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柯的身体政治思想

福柯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身体政治思想家。他的身体政治思想包罗万象，对日常生活的疯癫、疾病、性的历史建构，对身体规训、身体统辖、身体治理的政治论述，对权力和话语的身体铭刻，无不显示福柯身体政治思想的深度和幅度。而其思想的基石，是当时最为盛行的新自由主义。     

论思想政治教育与“规训”的根本区别

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揭示了教育管理制度的心灵操控功能,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同规训的相关性。但由于未能认清规训权力的性质,使得人们误把思想政治教育认作规训。规训本质上是压迫性的权力,它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环节,并将随着对资本主义的扬弃而被超越。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规训,它作为针对思想观念的政治实践活动,只有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野中才能超越规训,找到自己的支点。     

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逻辑奇点与术语革命

智能与资本的“共谋”预示着资本主义生命政治之逻辑奇点的降临。一方面，这一“共谋”将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逻辑推向了身体商品化的极致。在智能时代，被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解放的身体最终走向透明化，身体被数字编码吞噬，陷入“失物拜物教”的迷思。另一方面，智能技术变革了资本积累和雇佣关系的旧有模式，使生命政治生产变成非物质性和消费性的符号生产，濒临价值虚无主义的边缘。这就意味着，重要的不是去炮制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神话学，而是去寻找实现生命政治术语革命的逻辑豁口和现实道路。在文明逻辑的意义上，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文明因素为身体建构了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预示着“类生命”的复活，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倒逼”态势。在现实道路的意义上，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真正担负起扶植和照料生命的政治责任，能够有效推进“类生命”的历史建构，从而全面彰显生命政治所具有的制度文明意蕴。     

数字时代的生命治理术：当代生命政治资本主义批判及其反思

生命治理术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当代资本主义微观权力批判的桥头堡,在当代生命政治资本主义的批判语境中展开。福柯基于新自由主义批判视野提出生命政治这一概念。此后,阿甘本与奈格里分别在“元结构”生命政治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探究生命政治资本主义的批判范式。而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重新建构了今天新的生命治理技术,围绕“安全机制”、“算法治理”以及新“赤裸生命”展开。在数字化生产中,数字资本以全新的技术管控调节生命以满足资本的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在对生命治理技术的反思和批判中扮演了解毒剂的角色,并把生命数字化治理技术还原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微观权力结构进行批判。     

福柯对人类主体化命运的审视与超越

作为福柯的成熟之作,《规训与惩罚》通过对监狱制度诞生的案例向读者展示了“规训社会”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断裂和偶然,福柯以谱系学的方法生动而真实地揭示出“权力一知识”关系何以成为人类肉体（身体）的牢笼,而人类又何以对此浑然不觉。主体化似乎是人类不可抗拒的命运,而晚期的福柯又通过其关切自身的伦理学（生存美学）超越形塑主体的权力与知识。     

规训化的身体:思想根源、社会建构与管制技术

人通过身体来理解自我存在,身体标明了人生命的时空范围,铭刻了社会文化书写意义,展演了权力的管制效用。人类救赎史表现为灵肉分离并战胜身体的人性净化史,在西方哲学"身心二元论"的建构中,在理性知识的制裁中,身体基本处于灵魂、真理、道德所宰制的卑贱地位,身体成为规训化的身体。经由文明教化与社会建构,身体转变成了标示许多主流价值符号并具自我控制的理性化身体。福柯的身体政治技术学,让我们看到一个以规训身体为特征的规训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正是在对身体的规训过程中,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昭然若揭。     

论技术在社会统治中的应用——基于马克思、马尔库塞和福柯的观点

技术是如何应用到社会统治之中的？马克思认为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应用遵循资本逻辑,技术不仅取得资本形式,而且成为获取资本的手段统治活劳动;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应用遵循单向度逻辑,成为新的统治形式,它在生产、消费、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单向运用,造就了极权社会;福柯认为技术应用遵循微观权力逻辑,他把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考察,规训权力技术和生命权力技术的应用造就了一个规训化社会.三位思想家关于技术在社会统治中的应用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技术的社会功能及其本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阿甘本主权运作模式的内在基质与嬗变逻辑

