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社会中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与模式选择——基于杭州市上城区实地调查的社会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单位体制＂开始松动,社会管理重心逐渐从＂单位＂向＂社区＂转移。街道办事处作为城市社会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是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关键环节,也是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主体。然而,现行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弊端和矛盾,集中体现在街道的身份或性质与职能之间的失衡和错位。为此,杭州市上城区积极调整思路,转变街道职能,寻求街道（政府机构）与社区（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协商、相互合作,逐步从管理型街道走向服务型街道。实践表明,服务型街道是城市社区建设通向＂善治＂之路的必然选择。     

街道办事处改革:问题、路向及制度条件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于街道-居委会体制,它在实际运作中面临很多问题.推进城市治理结构扁平化,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有必要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二级政府、二级行政”体制,由区政府直接面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从改革路径看,撤销街道办事处有赖于推进大部门体制、调整行政区划、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培育公益性社区组织等前置性制度建设.     

城市社区建设与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刍议

我国的社区建设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街道体制的改革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讨论的热点,全国有些城市也在街道体制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但我国街道管理体制还存在街道办事处职能定位不明确、条块关系不顺、居委会行政化色彩浓厚、民间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社区参与程度不高和法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在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街道办事处职能的定位、居委会职责的界定、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公民意识的培育、社区党建的加强和相关法规制度的建设等方面来改革和完善街道管理体制。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与启示——以北京鲁谷社区为例

街道办事处作为城市管理体制架构中的重要一环,其制度规定和实际职能在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中面临着改革.北京鲁谷社区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打破原体制框架,在街道层面进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探索出一条社区改革的新思路,为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社区建设积累了经验,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种路径选择,具有积极的启示和示范意义.     

论城市基层治理分权化改革--基于撤销街道办事处的分析

街道办事处的撤销意味着城市基层治理结构的调整与变革,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有益探索。这一改革的实质涉及城市国家基层政权的建设问题,是城市生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一个缩影。国家基层政权建设框架下的这种关系变化,是通过基层治理分权化改革来推动的,而分权化的改革是伴随基层政府职能的转移与基层治理结构的重构来进行的。透视这一改革过程可发现,服务与秩序的双重构建成为指导这种城市基层治理分权化改革的核心所在。城市基层政府在通过撤销街道办事处这种结构性体制变革来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和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也将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基层政权的稳定纳入了改革议程。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念、原则和措施

治理以其主体的多元化、资源配置的市场优先性、权力运行的双向度、政府的有限理性等特点势必取代统治理念而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从治理的角度看,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遵循政党主导、政府支持、社区自治、循序渐进的原则,要采取转变党和政府的领导方式、落实社区自治权、建立“议行分设”的社区组织体制、建立社会网络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加强以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建设等措施。     

合作治理：城市街居管理体制的创新取向

城市街居管理体制本质上是表征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的界面之一,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这两个系统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权力与责任的分配与架构,它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善治”的重要生长点。但目前我国街居体制中存在街道办“实体化”、失衡化、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内源性动力相对不足等问题。改革路径之一是构建街居之间合作治理的“伙伴关系”,在资金、人员、决策以及绩效评价这四个方面赋予社区足够的独立自主权。     

城市社区建设管理的体制缺陷与创新构想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渐过渡,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整体的深刻变化,“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在形成。这就带动了由“单位制”向“社区制”、“国家制”向“社会制”等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从而推动了我国城市社会变迁的进程。对于社区建设和发展而言,传统街道式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一、体制创新是城市社会变迁的本质要求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居民以单位为其社会空间的组织基础,单位是控制和调整整个社会结构的中枢系统。在单位体制下,国家、单位和个人之间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单向直线式关…     

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内涵及其政策走向

中国取消农业税标志着“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正式步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中国下一步应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现代国家政权双重构建的整体思路,全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综合性改革,重点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机制、乡镇政府机构、农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财政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经济的发展活力,不断扩大基层社会的民主政治。     

城市社区建设与街道体制创新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政府主导下 ,自上而下发动的。在当前城市区、街道、居委会三级社区网络管理框架中 ,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 ,既承担着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 ,又承担着服务社区的社区职能 ,其相对滞后的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建设的进一步开展。从体制上进行创新 ,理顺街、居和社会团体三者的关系 ,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 ,这是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街道办事处改革研究

