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     

试析戴震论“理”与“性”

戴震是清中期学术发展至高峰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不仅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而且以考据为基础重建了自己的义理体系.在<孟子字义疏证>等著述中,围绕"理"和"性"两个核心的范畴,戴震不仅提出了其离开形气不能谈理的宇宙观和以血气心知言性的自然人性论,还对宋儒以理欲相对立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遂情达欲的社会学说.戴震理欲观和血气心知学说的提出,对人们消解理欲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对人性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心之所同然”:戴震的“人性论”与实践解释学

戴震对程朱理欲论的批评建立在他对经典的重新解释基础上。他反对理欲对立,认为欲望和情感这些人类生养的基本需要,是理解人和人性的关键,他由此来阐发他关切民生和百姓疾苦的理论志向。戴震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社会批判和启蒙色彩,对戴震思想的理解可以丰富我们对清代考据学之义理特性的认识。     

孟子人性说的特异处

孟子性善说立足点有二：性上人禽之辨及心上论性。告、荀皆在材质上论性,人禽在性上并无区别。朱熹从理上论性,人禽之辨也落于材质差异,与告、荀无异。戴震欲反朱熹而倡血气心知为性,却不分心知与血气,最后又落于气秉上,与告、荀也无别。所以,真正在心性上作出人禽之辨仅为孟子一家,就此意义而言,＂心性学＂一语不可移用于他家。此孟子人性说所以特异于诸家。     

论戴震本于条理思想的治学特色

戴震以"理"为事物的条理、规律,并将其条理哲学思想运用于各学科的研究。他的经学本于汉字条理,走上"由词通道"之路。通过对文字体用的分析,戴震沟通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因声以求义。为使因声求义之法有章可循,戴震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的角度探讨古音音转规律,从而使因声求义之法成为清代训诂学一大钤键。戴震的人伦道德研究本于人性自然条理,认为血气心知是人性的实体。有血气便有喜怒哀乐之情、声色臭味之欲;有心知,便能不惑乎所行。人伦日用无不本于血气心知。作为调节人伦事为的道德规范,自然也要本于人性。仁义礼智之德就是能达人之情、遂人之欲,而又无过无不及之失。戴震条理哲学思想体现在方志编修中就是严考地理沿革,理清一地的历史条理;不守陈规,根据山水人性的条理对编纂体例进行大胆创新。戴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条分缕析,掌握了研究对象的不易之则,然后顺势而为,因而在多个领域做出了独特的建树。     

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

戴震对理学"理"、"欲"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其思想路径是将"理欲之辨"与对理学诠释传统的批判结合起来。戴震在"理欲之辨"中展开了对理学以"自私"为特征的诠释传统的反思,进而提出"无私"与"无蔽"的观念,对理解的历史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其"理"、"欲"统一思想的阐发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完成。     

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     

朱熹的天理人欲辨析

朱熹的天理人欲辨析杨达荣一、理欲之辨产生的背景（一）从义利之争到理欲之辨。义利之争，自先秦以来，就是道德伦理争论的焦点之一。程朱继承儒家的义利观，注重道德的社会效应。朱熹曾与陈亮在义利王霸问题上激烈争论过。陈亮从功利主义出发，提出利是义的基础。利义都...     

戴震的新人性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戴震是第一个从理性的立场为人性学说立论的哲学家。他把人的自然属性提升到人的本性高度,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并通过对宋明性理之学独到的批判中,显示出他的新人性论的内涵：如对＂理＂的新认识;理欲之辨的新见解;智愚观点等,从而将中国传统人性论提升到新的高度。在当时,他的人性论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     

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

由对人之感性的肯定走向对程朱之理、气二元论的质疑,把原本超然在上的"理"引向人的自然性方面,在现有秩序中安置人欲,在人性的自然中建构秩序,这是明清思想家基于新的社会现实踩出的一条思想之路,由此决定了明清思想的纵向理路和横向关涉面:在形而上理据的探索层面,由陈献章发端,沿着"理欲之辨"这一主线展开,最后在戴震那里实现了由内而外的范式转型;在社会现实的应答层面,可以概括为五个相互关联的重大问题,即君权的强化和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觉醒、象征性权力资本的维护、民本思想的新探索、华夷之辨的新内容、实学与虚学的纷争。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先秦儒家人禽之辨的道德哲学意义

