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紫芝新乐府观述论

周紫芝是宋代唯一既大量创作乐府诗，又编辑整理前人的乐府诗，且对本朝乐府诗进行批评的著名诗人。周紫芝对乐府诗的批评以新乐府为主，并首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宋代新乐府。周紫芝的乐府观主要表现为：在古今乐府并存的情况下，充分重视与肯定新乐府；首次对宋朝新乐府予以关注并高度评价；注重唐人新乐府与宋朝新乐府之间的影响关系。     

《文苑英华》编者的乐府观

《文苑英华》所收录之20卷“乐府”与20卷“歌行”的实况,充分反映了李防、宋白等人乐府认识观的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乐府诗的编录与整理;二是认为“歌行”即新题乐府;三是既注重唐人的古乐府,更注重唐人的新乐府。这些认识,对于周紫芝《竹坡诗话》于“本朝乐府”的评价、郭茂倩《乐府诗集》于“新乐府辞”的收录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之影响。     

论温庭筠的咏史乐府——兼论中晚唐诗人革新乐府诗的努力

温庭筠的咏史乐府多取材于前代昏君逸乐亡国和荒淫绮艳之事,通过描绘声色并茂的画面抒写兴亡感慨,这既是晚唐诗坛的时代潮流,也体现了温庭筠取法南朝乐府传统革新乐府的努力:既在题材艺术表现上进行调整以为其和乐歌唱作准备,也在题材、体式、语言诸方面借鉴南朝乐府。作为乐府诗的终结者和词的开拓者,温庭筠正是通过对南朝乐府的回归成就了乐府诗最后的辉煌。     

绘阴柔之色 写阳刚之美——论温庭筠乐府诗歌的艺术特色

乐府诗歌的发展,从汉至唐,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就广义的乐府体诗而言,无论从思想内容或审美价值来看,两汉时期较有意义的作品,是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赵、代之讴和秦、楚之风。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有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以乐府述时事,写了一些反映乱离景象的诗篇,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较有价值的乐府诗,还是那些里巷歌谣和民间歌辞。这里可能有个熟悉过程和立足点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在写作乐府歌辞上,文人还是个见习生。而在唐代,文人却成了乐府诗歌创作的主体。那些较有意义,在文学史上较     

《乐府诗集》中的“张王乐府”研究

张籍、王建的乐府歌诗创作在现行文学史中多被归为"新乐府"阵营,然而其在中唐闻名的原因却是其中蕴涵的"古义"."张王乐府"的艺术特质正在于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论功颂德,刺过讥失"的传统,在旧题之下用通俗浅白的语言生动细腻地刻画现实生活.重新唤醒了乐府诗的本质状态,并将这种"古义"贯彻到新题作品的创作中."张王乐府"是新、旧乐府渐变过程中具有承接作用的关键一环,是乐府作为一种古诗体最后一次散发出生命色彩.     

魏晋六朝同题拟乐府诗特征浅探

魏晋六朝时期的拟乐府诗创作,在具体时段内又各自不同。曹魏时期的拟乐府创作,可概括出以下两方面特征:一是拟乐府诗的抒情性因素不断增强,二是出现了乐府徒诗。晋宋时期拟乐府诗的特征:一是西晋多故事乐府。二是除模拟汉乐府外,亦兼酌前代乐府名家的艺术成果。三是虽然模拟之法过当,但又时有开拓性、创新性表现。齐梁陈时期,一是诗坛上新声艳体流行,二是新作的题名取自汉乐府旧题,三是对吴声、西曲民歌的仿制。总之,同题拟乐府诗在魏晋六朝不同时段所呈现的不同特征,既有当时社会风气使然的因素,也有作家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等因素,同时也是诗歌发展规律的反映。     

唐代古题乐府诗的拟与变

从拟与变的角度纵观唐代古题乐府诗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初唐人重在模拟,成就不高;盛唐作者将拟与变结合得最好,古题乐府成就遂臻于极盛;中晚唐人重变,导致古题乐府逐步走向衰微。     

明代的拟古乐府创作及其褒贬之争

受元末文学复古思潮与明代复古诗派等多面影响而催生的＂拟古乐府派＂,以及其大量的拟古乐府创作,成为了唐后乐府诗史上的一座高标。其中,以李东阳101首《拟古乐府》最具代表性。＂拟古乐府派＂以拟古乐府为旨归,主张＂力去陈俗＂,于乐府诗的创作中求变求新,并为＂咏史乐府＂开创了一条新的路途。但由于这一诗人群体的拟古乐府存在着＂太涉议论＂等弊端,因而也使其艺术质量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艺术性逊色于思想性,即为明代拟古乐府的历史真实。     

文人拟作与民间创作的合与分——略论李白对乐府发展的贡献

从乐府文学的发展路线入手,指出乐府的发展是按照文人拟作与民间创作两条路线进行的.作为乐府大家的李白横跨了这两条主线,使文人拟作与民间创作完全合流,从而达到乐府创作的顶峰.     