在主权领域中,阿甘本建构了一种弥漫式的无所不在的主权形象和话语逻辑。这既相异于福柯将主权权力视为逐渐隐退的历史发展过程,又区别于奈格里与哈特描述的那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统治帝国主权。他将赤裸生命的生产视为主权原初政治活动的内在基质,并以禁止、纳入-排除、例外状态机制为构境,阐释生命与主权、政治间的互动关系,以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虚伪性。阿甘本具有一种激进政治哲学批判立场,其颇具敏锐性、挑衅性的解释框架容易引起共鸣和关注。这一解释框架虽然没有为人获得自由和解放提供合法性依据,但为审视生命政治技术治理模式下人的生存境遇和被宰制局面提供了崭新视角。     

身体与治理术--基于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考察

身体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物质存在,而是带着福柯所说的被形形色色的权力所规训和干预的烙印。女性的身体由于其柔弱性、可变性及可塑性,成为近代以来民族与国家叙事下妇女解放运动的符号载体。革命时期解放妇女的种种政策,是服务于革命对“文明、进步”符号意义的需求和革命补充后备力量的需要;建设时期“男女各顶半边天”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为了最大程度动员女性劳动力参与迫在眉睫的生产建设;而新时期塑造“新妇女”形象的号召,则是为市场转型扫除障碍,使女性成为父权制和资本谋利的对象。当代社会消费主义盛行,身体的美学化成为流行趋势,女性看似在积极地塑造出符合标准的身体,然而却再一次落入权力的游戏中。     

科技助产术与人性辩证法——“创造生命”技术伦理困惑的哲学探微

＂创造生命＂的理念付诸实践为我们探寻生命起源提供了一种科技可能,这既是对＂历史之谜＂的回答,也宣告了主体理性的真正复活。对生命的自然生成而言,人造生命的诞生是对人＂自然本性＂的彻底祛魅,是一种自我的高度扬弃,是人普遍意识的一次再呈现。然而,科技意识形态所造就的生命伦理＂塌陷＂引发了新的哲学沉思,一种新生命的诞生需要新的社会伦理的规约,我们必须在＂对一切传统道德文化进行重估＂的基础之上,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的人类。     

生命与权力的“潜能”——理解阿甘本政治哲学的一个视角

“潜能”是阿甘本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其理论结构贯穿并型构了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思考。阿甘本将亚里士多德以实现为目的的潜能改造为“能而不做”的“非潜能”,进而为其新型的伦理与政治规划奠定了基础。在生命伦理层面,阿甘本指出基于“潜能—实现”的伦理学提供了划分生命优劣的标准,并基于“非潜能”阐发了不可分割的“生命—形式”和非目的论的“姿态”伦理学。在政治权力层面,阿甘本运用“潜能—实现”分析了主权例外的运作方式,并基于“非潜能”提出了中断主权例外运作的“弥赛亚”事件,使主权停止对生命的捕获。阿甘本基于“潜能”阐发的政治哲学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它将福柯的现代社会微观生命政治扩展为存在于整个西方政治史中的宏观政治问题,并质疑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其缺陷在于未能有效地说明“赤裸生命”和“生命—形式”对于抵抗生命权力作用的区别,并且将政治权力的运作结构本体化。     

符号、垄断与剥削：齐泽克对意识形态化民主的批判

民主是理应关涉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异化为了统治阶级的工具。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为了强化对人民的统治，将民主形塑为一种崇高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试图对人民这个整体性概念进行切割，削除其潜在的革命性，使之成为接受资本主义统治的纯粹对象。这一目的借由意识形态化民主的三重表征——民主的符号化、对反对性概念的垄断和对“人民”的剥削得以实现，它们分别塑造了民主不容置疑的神圣性，消解了否定性的话语，解构了无产者在民主政治中的主体性。为了超越意识形态化的民主，使人民的解放重新成为可能，齐泽克提出必须以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为先锋，探索和发明一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虽然齐泽克对新的民主形式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体现为“绝对民主”的乌托邦，但他对政党政治合理性的肯定揭示了实践新的民主形式的重要性，民主这种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应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定义，有必要以无产阶级为本位探讨未来可能的民主实践。     

马克思资本起源理论与我国农村改革方向——韦伯中国命题的马克思解

马克思资本主义起源理论指出,资本诞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资本诞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劳动力变成商品,及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或者叫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二是有待"孵化"成资本的货币数量必须达到一定的量。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形成的"地主经济"导致中国不具有产生劳动力商品的条件。这是韦伯中国问题的马克思解。这个马克思解,不但解决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说明,中国现在仍然不具备产生完全意义的"劳动力商品"条件,这是导致中国进入"新常态",走入"新时代"的重要原因。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振兴中国乡村经济的道路,只能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前提下,进行农村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因地制宜地实行各种形式的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模式。     

