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创意产业技术创新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分析了数字创意产业技术创新的空间关联网络演变特征，并借助QAP方法识别了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创意产业技术创新空间关联表现为多流向、多线程的典型网络结构形态，但整体网络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2）各省份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数值整体表现为上升趋势，北京等8个省份在网络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江苏等7个省份在网络中发挥着“桥梁”和“中介”的作用，上海等14个省份在网络中扮演着“中心行动者”角色。（3）各板块间的空间联系紧密程度由较为疏松趋于较为紧密，协同、联动效应有较大的提升，但同样存在着非均衡、逆向溢出的问题。（4）地理位置相邻、信息化水平差异、基础设施水平差异、市场开放程度差异、政府创新支持力度差异对空间关联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状况差异对空间关联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于线上数据的中国省域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与空间效应研究

以携程旅游网数据为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讨论中国省域旅游流的网络结构特征，包括整体和个体网络结构、结构洞、核心—边缘和块模型分析；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研究中国省域旅游流的空间效应，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相比传统数据源和引力模型测算的结果，线上旅游市场省域旅游合作与交流程度更高；中国省域旅游流网络结构总体上较为紧密，各省份间普遍存在关联关系。东部省份的网络中心度高于中西部省份，除东部的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福建、浙江外，西部的陕西也是网络中心度较高的省份，这些省份在旅游流网络中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在旅游网络中属于核心区，互通程度高，其他省份属于边缘区，网络连接相对不紧密。净受益板块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属于净溢出板块，经纪人和双向溢出板块在东中西部省份均有分布。省域旅游流具有明显的季节效应，“五一”、暑期、“十一”三个时间段的出游人数较多，且旅客选择出游的热点地区也随时间变化。空间计量分析表明，省域旅游流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相邻省份旅游流能够相互促进发展。扩散效应区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地区，而低低聚集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中心度、数字经济发...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2003—201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空间关联结构及其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复杂且多线程的网络结构形态;考察期内,空间关联网络的网络密度明显上升,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逐年下降,“等级森严”的空间网络结构逐渐被打破,空间溢出渠道有所增多,网络连接趋于稳定;上海、江苏、北京、浙江、福建、广东、云南、甘肃8个省份扮演了“中心行动者”的角色,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安徽等省份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扮演了“边缘行动者”的角色;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北京和天津扮演了“双向引导”的角色,江苏等6个省份扮演了“跟随者”的角色,内蒙古等8个省份扮演了“桥梁”和“中介”的角色,黑龙江等14个省份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相似的需求结构和创新能力有助于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空间关联关系的建立,在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中,“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效应是客观存在的。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18年31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运用引力模型和网络分析法对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实证发现:数字经济省际关联呈现出"中心—外围"式非均衡分布发展特征,各省在网络中的联系较稀疏、稳定性较差、等级结构较弱,但彼此互通可达;数字经济发展中心位于东部沿海省份,扮演"桥梁"和中心行动者角色,从外围省份不断吸引要素资源,并对外围关联省份的辐射力大;各板块间的联系和溢出显著,发挥东部省份双向溢出和主受益板块的中心优势,引导中西部省份经纪人和净溢出板块,增强其发展能力;各省产业结构、区域开放、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等显著差异共同驱动数字经济空间关联。要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注重空间关联及溢出效应,制定区域差别化发展政策,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省际协同发展。     

城投债信用风险传染的地理集聚、路径演变与驱动机制——基于前沿弹性网络收缩技术的研究

当前，防范信用风险传染外溢，科学应对地方债务风险持续扩张，是我国监管部门所面对的重大议题。本文基于2017—2022年我国22个省份的城投债信用利差建立风险网络，结合前沿的弹性网络收缩技术与网络拓扑分析方法，探讨债务风险跨区域传染的路径演变与驱动机制。研究表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位于信用风险网络的中心，而西部债券市场韧性较低，其融资成本极易受到外部风险异动的影响，属于风险的净接收方。同时，省际信用风险传染存在明显的地理集聚效应，信用风险溢出强度会随地理距离的增大而逐渐衰减；在城投债网络内，经济增长波动性较高的省份，更可能对外输出信用风险；此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城投债信用风险的网络结构形成了显著冲击。本文研究为现阶段防范债务风险的跨区域传导，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脱钩水平及其空间关联网络特征

文章运用脱钩模型测度了2012—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水平,并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了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发现：全国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以弱脱钩为主,东部地区省份脱钩的稳定性优于中西部地区省份,西部地区省份脱钩的内部差异最大;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的空间关联网络连通可达,网络联系、网络密度和稳定性趋于下降,网络结构等级逐渐被打破;上海和江苏等省份不仅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还承担“中心行动者”和“桥梁”的角色;各板块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呈现显著的梯度性,板块内部存在明显的“俱乐部”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资源要素向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流动,整体上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     

