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测度的概念架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初探

数字贸易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也是各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领域。然而,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概念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直接影响着数字贸易市场拓展和规则制定,数字贸易测度也成为国际贸易统计领域具有挑战性课题。本文在回顾和梳理国际社会关于数字贸易概念和测度方法既有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贸易的“二元三环”概念架构,构建了测度数字贸易规模的指标体系,开发了以“实际数字交付比率”为关键的数字贸易测度法,并使用中国“两化融合”平台数据库的数据,对中国2018—2019 年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进行了试测度。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数字贸易测度研究以及有关部门建立数字贸易统计监测制度具有借鉴作用。     

中国数字贸易效率与数字贸易潜力测算

文章以与中国发生双边数字贸易的27个主要国家2000—2020年的数字贸易数据为考察对象,通过构建数字贸易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数字贸易效率及潜力进行了测算,并对影响数字贸易效率的因素展开了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与贸易国开展数字贸易的效率普遍较低,但数字贸易潜力巨大,且与日本、韩国、新加坡进行数字贸易的潜力最大;从行业来看,其他商业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最大,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次之,通信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最小;从影响因素来看,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文化差异对中国提升数字贸易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贸易国人口规模、地理距离会抑制中国开展数字贸易。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文章借助UNCTAD数据库2008—2019年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分析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测算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在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RCA指数和CA指数，并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重点分析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情况。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服务贸易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个别行业也落后于同为新兴国家的印度和巴西。中国需要不断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研发投入以及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的融合，以提升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比较优势。     

数字贸易的概念框架与统计测度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扩展了贸易的方式,衍生出了数字贸易,也对传统的贸易统计提出了挑战。原有的统计核算体系虽然在某些方面已经体现了数字化的特征,但是却无法反映数字贸易的全貌。测度数字贸易就要清晰界定其概念内涵,采用科学规范的测度方法以及可行适用的数据获取手段,OECD-WTO-IMF的《数字贸易测度手册》提供了很好的国际可比的做法。文章通过文献归纳,比较了国际国内对数字贸易内涵理解的异同点,阐述了测度数据的来源问题,重点总结了数字贸易测度的难点以及针对性的建议。     

中国大健康产业统计分类与产业规模再测算

由于产业间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健康产业的边界不断拓展,原有的健康产业统计分类已不能满足大健康产业的统计需要,官方统计也未测算出健康产业增加值,无法全面、及时反映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状况。因此,文章首先在健康产业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角度界定并拓展大健康产业的内涵及外延;其次,在《健康产业统计分类（2019）》的基础上,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引入“大健康总产品”概念,聚焦“全生命周期”和“全人群”两个着力点,从全产业链产品供给及全口径人群健康需求两个视角探讨大健康产业统计分类标准,补充和完善大健康产业统计分类;最后,依据现有的投入产出表、经济普查及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各行业的大健康分离系数,据此推算我国大健康产业及健康服务业增加值。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大健康产业增加值为10.27万亿元,其中健康服务业增加值为7.04万亿元,预测2020年、2030年健康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8.46万亿元、21.27万亿元,基本符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健康服务业发展规模的预期。     

基于财富和生产双重属性视角的我国数字资本测度研究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本文兼顾财富摸底和贡献衡量的双重需求,利用永续盘存法（PIM）新途径,系统测算1995—2021年我国数字资本的财富性资本存量总额、财富性资本存量净额、生产性资本存量和资本服务规模,继而分别刻画了数字资本财富积累的阶段性特征及其赋能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从财富积累特征看,财富性数字资本存量净额以21.12%的年均增速实现跨越式增长,表现出“加速–放缓–提速–阻滞”的四阶段变动特征。不同于其他类型数字资本的持续快速积累态势,融合数字软件资本积累更易受宏观经济形势的扰动。分行业看,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呈现出“三产>二产>一产”的逆向渗透格局,且显现出数实融合过程中“不均”“不深”的特征。从赋能经济增长贡献看,基于数字资本服务测算得到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呈现“升–降–升”的N型增长趋势,且数字软件资本逐步取代数字硬件资本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本文全方位地展示了数字资本“投资–消耗–积累–服务”的资本运动全过程,论证了将财富与生产双重属性置于同一资本测算框架的必要性,以及以资本服务测度资本投入的不可替代性。     

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检验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借助反事实分析法进一步探究政策效应的强度差异。研究发现：（1）随着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升,具体可通过贸易便利、技术创新和监管服务三条路径发挥作用。（2）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会受财政依赖程度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沿海型自贸试验区相比内陆型自贸试验区,其设立的“数字效应”更为明显。（3）未来应以广东、福建、河南、四川、浙江等为抓手,差异化打造数字自贸区建设标杆。同时,创新经验复制推广的样区可重点考虑贸易便利化方面、技术创新层面和监管服务领域。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测算与预测

本文以2021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为标准,使用2018年开展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构造数字经济测算框架,测算并预测了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本文研究结果为全面系统考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了解我国数字经济产业结构特征提供了数据基础,为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框架和科学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测算