规训:现代社会的权力技术与策略——解读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后现代思想大师福柯的名著《规训与惩罚》,通过对18世纪到19世纪西方社会对犯罪的惩罚形式的变化轨迹的历史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赖以组织与存在的政治技术——“规训”的强大而微妙的作用,并揭示出西方现代社会的监狱式组织结构,深刻地反思了现代理性带来的人类生存困境,从而解构了启蒙主义所塑造的现代性神话。福柯对知识、真理与权力的共谋与同构关系的揭示,更是道出了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隐秘真相。他的微观权力理论则是对马克思的阶级、经济权力理论的补充和修正,也是对整体革命理论、二元对立思维的质疑。     

底漏式真空吸铸铝合金成形缺陷仿真与实验研究

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对发展研究领域,尤其是对农政变迁的研究贡献有其独特之处。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批判侵夺自然、剥夺人的现代资本主义农业;主张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发展后现代农业;主张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国家和市场力量推动下的农村变迁和土地流转。通过论述作为主体的人的消失,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着重指出农民如何在“发展”中被问题化为需要改造的对象、在流动中被规训为驯服的工人或剩余的劳动力。这一思潮从话语、权力、规训和生命政治等视角批判和质疑启蒙主义的哲学基础,创造多元叙事的空间和可能,为解释农政变迁提供了另一条理路。     

《共产党宣言》对政治概念的解构和重构

在《共产党宣言》中,政治是用于限定统治、制度、运动和斗争等历史活动的定语,是随着经济基础变化而不断具有新形式的动态概念。在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作为定语的政治和阶级又统一于新旧阶级统治的本质特征。在此意义上,《共产党宣言》不仅对作为“绝对真理”的政治、法律和道德作出了彻底的批判,而且试图祛魅遮蔽阶级属性的启蒙政治理念,更在后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视域下提出了重构公共性政治的可能途径和必要条件。今天,当历史正反经验和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为资本主义政治/阶级统治提供了更新治理技艺的客观条件,用以重构政治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权诚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危机。但是,经济全球化和无人化生产工具变革所带来的过剩危机,以及由互联网所提供的开放商谈空间,将推动阶级意识的迅速发展,而《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实践也必然走进一个新时代。      

论鲁迅小说的女体诗学

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身体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内涵。鲁迅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先觉者,女性自然成为其启蒙对象。鲁迅小说通过对女性规训的身体、无欲的身体、失语的身体叙事和描写,呈现出一种“无人”、“无名”、“无我”的身体存在处境,控诉了专制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身体禁制与精神戕害。鲁迅试图摸索出一条女性身体出走之路,使其摆脱家庭伦理和男权社会的“铁屋子”,重新获得女性的生存权利与生命价值。     

马克思空间意识形态批判的三重逻辑

马克思空间意识形态批判有着多重内涵和多维特征：在解构逻辑上，揭示了空间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阶级性，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空间意识形态的压制；在建构逻辑上，分析了空间经济与空间意识形态的关系，考察了空间政治、空间法律、空间道德、空间艺术等具体的空间意识形态形式，建构了无产阶级空间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在重构逻辑上，要求维护社会空间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用空间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空间意识形态。马克思空间意识形态批判的三重逻辑，对批判资本主义空间意识形态和建构无产阶级空间意识形态有重要启示。     

马克思对剥削与贫困问题经济伦理意蕴的揭示

在马克思那里,剥削是指剥削劳动,即以不平等的方式支配和控制他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认为,剥削的形式随着生产方式的不同而变化;资本主义剥削作为价值增殖现象贯穿资本主义生产、流通整个过程;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虽然被交换关系的表面现象所掩蔽,但其内在的矛盾必将激化;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剥削程度的正确表现。正是资本主义剥削,带来了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这些观点体现了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不平等由生产关系的不平等性制约等经济伦理意蕴。     

生命政治:技术时代艺术的新机制

福柯所开启的生命政治理论,经由当今欧洲一批左派理论家的鼎力发扬而逐渐成为当今时代的主导理论范式。技术在艺术与生命政治之间建立起了关联。这一语境中,艺术的生命政治在于艺术始终处于侵蚀、越界与抵抗的悖论性张力关系中。技术一方面复活了艺术的形式生命,另一方面又制造了艺术的生物生命。艺术进入装置和以装置机制运作,并受到诸众的错位审视。艺术的诸多"例外状态",恰恰成了技术时代艺术存在的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