城市群经济网络与经济增长——基于大数据与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

借助大数据时代下获得的海量数据,本文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网络特征,重点研究了城市群经济网络的增长效应。首先,构建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流动网络、企业组织网络与电子商务网络,对其各自的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对比。其次,将网络分析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结合起来,使用扩展的J检验方法对不同网络结构下的模型设定方法进行了识别,考察了经济网络带来的溢出效应对于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三种经济网络下长三角城市群均呈现出了“中心-外围”的网络结构,其中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及无锡位于城市群经济网络的核心圈层。对网络结构的模型识别结果显示,中心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网络的溢出效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而言,在人口流动网络下,资本、政府行为存在显著为负的网络溢出效应;在企业组织网络下,人口规模、对外开放呈现出显著为正的网络溢出效应;在电子商务网络下,政府行为存在显著为负的网络溢出效应,对外开放呈现出显著为正的网络溢出效应。     

基于尾部风险关联网络的中国金融机构间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尾部风险溢出思想,采用2007-2017年的周收益率数据,运用CoVaR模型测度银行、证券、保险及房地产四行业40家上市公司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并结合系统性风险指数,得出各机构风险吸收与扩散能力排名。运用极大平面过滤图(PMFG)算法对风险溢出网络进行化简,构建仅包含关键路径信息的ΔCoVaR有向加权风险溢出网络,并结合网络中节点关联特征指标,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识别提供了全新视角。总体来看,各行业依风险传递方向不同而对风险的敏感程度各异,网络中关键节点对系统的整体结构影响较强;证券公司内部风险关联较为紧密,房地产机构承受行业间风险多源自银行业,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对其他行业的风险发散能力较强。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关联网络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风险关联传染是系统性风险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机理。利用VAR模型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构建空间关联网络,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关联传染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分析中国31个省份地方政府负债率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与网络特征,并运用QAP矩阵相关性分析与QAP矩阵多重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空间关联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溢出关联普遍、网络稳定性强、多重叠加、小世界特性和无标度特性等复杂网络特征。第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溢出效应具有方向集聚特征,按照溢出与吸收对象组合的结构,可以分为净溢出、净受溢、主受溢和经纪人4种角色。第三,对空间关联强度的影响而言,地方间的财政支出差异与GDP差异有显著负向影响,与城镇化率差异、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和金融机构贷款资金流动差异有显著正向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空间关联及其驱动机制

文章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采用复杂网络和TERGM系统识别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由单核关联向多核联动发展,节点城市的科技创新会对周边城市产生溢出效应,并在广佛肇、港深莞惠和澳珠中江三大都市圈集聚性发展,总体呈现较为复杂且多线程的网络结构形态。（2）广州市与佛山市、深圳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珠海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这6个城市扮演中心角色,其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结构中发挥“桥梁”作用,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3）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存在“双向溢出”“净受益”和“净溢出”三大板块,该网络关系主要表现为板块间的互动关联,且并不具有较为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特征。（4）自组织机制中仅有互惠性、趋同性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地理距离对该网络的抑制作用十分有限;地区经济发展等外生机制仍是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发展的主要因素,该网络的形成及演化并未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效应研究

文章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特点，从市场波动状况、资产流动性状况、投资者情绪及资产泡沫化程度四个维度，选取相应的基础性指标，分别合成我国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及银行部门的压力指数，用来测度各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水平。然后运用DY溢出指数法测算各市场间的压力溢出水平及方向性溢出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压力溢出网络，以分析系统性风险跨市场传染的静态和动态机制。结果显示：从静态视角看，股票市场的压力净溢出水平最高，是我国金融网络的核心；从动态视角看，我国金融市场总体的压力溢出指数呈现较为平稳的变动趋势，但重大经济金融事件会导致其发生异常波动；通过对金融市场四个异常波动时期压力溢出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网络核心会因重大经济金融事件的冲击而发生变动，并且单一市场在金融网络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出现下降。     

基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中国省域协同碳减排研究

利用1997-2014年的省域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关联结构特征进行实证考察,研究认为:在样本期内,中国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的紧密程度呈递增趋势,网络结构的不平等程度在降低,网络复杂性和稳定性逐渐增强。上海、江苏、天津、北京、浙江、广东等省份位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在网络中发挥核心中介作用,中西部的部分省份在网络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在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中,长三角、环渤海和珠三角地区属于"受益者"板块,其他地区属于"贡献者"板块。碳排放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为省际间实现"引领-跟随"型的协同碳减排奠定了基础。     

