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公共产品减贫效应的结构性分析

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补齐农村民生短板是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重要着力点,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以"公共产品式"扶贫为突破口,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减贫效应的结构性特征,试图发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精准扶贫的契合点,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不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减少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基础设施对农村减贫效果最佳,其次为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分区域来看,不同类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减贫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农村减贫作用优于中西部地区。     

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研究

财政扶贫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主要减贫方式,其制度安排势必会改变政府具体财政行为,进而影响财政扶贫成效。在中国财政扶贫实践背景下,以数据包络分析(DEA)为基础分别构建SBM超效率模型和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省际财政扶贫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技术效率整体偏低,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通过对指标分解后发现,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报酬递减导致的规模效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则是相对的技术退步。进一步构建Tobit模型,分别从财政支出分权度、财政收入分权度、财政自给度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财政扶贫效率的影响,并在模型中引入财政分权度与人均GDP的交叉项,考察经济发展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分权会抑制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则促进财政扶贫效率提升;而经济发展既会削弱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的促进作用,也能缓释财政收入分权的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继续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资金配置和管理以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提高财政扶贫效率。     

电商发展能降低贫困发生率吗？——来自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证据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心。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四川省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和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统计监测数据分析了电商扶贫的实际效果和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电商示范项目使贫困发生率降低1.8个百分点；电商示范项目主要通过其他农业主体带动贫困户脱贫，即间接机制发挥作用，贫困户自身直接参与电商线上销售进而增加收入的直接作用效果并不明显；电商扶贫不仅能够解决农产品过剩的问题，还具有刺激农产品供给增加的增量效应。本文为新时代扶贫长效机制的建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来自电商示范项目的经验证据。     

普惠金融减贫异质效应的实证

文章在构建基于扶贫的县域普惠金融指数基础上,以安徽为例,采用工具变量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政策的减贫异质效应。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政策对增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正向作用,且精准扶贫贷款政策具有更好的减贫效果;但对非贫困县域,省级、国家级贫困县域减贫效应呈现递减现象,表现出"锦上添花"的效果。     

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基于P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来研究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当期减贫效应,但持续减贫效应不显著。具体表现为仅在缓解农村贫困人口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发挥了积极效应,而对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短缺程度上没有发挥积极效应。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不仅具有较强的当期减贫效应,而且具有长期持续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程度的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     

政治信任、村庄民主参与与扶贫政策满意度研究

为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利用2017年在陕西、山西、甘肃、河南4省632份农户调查所获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政治信任、村庄民主参与对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被调查农户的政治信任和村庄民主参与状况整体处于一般水平,政治信任、村庄民主参与对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地,采用Blinder-Oaxaca分解法分解不同类型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差异性,发现政治信任是影响贫困户的主因,村庄民主参与的主要作用人群为非贫困户。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来自陕南地区的证据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最重要减贫手段之一,通过搬迁安置和产业帮扶措施旨在提高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在脱贫的基础上降低其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利用陕南山区入户调查的数据,使用VEP方法,按照家庭消费的水平和波动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分解,从而深入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影响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女户家庭中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减贫效果,参与搬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陷入短期贫困脆弱的概率,集中安置、新阶段的移民搬迁工程有效降低了其长期贫困脆弱性;在男性为主导的家庭中,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提高家庭消费水平的同时,参与搬迁、搬迁时间等也导致了该类群体在总消费方面的波动,并提高了男户的短期贫困脆弱性。基于性别差异视角审视易地移民搬迁在不同家庭权力模式下的减贫效果,为后续精准施策提供政策启示。     

财政支农杠杆效应的实证研究：1987～2007

 尽管改革以来中国财政支农效率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目前仍有待揭示其症结以作为改进财政支农工作的切入点。本文依据1987～2007年统计数据，着眼于财政支农杠杆效应视角，对中国财政支农的效率状况展开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由于财政与金融彼此割裂式单干支农格局致使财政支农杠杆效应未能有效发挥，财政支农效率十分低下，建议整合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以实现在提升财政支农杠杆效应基础上放大支农资金规模，从而大幅提升资金支农整体能力的目标。     

