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历史生成与路向诠释——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视角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植根在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演进之中。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消极治理，其蕴含着国家消极无为与社会自然之治之意。晚清以降，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国家政权不断下沉，基层治理模式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诞生之后又作为历史要素汇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新”的面貌开启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迈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经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辟和指明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向，这种新路向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从一个学术概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国家理论上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和职能的认识,为实践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我们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困境,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发展与安全统筹治理的中国逻辑

统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视域和战略路径。“统筹”作为破解全球风险时代“发展与安全”的一个枢纽性战略原则,深藏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内在互为联动的治理意蕴。“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治理使命旨在重塑“发展—安全”一体化特质,有效管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期滋生或突发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之间的危机张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作为统筹治理的两大价值维度,深度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为战略的强国目标,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执政初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和本质要求,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式现代化的“依附论”和“历史终结论”。具体而言,在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表现在三个向度：现象发生学向度力图重思从“西方式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变;历史发生学向度旨在呈现从西方“全球殖民”到中国“全球治理”的世界图景;系统发生学向度重在超越资本主义“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进路中,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各个要素的内在联系。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资本主义局部现代化困境、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资本主义物质与精神发展不平衡问题、资本主义生态破坏危机、资本主义侵略剥削路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基于此,我们要以数字经济为现实驱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性方案;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局统筹,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样本;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布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开放路径。     

青海统筹发展能力研究

“五个统筹”的实质,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青海要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必须做好“统筹”这篇大文章。为此,本文分析了青海统筹发展能力,提出了开拓创新统筹发展战略,实现青海的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从革命党思维、执政党思维到大统筹思维——中国共产党90年“正、反、合”的历史逻辑

从革命党思维、执政党思维到大统筹思维,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中宏观决策思想历经的“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从封闭到开放再到努力统筹国际、国内事务的执政能力,见证了中国革命与建设在继承中扬弃、在扬弃中发展的光荣岁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演进逻辑与时代意涵

统筹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统筹发展与安全”,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发展安全观融入中国建设与改革实践，积极开放地面对国际国内大局大势，理论联系实际地实现了国家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理念的认知深化与实践改善。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为根本遵循，在系统分析“统筹发展与安全”思想的背景、内涵等范畴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为基础语境，梳理出“统筹发展与安全”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逻辑演进轨迹，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视阈总结出与新发展阶段中国国情世情相适应的时代意涵，为推动国家高质量经济发展、成熟应对世界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参考与行动指南。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统筹边疆地区发展和安全论纲——基于时空环境—指涉对象—统筹主体—体制机制的分析框架

统筹是思维、方法论与实践的统一体。国家治理层面的统筹是指治理主体基于国家发展和治理的全局性、长远性目标,根据时间空间差异性而对其关注重点和有限资源进行的系统筹划与综合协调。把握时空特性,明确统筹的指涉对象,理清统筹主体及其权责,完善统筹的体制机制,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问题和提升统筹效能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国家发展和治理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日益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统筹边疆地区发展和安全需要明确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不同统筹主体及其权责,锻造领导干部的统筹能力,以更好防治边疆地区的风险综合体。边疆地区发展和安全的统筹治理,需要强化体制机制的保障作用,特别是发挥中国特色的党政体制的整体性治理优势,优化纵向分层的差异化统筹策略,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枢纽作用,强化数智赋能和国际合作机制建设。     

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主题

“治理”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词汇，大体指管理国家政务的方式方法，并非为西方学术界所发明，中国学术界在理解与使用西方“治理”概念时需谨慎辨别其中的政治底色。理解“中国之治”,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和原生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具体实践，从而理解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之制”,核心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两个确立”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成果，镶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之中，必将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与领导能力现代化探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领导能力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与领导能力现代化既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又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坚持走党的群众路线为根本原则,树立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持续完善自身建设。为了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与领导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密切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内容。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世界现代化新态势,依循“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为”的逻辑进路,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耦合中治理问题和挑战得以妥善解决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也得以推进拓展并形成科学严密、特色鲜明的系统特征。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中,标定中国国家治理发展新方向,明确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新要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在目标引导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中,破解全领域治理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一体发展中,全面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越性,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贡献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自身的科学性、自主性、创新性、系统性,展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图景,为后发国家摆脱现代化困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借鉴。     