略论词产生于盛唐宫廷——关于词的起源、界说和发生

词的起源不明,主要源于对词的界说混乱.词应是发生于盛唐宫廷,由李白首先创制,后来者依照词牌创作的以近体诗格律化定型的声乐歌词.词体的形成,既是历史某个瞬间(天宝初年)飞跃突变的结果,又有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包括词乐的演变形成史,近体诗、乐府与声诗的演变史.以及词体在由个人创制之后被词本体接纳并定型的发生史.从诗歌演变的角度来说,是建安以来乐府诗和近体诗整合的果实;从词乐的角度来说,是宫廷音乐和音乐消费形式变革的产物.     

论初唐乐府诗的去音乐化现象

乐府诗在初唐时期的变化,主要是走向了去声乐化道路,七言歌行体正是这种去声乐化的表现。乐府诗在初唐时期呈现去声乐化现象,首先是由初唐君臣对于六朝以来宫廷绮艳乐府歌诗的戒备心态所决定的,其次是初唐时期燕乐盛行的结果,因而在燕乐统治乐坛的初唐时代,词不具备产生的条件。     

《古诗十九首》非乐府论

《古诗十九首》并非为入乐而作、用于表演和传唱的乐府歌辞,而是文人经过深思熟虑创作的五言徒诗。它的创作原则重义不重声,依赖自身的结撰技术生成文本,不为合乐的目的服务。它的组织风格以精密、集中、浑融见长,不符合乐府所要求的繁音促节、回环往复之美,不适合协律入乐。与乐府表演性、公共性的传播特点不同,《十九首》戏剧性弱化并转向个人化的抒情,不适合在公共场合传唱。与乐府外在形式的音乐性不同,《十九首》以其技术手段和组织功夫获得了内在的抒情节奏,并结合用韵和对偶从另一个方向弥补与强化诗歌的音乐性。     

论江南清乐及乐府诗的属性及与曲词发生的起源关系

清乐和六朝乐府具有声乐属性、江南文化属性、精练属性、宫廷贵族属性和宫廷艳歌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清乐和六朝乐府诗成为了盛唐之际曲词发生的直接源头.     

清代的海外竹枝词及其文化使命

清代是竹枝类乐府的泱泱大国,各类《竹枝词》现存23000馀首。其中,＂海外竹枝词＂数量众多,所涉及的国家主要有日本、朝鲜、法国、德国、英国等。内容上,或记录亚洲各国的风土民情,或介绍欧洲各国的工业文明,在乐府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清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游仙诗与音乐关系探析——以乐府游仙诗的生成为考察中心

学界对于游仙诗的考察多关注其与社会思潮的关系,而忽略游仙诗与音乐的关系.游仙诗中,乐府游仙诗最先繁荣,且乐府游仙诗与魏晋相和大曲中具有游仙风格的“引曲”和“送声”关系密切.而笙、箫、琴、瑟等乐器所演奏出的舒缓柔和的音乐风格对游仙诗的文字风格以及文学想象均有直接影响,尤其以笙、箫的影响最为显著.游仙诗中笙、箫意象的频繁出现以及“音乐游仙诗”这一特色鲜明的分支的存在,都体现了游仙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     

关于魏晋南北朝艳情文学的组成及评价

对于魏晋南北朝艳情文学的划定和评价，历来说法不一，且范围较窄。作者通过对该时期艳情文学作品的全面分析，认为艳情文学包括两层含义：一指辞采之艳，一指内容之艳。在这一概念支配下，文章指出：该时期的艳情文学应该由闺情诗、抒情小赋、南朝乐府民歌、新婚诗、同性恋诗等几个方面组成，而不应仅以南朝乐府民歌为准。该时期的艳情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的艳情文学带来重大的影响。     

《长恨歌》--白居易

白居易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诗人，号称“诗王”。他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为时而著，歌诗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张籍王建体”释名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以人而论＂中特别拈出＂张籍王建体＂,他所说的＂张籍王建体＂是以张籍、王建二人在乐府诗创作方面所表现出的共性特点、所取得的成就为出发点的。对张籍、王建诗歌进行全面考察,就可发现张籍、王建在近体诗创作上也呈现出平易浅近、尚实尚俗的共性特点。张籍、王建之所以并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乐府之外其他诗体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共性和成就。     

韩愈和白居易交游考

韩愈和白居易交游考刘国盈在中唐的文坛上，有两大文学改革运动：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韩愈和白居易就是这两大文学改革运动的领袖性人物。然而，这两大领袖性人物的关系，却相当冷淡。李汉编《昌黎先生集》，称“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     

试论杨朝英的散曲学观——兼说曲学史上格律派与文学派的第一次论争

杨朝英是元人选元曲之第一人。本文首将杨氏作为元人研元曲之曲学家予以观照，采用知人论世的实证方法，在考辨其里籍及其二选编刊时地的基础上，详剖其新型乐府观及渊源，并以周德清格律派与杨氏的争论为背景，深入挖掘和阐发其“也唱得”之曲文本位论思想，以为杨、周之争是曲学史上格律派与文学派的首次交锋，属音乐文学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的反映，从而对杨氏的曲学理念予以准确的把握与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