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共同体营造：基于新加坡会展协会的个案研究

行业协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脱钩管理后,部分行业协会生存困难,发展受限,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对行业协会的期冀不相符。通过梳理相关概念,建构行业协会分析框架,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新加坡会展协会进行研究发现,该协会通过空间营造、行动者营造、环境营造和行动营造增加行业内行动者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提升社会信任水平,求同存异减少恶性竞争,以促进行业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实现行业治理功能。我国行业协会可以通过打造边界明确的共同体空间、吸纳共同体行动者、开展营造行动以及从内外两方面增强行业协会共同体营造能力来实现其行业治理的功能。     

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如何认识、理解以及评价网格化治理,将影响到国家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从权力运行的向度建构"纵向权力—横向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苏南N镇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纵向权力强化的力度大大强于横向权力的扩展与参与,以致这种"权威依赖型治理"会带来社会空间挤压、技术凌驾于价值以及治理目标抵牾等风险,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化解网格化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加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构建

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部分构成。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推动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关系,解决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类缺失,把握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提;国家—企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包括激发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力量,避免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大风险,夯实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基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包括拓展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视角,实施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项运作以及程序化与责任落实。     

农村社区微治理研究基本问题论纲

农村社区微治理是一个崭新的研究命题.它立足村庄的视角研究农村社区治理问题,力图建构以"微治理"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为此,在对农村社区微治理概念界定的基础上,重点从知识资源、 框架、 内容三个方面探讨农村社区微治理研究范式的建构.最后提出了该研究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预期,并提出了农村社区微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宏观治理只有通过微治理才能落到实处、 造福民众的观点.     

论当代中国推进基层治理的基本路径

加强基层治理,维护基层和谐稳定,是当代中国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推进基层治理需着力在如下六个方面推进:建构基层党建区域化新格局,加强基层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建设,理顺乡镇(街道)与村(居)关系,推进基层治理架构创新,加强村(居)两委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和监管。     

城市社区治理的南山实践(专题讨论)

编者按:当前治国理政的政策方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对于如何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理论上的讨论已足够多,但对基层治理实践的经验研究却比较少。为此,201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组对深圳南山区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进行了调研,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是这     

论全球性与人类公共伦理

全球场域“双重结构”中的人类交往,凸显多元行为体的相互建构、共同演化以及共同走向“类的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进程。全球性是这一进程的产物,核心特征是重视人类本位以及人类交往的“非中心化”。开启人类公共伦理讨论,指向的是构建基于全球性的公共性伦理框架,维护全球场域的公共性和多元行为体的合作共存,发展彼此承认、承诺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集体行动策略。因全球性彰显的“类本质”,全球治理成为推动人类关系“再造”以及人类主体重构的“人类治理”,构建人类公共伦理并推动伦理内化则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以及人类关系重建的组成部分。     

印度城市社区的合作式治理机制及其问题

合作式治理是印度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本文从社区服务的视角分析了社区治理的组织结构以及运作机制,进一步讨论了合作式社区治理凸显出来的几大问题:政府责任稀释、社区隔离强化、合作内卷化以及合作网络构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期弥补社区研究中印度经验的缺失,并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社区治理提供部分经验支持.     

双重嵌入: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 ——基于重庆市N社区的实践

社区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是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在社区治理中,草根组织的有效参与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以及在社区层面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得以落地的关键.契合我国的制度情境和社会基础,本文构造了一种以"政治嵌入"和"邻里嵌入"为分析维度的嵌入性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重庆市N社区治理实践中草根组织参与治理的发展现状,刻画现阶段...     

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的本土理论建构

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如何建构一直是具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当前的看门人理论和刑事合规理论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基于本土实践发展出来的特种行业监管理论,对前述问题更具解释力。特大平台并不等同于特种行业,但二者在经营业务层面和治理模式层面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可通过“特殊服务”这一衔接点,将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与特种行业监管理论相连接,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特大平台犯罪治理责任的建构路径：特大平台从事“特殊服务”需获得特殊行政许可,而获得许可的前提是要满足相应的申请条件,犯罪治理责任便是从事“特殊服务”的条件之一。若特大平台未能满足犯罪治理责任的要求,可采用注销许可和其他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规制。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数字赋能机制——以技术赋能和制度赋能为分析框架