新时代扶贫产业投资基金研究

近年来,脱贫攻坚作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与人民的福祉息息相关,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推进,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升,贫困户数量逐年减少,并已于2020年实现了全面脱贫。在脱贫攻坚期间,产业扶贫作为扶贫工作开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能够有效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根本之策,陕西省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工作安排,在扶贫工作中找准突破口和结合点,充分利用现代金融工具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使“资源变资本、资产变股金、村民变股民”,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目前,中国正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五年衔接期,本文从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两个方面对陕西省扶贫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进行分析,根据陕西省扶贫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在脱贫攻坚期间所面临的资金安全与目的难以协调、政策出台制约退出困境、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的积极性不足等问题,分别从加强监管提升产业扶贫效果、建立健全企业进入退出机制以及进一步提高农户参与能力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支持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针对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益进行了空间固定效应以及时序效应的筛选,并结合Hausman、Wald检验实施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的修正,以W空间权重矩阵标准化验证我国区域间时序基础上的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应的空间关联.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以信贷的主要方式促进农村经济与农民增收来实现农村减贫,具有直接效应;金融支农减贫与经济效益存在正向弹性,区域的财政支农减贫效应扩散至邻近区域的可能性要高于劳动力增加带来的相应效益在邻近区域的扩散.     

金融素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检验

2020年后,我国贫困治理的重心从绝对贫困转向了相对贫困,而金融素养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其是否能发挥改善自我发展能力的作用以促进长期减贫,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构建了两期决策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素养与相对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素养指标,并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Ⅳ)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抑制家庭相对贫困状况的发生,促进家庭金融决策优化是金融素养发挥作用的重要传导机制。     

脱贫攻坚中帮扶对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01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现阶段,我们有必要对这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作出系统性分析,总结成绩,找出问题,以展望未来。脱贫攻坚决胜阶段还存在哪些问题大扶贫格局下的结构性利益张力。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获得的利益差别较大,一些人争当贫困户甚至赖着贫困户或低保户的帽子不摘。目前从中央到各地都出台了相关扶贫惠农政策,但有的地方却存在层层加码、“吊大胃口”的现象,让贫困户成了“特权户”。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收入、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

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大规模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科学估计该政策对我国贫困人口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两期数据，以贫困线为断点，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人口在家庭纯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家庭人均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家庭的纯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水平，降低了人均消费支出和外出务工比例。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更好的贫困人口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表明精准扶贫的政策影响具有异质性。这也提醒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时要对因病致贫家庭予以特别关注。     

普惠金融视角下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基于GMM模型

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对我国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政策影响,不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还会弥补现有研究"重定性轻定量"的不足。基于GMM模型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我国贫困率和收入不均衡的改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使用普惠金融手段进行的精准扶贫显著降低了各省份的贫困率,并且对收入不均衡现象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企业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及其启示

文章以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平均扶贫投入对个体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我国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存在行业同群效应。参与产业扶贫对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社会责任敏感性行业则对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此外,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存在异质性,上市时间超过3年、规模大和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更显著。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县区反贫困研究——基于陕西省50个国定贫困县的系统广义距估计

基于2000-2012年陕西省50个国家贫困县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距动态面板方法,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两个层面,深入探讨贫困县区金融发展的减贫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存在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U"型关系,金融资源流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严重制约金融减贫积极作用;金融发展规模无论正向还是负向效应都高于金融发展效率;贫困地区呈现较强的贫困惯性,经济增长、城镇化和政府财政支出是贫困减缓助推之力,而收入分配不均明显阻碍了减贫进程。     

金融扶贫效率测度与优化

文章基于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2013—2018年的金融扶贫效率进行测度,结果发现金融扶贫效率符合预期,总体较高,但在不同省份、不同年份表现出差异性。金融扶贫效率及其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技术进步是关键,管理效率是核心,规模效率是基础,环境变量和随机噪声不容忽视。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影响后,金融扶贫效率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为此,需要重视金融扶贫、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优化投入规模、加大科技创新与应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建立风险管理体系等工作,为推进金融扶贫转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奠定基础。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动态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力,结果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有影响显著,总体上看正向效应要大于负向效应,但是影响力还有待提高。要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必须解决两个金融瓶颈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不高和“金融抑制”效应明显的问题。     

农村贫困状况抽样调查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新疆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测算了2000～2012年新疆农村贫困的状况及其变动趋势,分析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的变动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仍然是新疆减贫的主要动力,但是由于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和贫困线的上升导致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不断下降.新时期,新疆开发式扶贫战略应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向把经济增长和对穷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结合,从而实现有效减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