,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及启示

公共理性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公共理性的建立与诉求的不成功,加之西方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物质与文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价值分离,导致了西方协商民主的实际运作难以达到预期的成果.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决定了其理论的特点和表现形态.中国协商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应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确立其价值取向和价值定位,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     

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基础性条件探析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以理性的公共协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选举竞争为主要方式的自由民主和代议民主的不足,对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的价值选择、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文化等四个方面,分别构成了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并且我国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也已经形成了政治协商、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和社区议事会等协商民主的雏形,但我国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必须在协商主体、渠道、程序和范围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深化中国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一种观念史的研究路径

中国社会关于"反动"的看法以及曾经的滥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为了防范这一点,首先应从观念上厘清"反动"之所以然,以使合法或合理的"反对"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具体来说,应从词源、词语辨析、词语自身划分以及词语滥用的根源等方面进行考察.其次,还应强固公民认同,其具体举措是:加强公民团结,巩固协商民主的精神纽带;普及公正,强固公民对协商民主的忠诚;增强公民的理性能力,使协商民主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稳步发展民主政治,拓展和深化协商民主的共识;不断进行公民教育,改善协商民主的公民气质;加强公民社会生活中民主习惯的训练,使它成为协商民主的坚固的奠基石.     

论协商民主理论价值原则的政治文化根源——以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为视角

中国的内陆型文化与西方海洋型文化导致了它们与协商民主价值之间的融合与背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众在政治体系中始终处于附属地位;西方政治思想则始终体现出政治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奉行人性善的理论;在西方则是人性本恶和趋利避害占主流地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积蓄了统一、尚同的思维惯式,而西方更崇尚竞争。协商民主价值原则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构建,体现出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中的兼容并蓄特征。要通过构建协商主体的独立政治人格,保证政治参与的民主性,注重对公民公共理念的培养,增强政治体系的包容性,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实现协商民主的合作功能。     

数字化时代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困境及批判——以“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为视角

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数字化的公共媒介重塑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空间形态，对人们的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贝马斯在其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中论述了数字新媒体的出现对公共领域的影响。通过他的分析可知，传统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在数字时代遭遇转变：一是公共领域的交往大众转换为虚拟主体；二是单向性的非沟通媒介转化为互动性的商谈媒介；三是公共舆论兼容主体的话语权与限制“他者”的权力。但在现实中，无论是数字公共领域的运转还是商谈民主在政治中的运用，总是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这是因为，在规范意义上讲，商谈民主有其自由主义的文化根基，离开这一基础商谈也就不复存在，公共领域也就名存实亡。从现实层面上看，数字技术助长了公共领域自身的“再生产”,导致对公众新闻、公共舆论的误解，从而造成公共领域自身的扭曲。对此，哈贝马斯认为，数字通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领域构成了威胁与挑战，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政治模式——商谈民主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质疑。     

协商民主、社区治理与社会融合——中山市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个案分析

公共领域的协商在现代社会的公民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区治理领域,多元共治已经逐步成为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识,中山市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便是这一理念的产物。社区协调组织的产生,使得基层协商民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并达到协调社区利益和整合社区资源的目的,最终促进社区的社会融合。目前中山市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仍处于初级阶段,尚需要构建更加成熟的协商民主过程和机制。     

基于协商民主的行政决策听证探析

以平等尊重、理性讨论、信息公开为核心理念的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于西方的一种重要的民主参与理论,被认为是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强化决策理性与正当性、增进社会共识与信任的良方,得到了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一度成为政治理论的显学。听证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实践形式,在我国很多行政决策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与协商民主对公民参与决策的要求相比,我国目前的听证制度在听证目的、听证程序、听证事项的设定权、听证代表的选择权及听证的公信力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出发,可以从引导公众做好听证准备、优选听证代表、实行结构化的公开理性讨论、听证主持人保持中立、鼓励参与听证的各方代表保持对他人的平等与尊重、赋予听证结果一定的约束效力等方面对现有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进行充实和完善。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与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之比较——以完善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为视角

文章比较了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和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认为在价值维度上日本是以司法民主作为指导，中国是以司法法治作为依据；在制度架构上，日本走的是大众模式而中国走的是社会精英路线；在制度效果上日本的民主价值强于中国，而中国法治规范功能明显。文章最后认为要将人民监督员建构成一种常态法律制度，应当适当吸收民主因素，增加民主内涵，兼顾民主和法治价值是其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