街道办事处是我国城市基层政府组织,是实现城市有效管理的直接推动者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直接组织者,在城市的日常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行政权力的下放,市民社会的发展,街道办事处的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和职能权限发生了重大变化,街道办事处的改革显得日益迫切。文章从我国现阶段街道办事处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在探讨整体性治理之于街道办事处改革合理性的基础上,根据整体性治理理论从横、纵、内、外四个维度对街道办事处提出整体性治理对策。     

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行动障碍与突破策略——基于S市G区F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城市基层治理主体开始了数字治理的行动探索。数字技术的技术优势与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并不必然实现对城市基层治理行动的赋能。通过对S市G区F街道数字治理创新实践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必须在城市基层治理行动中形成技术系统与治理系统的互嵌耦合,才能够实现数字技术的赋能效用。目前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行动效能并没有充分呈现数字技术的技术优势和城市基层治理的治理优势,存在着多重行动障碍。基于技术-治理双向互动的分析框架,城市数字治理行动效能障碍的根源,可以归结为数字技术与治理机制的“脱嵌”所造成的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与精准化服务的价值偏差、目标偏向、结构失衡。对此,城市基层数字治理行动应在主体、结构、过程、规范、资源五个方面确立技术-治理互嵌耦合的行动策略,促成技术要素与治理要素的正向耦合,均衡推进城市基层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进而实现数字技术对城市基层治理的赋能,不断满足城市居民美好生活需要。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材基层政权组织变迁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国家经纪体制”下的“乡镇自治”、“国家全能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早期为“议行合一”制度)和“乡政村治”下的“村民自治”三种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农业财政体制向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相应的治理体制改革,本文认为对此应在转变政权职能、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统一财政体制与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村级组织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依据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0条和第111条的规定,在治理农村的活动中,我国采取了“乡政村治”的政治模式,即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置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国家行政系列由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构成,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构成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系统。“村委会”则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村民自治,由村委会和村民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性关系之外的大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目标模式是在对庞大农村社会的治理中,通过由体现国家意志的乡镇政权与体现村民意志的村委会的有效合作,既可以保证国家意志的贯通到底,也可以充分调动基层社会的积极能动性,由此形成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和解、合作与相互支持,从而保证我国在巨大的现代化变迁中所要求的农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的内在取向及实施路径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是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新增的一项制度,既涉及行政执法权力结构调整,又涉及行政相对人权益保障。规范、有效地实施这一制度,应从促进基层行政执法体制一体化、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最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精准化等方面回应基层治理需求,遵循合法性、差异性、耐受性、动态性等行政权力转移的基本原则,防范因行政处罚权下沉不当而引发制度异化的问题,因执法力量整合不到位而引发执法机构虚置的问题,因执法机关协同不力而引发执法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执法主体多元而引发执法责任交叉、模糊的问题。     

网格化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特征——基于N市Q区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兴起的网格化管理完善和优化了我国以社区制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基层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了秩序整合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和市场间的关系及其制度与组织表现形式。它通过划分网格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和市场资源。网格化管理构建起了一种刚性与弹性并济的目标责任制,并通过考核评定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此外,网格化管理还创新了基层党政组织的运作方式,增强了党政系统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回应与满足,从而有利于秩序稳定。但网格化管理也表现出了"科层化"倾向和"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导致了国家的"内部分化"以及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结的"非均衡性"与"不稳定性"。这使基层政府无限承担了社会治理责任,却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制造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     

城市基层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对于一个街道社区的个案研究

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居委会层次上的社区建设已经告一段落,实际上,这项重要的改革正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即街道层次上的社区管理模式的建立。在对北京市LG社区进行个案调查的基础上,对街道层次上的社区建设内容进行描述可知,该社区管理模式的改革是对社区建设的发展和深化,是对“街居制”全面改革的第二步。它代表了基层民主管理扩大的趋势,体现了社会管理中的治理理念,更加与发达国家城市管理体制接轨,体现了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