人禽之辨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孔子首先从人伦的角度指出了人和禽兽的差别所在。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人禽之辨的意义,并通过它一方面建立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确立了人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在于人的社会组织性,当然他也是由此来论述人的道德建构的可能性。与儒家不同,道家从根本上取消人禽之辨,而墨家则认为,人禽的差异在于人能进行后天的努力。可见,人禽之辨在儒家的道德哲学中更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孔子人学思想探析

人性问题的探讨在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先秦儒家那里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先秦儒家关注的焦点。通过从“性相近,习相远”、以仁释人、义利之辨、理想人格等五个方面,分析孔子的人性思想,可以凸现出孔子思考人性问题的理论结晶。他对人性思考的原生态的智慧给当代人性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种思路,同时也为处于生存困境中的现代人提供了意义来源。     

宋代理学家胡宏的理欲论和圣人论

胡宏(公元1105～1161年),字仁仲,号五峰,福建省崇安人,为南宋初年著名理学家。胡宏的学术思想涉及到理学的各个方面,其中的理欲论和圣人论较有特色。本文拟对这一思想作一探讨。理欲论“理欲之辨”是理学家们热烈讨论的议题之一。胡宏理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就在于他对“理欲之辨”作出了不同于理学正统派的回答。这可以从“体”与“用”两个方面来考察。     

儒家人性根源浅论

人性问题,即人的本质问题,它探讨善恶的起源,广泛地涉及人兽之别,以及义与利、公与私,理 与欲、性与情的关系问题。我国古代的人性思想可谓丰富多彩,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人性思想。儒家不同学派的人性思想差异很大,但我们仍然能从中发现他们之间有一共同点：主要是从根源的角度而不是从人与人的实际社会关系的角度论人性。这种人性论虽然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抽象人性论,并且具有极大的主观臆测性,但是不乏合理的成分,对我们正确认识人性的本质及其起颇具有现实意义。 一、人性的人之根 人性的人之根,即认为人性根源于人的共性…     

戴震的理欲观探析

戴震以人性论为基础提出了他的理欲观,与程朱相比,他既看到理和欲的统一性,又看到理和欲的矛盾性,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理欲观和人性择善论的思想。这不仅在新安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近代思想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顾炎武人性论思想的建构逻辑及内核

顾炎武全面考察了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人性论的思想弊端,吸收了传统人性论思想和阳明后学中的一些积极观点,将人的物质性欲望纳入到礼制当中,赋予人欲以合理的位置,认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的“私意识”植根于人的本性,去“私”并不能成治,相反成治必须肯定人性之“私”.因此,他在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同时,也强调“行已有耻”,主张从客观实际出发,在社会生活中划出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戴震的“理”、“欲”思想析论

戴震认为,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造成了后世"以理杀人"的现象。为了对此进行批判,他重新诠解了"理"和"欲"这对概念。他指出,"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分理,而涉及人事行为的"天理"则是通过以情度情而来的定然之则。这种以情度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人都有相同的欲望,"欲"才是一切"理"的基础。这一思想突出了"理"的客观性,对人的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但是他把一切价值建立在"欲"的基础上的做法,使"理"失去了规范"欲"的作用,因此,并不能真正实现批判宋儒"天理人欲"之辨的效果。     

船山于朱熹李贽“理欲之辩”之辨正及其价值摭论

朱熹与李贽的理欲之争,可规约为内外之辨:朱熹以士大夫的视域,以理制欲,涵养身心,向内复礼去欲;李贽以百姓的立场,否认"理"的神圣性,批判了朱熹的道德严格主义,向外逐欲。船山在延续了朱熹存理去欲的传统,对李贽的理欲观有些许承继的基础上,以内外交养之道,自内及外辨正朱熹理欲对垒,亦由外而内辨正李贽理欲混同,集朱熹、李贽理欲观之大成。时至今日,船山之理欲观,于个体修身与社会治理,依旧有其时效性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