论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

政治治理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传统专制型政治向现代民主型政治转变的过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没有政治治理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现代化的核心,政治治理现代化既受经济基础现代化的制约,又对经济基础现代化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始终将政治治理现代化作为自己不懈的追求,形成了推进政治治理现代化的鲜明特征,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由于政治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使政治的发展具有现代性,而现代性对于政治发展来说又有着许多具体的表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法治和科学;加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并以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而就决定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是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中国特色政治治理在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多方面的巨大优势,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当然,我国政治治理现代化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为双轮与两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政治治理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与其他各个方面的现代化相适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国家治理领域进行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决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的和核心理念,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义,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原则。《决定》从依法治国的目标主体、过程主体、运用主体等层面,把人民主体地位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各个环节中,并着力使之落实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当中。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范式：出场语境、本质内涵与方法论前提

国家治理范式在中国的出场,既有当代学术全球扩散的缘故,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解决社会转型期的治理问题,积极地进行理论建构的结果。新时代语境中的国家治理,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提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治国理政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国家治理是传统的治理主体与治理结构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治理转变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以权利为本体、权力为功用”的现代社会政治关系运作逻辑。学界进一步深化讨论国家治理的方法论前提,是回到经典作家在19世纪创立并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努力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形态。     

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成功实践,造就了其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政治性和革命性以及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主动性和开拓性精神,成为党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党的百年自我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的科学方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征程,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就必须要强化党的理论武装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领航;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本领担当;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资本逻辑、市场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从西式现代化经验与困境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特色

党的二十大高度概括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这是步入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重大的理论创新。以中国国情为本，以现代化理论为用，中国式现代化将高效统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的全部进程。作为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在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对话基础上的一次重大创新，是对人类社会现代化经验的丰富和拓展。基于此，在对西方现代化历程溯源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归纳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和发展困境，进而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核，全面阐释它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差异性及其创新性。研究发现，如何跳出私人资本的逻辑，如何防止进入市场机制的陷阱，如何构建自主可控的国家发展权，以及如何重构平等的全球秩序，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新在哪里、特在哪里、优在哪里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特色与世界意义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转型

乡村治理始终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主体建构、制度革新、体系建设的过程,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新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创新转型的理念指引,乡村治理有效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二者并联演进、相辅相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既面临要素、动力和条件深刻变化带来的转型机遇,又要应对现代技术、制度和机制融入乡村的适应性、衔接性与匹配性挑战。新征程乡村治理转型必须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框架,要在目标上强调全面均衡发展,在内容上突出人的现代化,在主体上倡导多元合作,在方式上注重内生式发展;要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走经济共促、社会共商、文化共建、城乡共治的创新之路。     

国际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发展脉络、治理模式与决策参考

全球化时代的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是当今大多数国家在进行宏观教育政策设计时所必须面对和回应的核心困惑,由此所催生的以城乡二元融合为焦点的教育公平政策设计问题事实上已成为了制约国际社会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要突围这些历史性与制度性藩篱,就必须从“世界教育公平史”与“全球化教育公共治理”的政治哲学路径出发,厘清国际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的整体历史嬗迁脉络,探索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理结构中的不同国家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同治理模式与特征,进而为总体处于治理低态阶段的中国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提供必要的国际决策参考。     

“转型社会”框架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构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重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呈现出“转型社会”的双向运动.其内在逻辑是: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性创新.本文在“转型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市场化转型风险和民主化转型风险,探讨了基于风险应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建构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和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