文章使用SSBM-网络DEA模型,从创新链角度入手,测算了2014—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下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分阶段效率（知识研发效率与商业化效率）,并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现状与演变以及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2014—2018年,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总体呈现“U”型变化特征,且数字经济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高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但数字经济下区域创新效率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总体水平均较低,存在严重的效率损失。（2）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2014—2018年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呈优化趋势,省域集中度变差。（3）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数字经济提高了创新活动第一阶段（知识研发）的效率,数字经济并未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效率中的商业化效率。（4）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创新效率总体呈现“知识研发效率极高-商业化效率中等”“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极高”“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极低”“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中等”4种典型特征。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文章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2013—2020年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大，东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3）农村通邮率、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智慧养老产业规模将超4万亿

前不久举办的2019年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大会披露:近年来,我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规糢持续快速增长。据统计测算,2019年我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规模近3.2万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8%,预计到2020年产业规糢将突破4万亿元。     

今后5年将投巨资于七大产业

今后５年将投巨资于七大产业据国家有关部门测算，“九五”计划期间，我国国有部门的投资规模预计将达９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占同期全社会总投资１５万亿的６０％），其中约５．１万亿人民币投入七大重点产业。第一产业投资规模为２８００亿元人民币。能源工业投资将突破２...     

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

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产生系统性冲击。本文基于ADB-MRIO2022数据库，应用前沿的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2010—2021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一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区域化属性逐渐增强，其中美洲地区（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最为明显，美国正逐步分散贸易风险，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其主导的局域网络脆弱性，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过大，不利于以中国为主导的局域网络应对特定性冲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高技术制造业网络中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发展数字经济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占据“织网者”优势，扩大贸易影响力，但仅对处在网络中心与近中心的国家的接近中心性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封锁困境，必须提升增加值贸易流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主要出口对象国相对多元化。本文发现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揭示了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中...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采用熵值TOPSIS法测度2011—2019年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根据测算结果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推动劳动技能结构向高级化演进,即对高技能劳动力产生的需求效应大于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且劳动技能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随着劳动技能结构的升级,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超过43.1560%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具有“跨越式”提升。     

抽样调查—贸易信贷规模统计的新方案

随着我国加入WTO,对外经济依存度的不断提高,贸易信贷已成为影响我国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帐户平衡的主要项目之一,因此科学估计贸易信贷规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方案,即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测算贸易信贷规模,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实例讲解。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我国区际贸易成本的测算与分解

本文在Novy（2013）的基础之上，利用1997年、2002年与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首次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进行了中国区际贸易成本变动的测算与分解。结果显示：首先，不同于传统贸易流量的测度，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测度表明，1997-2007年的区际贸易成本不仅未有上升，反而大幅下降。其次，尽管当前的区际贸易成本有所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主要体现为以内陆地区和初级产品带动的低端化整合。最后，进一步地利用双边分解，本文发现低端化整合的迹象可能在于邻区偏少、产业同构度过高与政策缺失下，东部沿海更多利用国外需求进行替代所致。随着东部沿海的对外依赖程度提升，区际分工整合将会面临“初级产品分工整合加快→服务行业过度出口→遭受出口俘获→初级产品分工整合进一步加快”的恶性循环。因此，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扭转市场分割激励、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区际整合质量。     

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文章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加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增长效应也存在差异,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具有“U”型调节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MRIO模型的中美贸易内涵碳转移研究

采用MRIO模型,对1995—2011年中美两国20个行业的贸易内涵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总体及行业特征。研究得出: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出口内涵碳远大于其从美国进口的内涵碳规模,从而中国通过贸易承接了美国大量的内涵碳转移;另一方面,相对于两国的贸易规模,中国承接了更多的内涵碳转移,从而加剧了全球范围的"碳泄漏"。在此基础上,采用SDA方法将贸易内涵碳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得出:规模效应总体为正,且贡献率最高,表明中国日益增长的对美出口是推动两国贸易内涵碳转移不断扩大的最主要因素;结构效应总体为正,但影响很小;技术效应为负,证明中国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两国贸易内涵碳转移规模的扩张。     

网络视角下国家贸易依赖的统计测度——基于中美贸易依赖演变的分析

文章基于国际贸易网络视角，充分考虑贸易的“第三方效应”，构建国家贸易依赖新计算方法，并对中美1995—2018年的贸易依赖进行统计测度。结果表明：中美非对称性贸易相互依赖在2010年发生逆转，中国成为双边贸易中的优势方；其背后的原因是两国在全球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地位发生转变，中国的入度中心性已在2008年超越美国，成为新的网络中心；两国各技术类别产业的贸易相互依赖也已发生逆转，但中国中高技术产业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依然较高。     

建立和完善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建议

一、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现状 “服务贸易总协定”签署以来，国际服务贸易有了大发展，世界服务贸易统计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服务贸易的定义和范围的基础上，主要形成了两大体系：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国际收支统计（即ＢＯＰ统计）。按照ＢＯＰ统计的原则，国际服务贸易只是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服务性交易，即跨境贸易；二是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ＧＡＴＳ统计，既包括跨境交易，又包括境内交易。 ＢＯＰ统计是政府或专业机构收集的有关产业和具体部门的信息，反映一定时期内一国与外国或境外地区发生各种往来的流量和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