基于经济金融关联网络的我国系统性风险防范研究

如何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系统性风险的源头究竟在哪?传导机制又如何？目前还没有定论。现有对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成果大多关注于金融行业内部,忽略了实体经济在系统性风险传递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防范系统性风险真的仅限于金融行业吗？本文从经济金融关联网络视角出发,以我国整体经济领域中各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系统性风险度量新方法——TENET构建2002-2017年我国行业间系统性风险溢出网络,在此基础上对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水平以及传导结构特征进行全面地考察分析,并为科学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有效建议。研究发现：（1）我国行业间系统性风险溢出的总体水平在金融危机或市场过热期间显著增强,同时各行业系统性风险输出与输入水平的时序特征存在明显差异,输出水平大幅波动而输入水平呈平稳状态;（2）信息技术、房地产和材料行业不仅是主要的系统性风险源头,而且容易受到其他行业风险外溢的影响,是整个经济金融关联网络中最具系统重要性的三个行业,同时各行业的系统重要性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3）虽然金融行业在整个经济金融关联网络中的系统性重要性仅排在第四位,但是金融与房地产和能源两个行业具有长期较强的双向风险溢出关系,而且金融与房地产之间的双向风险溢出强度在系统性风险溢出网络中居首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提醒监管部门防范系统性风险要立足全局视角,正视金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过度高估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地位,同时要找准风险源头行业并对其做好前瞻性调控,尽可能避免风险的产生,并在风险传递初期切断风险溢出的路径避免风险大规模蔓延。     

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化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s I对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特征事实、区域差异与来源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全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但呈现不断提升趋势，各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沿海地区耦合协调水平高于内陆地区；全国省际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发展的总体差异呈逐年下降趋势，各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我国各省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呈集聚现象，且大多数省份处于低水平集聚状态，沿海地区部分省份处于高水平集聚状态，两极分化现象逐渐得到缓解。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时空演进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1045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全面揭示产业创新能力的时空演进特征,并结合空间杜宾模型、门槛模型考察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及非线性效应。结果显示：产业创新能力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且东部地区产业创新能力高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大致呈“东强西弱”的稳定分布格局,且集聚类型总体呈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代表的“高-高”型,以及以中西部内陆省份为代表的“低-低”型;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既存在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实质式创新领域,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多体现在策略式创新领域;在政府创新资助单一门槛下,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效应。     

基于会计信息披露的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研究

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借助复杂网络理论构建了企业间流动性关联网络及其风险传染网络模型,综合分析了不同关联网络结构以及会计信息披露因素联动影响下的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机制与演化特征。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无标度关联网络对于企业间流动性风险更具稳健性,并且在网络结构确定情况下,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概率与会计信息披露的稳健性、透明度、及时性以及质量呈负相关关系,与市场噪音呈正相关关系,而与会计信息披露策略呈正“U”型关系。会计信息披露的稳健性、透明度、及时性以及质量同步增大,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概率。会计信息披露策略是诱发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的核心因素,并对会计信息披露的稳健性、透明度、及时性以及质量的实际效果发挥弱化效应。市场噪音对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的强化效应强于其他会计信息披露因素的弱化效应。通过深入挖掘不同会计信息披露因素间联动性对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的扰动效应,能够为金融监管部门制定流动性风险监管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和二次指派程序(QAP)方法,对中国省际农村贫困人口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省际贫困人口的空间关联呈现网络结构形态,各省份的中间中心度不同,存在非均衡的特征;空间聚类结构中,划分为净受益、双向溢出、经纪人和净溢出四大板块,板块成员个数差异较大,并呈现区位特征。从空间关联影响因素的QAP回归分析结果可知,空间邻接关系、地区GDP差异和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差异对农村贫困人口空间关联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城镇人口比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空间关联关系。     

我国省际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以201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测算省际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并系统分析省际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呈现错综复杂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具有显著的联通性、稳定性和等级性，形成了“核心-边缘”的分布格局；产业结构、人均GDP和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的地区相似性以及地理空间邻近性有助于关联网络的形成。加强省际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关系，发挥省际关联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将有利于省际数字经济跨区域协同发展。     

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等教育集聚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源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运用2005—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等教育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等教育集聚不仅促进本省经济高质量增长,而且对邻近省份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在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和开放程度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则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性研究

首先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赋权法和TOPSIS法测度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网络关联特征；然后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收敛现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关联特征，多数省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但也有少数省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样本期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对差异总体上呈缩小趋势，各区域地区内、地区间差异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超变密度差异和地区内相对差异是整体相对差异的主要来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全国及各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均呈现出明显的收敛态势，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农业保险深度、农村劳动力素质、农村交通条件等因素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收敛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