在数字时代,治理效能是以数字赋能为核心基础的。数字赋能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又是保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之需。浙江省德清县的代表性数字治理实践显示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主要在于从行政生态现实出发,把握“被执行的技术”的理论关键,注重技术与制度的有效融合,从而构建技术赋能与制度赋能的共轭驱动框架,有效地实现技术的嵌入性入场和制度的适应性护场,最终调和数字技术所隐藏的自在属性与行政体制的规制属性,从而稳定、高效地实现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数字赋能主要在于从技术和制度两重维度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起基层数字治理的生态体系,尤其注重适应性和在地性的塑造,推动行政体制与数字技术的内在统一和有机结合。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建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面临着突出的公共性困境,表现为公共性再生产不足、碎片化和离散化,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破解乡村公共性困境的根本良策。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合作和共识两个治理基本元素,也蕴含了形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过程蕴含着三重解释逻辑：利用双向嵌入型重构价值取向、依靠政治势能促成权力聚合、通过互动交往形塑治理关系。为优化乡村治理共同体,应当注重彰显公共精神的价值追求、完善党建引领的权力关系、优化效能导向的治理制度。     

日本公司治理与国际化冲突

在日本社会中存在着共同体理念，该理念促成了公司治理的内外部的环境。但是泡沫经济爆发后，日本公司治理模式最近有所改变。现在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是在日本传统文化的框架之内，向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模式方向发展，这也国际化趋势加强的必然结果。     

当代全球化进程与国家角色转变

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也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进程。国家尤其是大国所扮演的角色深刻影响了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也不断塑造着国家新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积极建构“自由市场”,推动了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巩固和强化了自身的世界领导地位。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西方世界涌起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风潮,美欧等国纷纷“夺回主权”,全球化受到严重阻遏。在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当下,国家角色的意义更加凸显。国家应积极构建治理型国家,推动全球化转型。构建治理型国家的基本路径包括：转变观念,树立共同体理念;促进多元参与,搭建公共政策网络;秉持正义价值,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建设责任政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基于111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枫桥经验”“最多跑一次”等在全国的推广,说明基层治理创新可能成为突破性治理变革之基础。学界针对基层政府创新的成因、发展与扩散进行了讨论,但对孕育创新的因素、条件的组合配置则缺乏关注。本文构建了一个由创新动力、环境和资源组成的分析框架,以B市H区平安建设创新评审活动的创新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对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内部驱动、外部驱动、区域发展水平、舆论支持、社会参与、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是影响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可组合成“动力主导—外部驱动”“环境资源—社会参与”“资源主导—智力资源”三种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     

德治建设与秩序塑造：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逻辑研究——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实践考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双重面向,因此,探索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多从制度、技术、文化等层面来探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农村社会中,道德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手段起着重要作用,为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基于S省T村的“道德银行”治理实践考察,结果发现：德治建设通过构建价值引领、规则嵌入和行为示范“三位一体”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了农村自治体系的精神秩序、制度秩序和行为秩序的塑造,激活了村民从价值引领实现社会价值遵从、规则嵌入实现社会规则（村规民约）适应、行为示范实现社会治理角色转变的跃升,推进了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更新。     

城市社区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的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末端基础。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执政党在社区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中实现有效领导与引领的基本方式。党群服务中心是落实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主要平台。新时代社区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造社区灵魂,注重顶层设计,同构党建与治理"命运共同体";必须创新党建引领的理念愿景、服务方式及民主协商形式,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履职能力;必须优化体制建构,加强组织意图渗透,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完善社区治理法治体系,形成社区多元依法治理工作合力;必须整合基层组织协同治理的资源基础,并贯穿于制度与智能的武装,打造铿锵有力的专业化基础治理队伍。     

挑战、机制与路径：组织调适视角的城市社区应急治理

面对不断涌现的各类突发性事件,城市现有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和风险应急治理机制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脆弱性,但是在实际应急治理过程中,社区共同体通过及时调整行动策略可以提高对显性及潜在危机的适应性,通过积极改善自身全周期应急网络关系的质量能够提高自治能效。依据“压力冲击—学习响应—功能成长”这一分析框架,通过揭示D市在疫情防控中社区组织调适的阶段表现、压力增长和反应特征,明确了社区共同体应急治理的基本机制及逻辑。借助组织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分析视角,从快速回应机制、协同管理机制、过程调适机制和评估反馈机制四个方面,提出社区应该提升回应效能,加强协同服务,强化调适动态,注重反馈原则,进而改进应急治理实施思路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以服务为本的社区社会工作

创新社会治理,基点在社区,核心在服务。以“善治”为目标,本文结合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际问题,运用社会工作的“柔性”服务,优化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明晰各个治理主体的地位,实现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需要,培育社区参与,重建居民的主体责任,依靠居民自身的力量开展社区治理;以专业的力量促进基层社会自助、互助与公助,努力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探索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