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转换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思考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构想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史钞及其与中国传统史学之普及

史钞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史书体例,源远流长.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为传播历史的一种重要媒介,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普及具有重要的功用.     

“词与物”:博物学的知识谱系

当今的博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学问或专业都打上西方的烙印,有些新兴学科分支也都脱胎于博物学。西方舶来的博物学有其自己的知识谱系,属于自然史范畴。博物馆虽与博物学存在着历史的关联,逻辑上却并不在同一范畴。我国自古便有"博物"概念,也有完整的博物学体例,借此对译西来之"Natural history"有诸多不妥,造成许多误解,更将我国的博物学传统湮没于西方的学科体系之中。梳理博物学的知识谱系进而展示中国独特的博物学,可以提示:"疑古"自在,"质洋"自觉。     

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史书写的兴起

现代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与书写,是在西方实证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兴起的。其发展则从最初的社会总体史探究逐渐衍为社会形态发展史(通史)和社会生活史(专史)两大支流。这一过程不但大大拓宽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及史学研究内涵,也直接促进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历史科学的转型。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引领,使关注社会宏观历史发展规律和民生事业的休戚成为社会史书写最为普遍的进步倾向。至其所显现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趋势,还具有现代史学初创期的跨学科研究特征,正是以此为起点,历史学开始突破旧史学的藩篱,在进一步吸纳和借鉴现代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方法的基础上,较快开启了由传统人文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的蝶变。     

明治日本的史学变革——对文明史学与新实证史学的探讨

明治初年,在＂文明开化＂的大背景下,日本史学出现转型,产生了文明史学、新实证史学两大新的史学流派。它们所阐释的编写历史的新的体例和书写方式,冲击了传统＂道学＂的史学,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从而开辟了日本史学的新纪元。     

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

三十多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一般说来,对于某一史家的某种史书的思想、体裁体例、价值与局限等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广泛使用的模式。近年来,一些同行已经意识到,需要在继续运用这一模式的过程中,探索新的研究路向,进而提升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水准。理论研究、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等问题的提出,是在相关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一点思考,目的是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于传承中有所发展和创新。     

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述评

援引“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市民阶层的各种尝试明显带有“传统——现代”两分的现代化模式的印痕。中国古代市民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将中国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基础之上。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市民阶层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但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某些成果能给市民史的研究提供启示。市民社会与宗法社会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市民史研究的基本命题。     

中国城市史研究:源流、现状与前景

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得到了现代诸多学科发展的推动和新兴的城市史学的影响。当今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并形成了城市历史地理和古都研究、城市社会史研究、城市文化史研究、城市经济史研究、比较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史学理论研究等热点专题领域。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从城市史学的学科建设、城市史研究视野的拓宽与领域的开拓、城市史的整体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等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西方历史学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自古希腊发端至今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而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科自身的关注则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全盛时代。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从方法上来讲,研究西方史学史应注重对西方史学遗产及时代趋向作出动态考察,注重开展中西史学之间互动关系的比较研究,以期深化我们对于西方史学、西方社会的了解与反思,更从整体上推动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倒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西方史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述要

了解与认识西方史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这对于我们推进与深化这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历史进程,概言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萌芽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它的最初成就为下一阶段本学科的奠立打下了基础,创造了历史前提;2、奠立时期。60年代前期,在本阶段,我们的前辈为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3、发展时期。从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门学科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展望未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前景璀璨,但它还需要不断地开拓与创新,以取得新的进展。     

学科范围、体系建构与书写体例——古代文论研究中诸问题的思考

西学模式的引进导致了古代文论学科中的批评史与文学史、批评史与批评观念、批评史与文化语境的割裂.研究目的和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影响到古代文论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回应西学问题、学科内在的演化问题、体系构造问题以及书写体例问题都应该重新思考.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是发展新世纪史学的重要任务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金应熙教授治史特色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金应熙一生中对研治中国古代史、香港史和学术史均有重要创获。他治史的特点是力求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以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推动和互相制约,全方位地进行考察,探求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层意义的规律性;他对古代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具有突出的开拓意义;所著《陈寅恪》一文,深入地分析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史方法,并从20世纪史学发展的高度,对其做了准确的历史定位。     

史书自注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史书自注是中国古代史注中很有特色的一种体例,历代许多史学家采用这种体例阐述思想,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注的发达是中国古代史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认真总结史书自注这笔丰厚的史学文化遗产,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轨迹,发掘其深刻内涵及现实价值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论文化史学与史性文体——以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卷组为中心

中国史学源于以天文学为中心的博物学,这决定了中国史学与中国诗学具有相同的理论背景,但流变路径并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中国史学与中国文化中的文观念、笔观念关系密切,因而史、文、笔诸观念相结合是形成相关文体、文体群,并决定其精神走向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