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的官吏贪赃

元代官吏贪赃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中央和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一批宰相卷入贪赃浪潮。蒙古贵族"撒花"俗和色目官僚亦官亦商、借聚敛而贪赃,又在官场上层影响风气,推波助澜。尽管元朝统治者也曾制订一整套惩贪政策:即详密的赃罪条例和监察、奉使监治。在元代官吏贪赃猖獗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它对俸薄、选举不精、官吏素质低下、徇私曲赦等,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背景性影响。     

身份犯与其相关概念比较研究

身份犯是一类犯罪,并非指一类犯罪人.在对传统身份犯的概念进行评析后提出,作为一类犯罪的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身份犯具有类罪特征、主体特征和法律特征三个基本特征.根据身份犯的概念和特征,将身份犯与职务犯罪、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军职罪进行了比较研究.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构成要件及适用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49条增设的新罪名,是身份犯,只有负有食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其犯罪主体。本罪从客观上看是负有食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而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在主观上只能出于过失;在适用上,其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渎职犯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现象。"徇私"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不要求行为人实施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行为。行为人受贿后渎职的,应按照受贿罪和食品监管渎职罪予以并罚。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汉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反映出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方面的内容,多为传世文献所失载。从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管理范围看,主要有人口、商业秩序和公共事务等几个方面。从调控的手段看,利用以户籍为核心的簿籍制度对人口和财产等的管理,使用爵作为一种激励机制,以及运用乡里和亲族连坐等法律条文是其主要方式。此外,对基层官吏的保护和整饬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     

论商鞅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思想

商鞅认为,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原有的监察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和法律漏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犯罪的问题。他强调“法”的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和平等性,提出重刑治理官吏犯罪,采取整饬官僚体制,建立新的检举、揭发机制,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强化官吏的办事效率等措施。经过商鞅的治理,秦国“百吏肃然”,但是,他的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     

唐代官刑论

中国自古以来的“鞭作官刑”的古训,一直是封建时代惩艾官吏失职违法的不易警言。自东汉诸帝杖罚郎官、九卿之后,出自皇帝特旨的鞭杖朝士的事例,在历朝均屡见不鲜。与之相伴而行的各官署官长杖罚僚属的事情,也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在有的时候更给以特别的提倡。但随着对官吏杖笞之事的制度化,尤其笞杖刑在刑种上被纳入五刑之后,这种官刑似乎被泯灭了治官的纯粹性质,既难以与对百姓施用的笞杖刑相区别,又难以与对官吏适用的徒流刑划一条明显的界限。因此,对作为古代治官,治吏的一种重要手段的官刑,仍有分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本文仅就唐代施用于官吏的笞杖刑,作些探讨。     

民主与法律何以落实（等7则）

1 民主与法制何以落实中国自改革开放以降,各级官吏的贪赂之风日炽,已令世人震惊扼腕。80年代末,有人倡新权威主义,有人倡民主法制,以期救官吏贪赂之弊。倡新权威主义者,究其旨意,欲强化中央权威与权力来整肃各级地方官吏的贪赂腐败行为。然以官治官,越治越烈。若像过去那样,发动民众来治官,则有行政瘫痪之忧,总成本之高,实非我们这个急于现代化的民族所能支付。倡民主法制者,究其本意,欲用类似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及新闻舆论来直接监督各级官吏。然民主制在印度已实行半个世纪,据云官吏之贪赂胜于目前的中国。究其原因,民主制…     

论《唐律疏议》对监临官犯罪的规定及启示

<唐律疏议>把官吏分为"监临官"、"主守官"和"一般官吏"三类,三者职责不同承担的处罚也不同.本文以"监临官"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唐律疏议>以"监临官"这一特殊身份为犯罪主体的规定,以期对现在的职务犯罪和官员问责制度有所借鉴.     

论唐代流放制度

流放制度是唐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唐代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齐涛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发表如题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唐代流放为五刑之一,居死刑下,徒刑上。唐代定为三等,依次为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称三流,三流均居役一年。贞观中,又改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居三流之上。三流与加役流多为有期流放,但也有一少部分为无期,称“长流”以上类型的流放,主要应用于对下列犯罪的惩处:第一,与触犯皇帝与王朝根本利益的犯罪有关连者。第二、思想言论方面的犯罪。第三、军事上的犯罪。第四、触犯封建礼教的犯罪。第五、妨害管理秩序罪。第六、官吏贪污罪。第     

军人违反职责罪若干问题探讨

军职罪在立法和司法上有许多不同于普通犯罪的特点。而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军职罪的规定，在犯罪主体、单位犯罪、刑罚体系、军事刑事政策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完备之处，实践当中也出现了许多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相冲突的情况，使军职罪主体的理论体系遇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论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在先秦文学之后,无论称为"秦汉文学",抑或称为"两汉文学",无一例外把李斯的《谏逐客疏》算作秦代文学。但从秦发祥地及其拓展形势以及秦地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秦统一中国前12年,后15年无文学。     

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教育制度论析

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现,为研究秦代教育提供了新材料,竹简的若干条目客观反映了秦代官员教育和基层民众教育的基本情况。通过分析简文,可知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下,无论是高级官吏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相当的知识水平,这有助于对秦代教育做重新的审视。     

先秦佚诗与先秦诗歌的发展

《诗经》、《楚辞》之外 ,见于各种文献的先秦歌、谣、诵、辞之类约 30 0余首。这些作品不仅弥补了中国早期诗歌中的空白 ,将诗歌史提前到五帝的阶段 ,还显示了中国早期诗歌从二言到四言、杂言 ,再到六言诵诗的发展过程 ,使我们认识到诗歌的发生阶段除诗歌舞结合的形式之外 ,还有总结生产、生活经验的谣谚、诵辞 ,这种口诵作品同歌的结合开拓了上古诗歌题材的范围 ,推动了诗歌体式的发展。《诗经·豳风·七月》就是谣谚同歌结合的产物。民歌、谣谚、祭辞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论少游体

古今所论少游体甚多,其中“寄慨身世”之说最为接近少游体的本质特征。少游体是柳永体和东坡体整合的结果,少游体纤弱的风格,是时代、个人遭际与词体演进三者合力所制约的。少游体“寄慨身世”的特点,使少游体成为东坡体之后的重要词体。     

论先秦秦汉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问题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进步是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从裴李岗文化时期到战国早期,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木农具,并无本质的变化。生产工具没有变化,土地所有制却不断变革,说明以生产工具为“指示器”的生产力不是土地所有制变革的动力。私有观念先于私有财产或私有制出现,而不是相反。氏族所有制、家族公社所有制和个体家庭所有制从来都是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对立统一。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深化,从而导致氏族所有制过渡到家族公社所有制,再到个体家庭所有制。     

秦代的告诉制度

秦代的告诉制度在种类上可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自告与告发,以及州告等。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确立了奖励告奸制度,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官吏周围的人告发官吏,官吏因此受到处罚的,告发之人可承袭原官吏的官爵、田禄。错误告诉的,根据错告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可把错告分为故意错告和过失错告;故意错告为“诬人”,应受刑罚处罚;过失错告为“告不审”,依法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秦史学与法家思想

在中国史学史上,秦史学(包括秦代以及统一之前的秦国史学)总体而言不够发达,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秦人在历史观方面则具有"时变世异"、"今胜于古"乃至"厚今薄古"等思想。秦史学基本状况及特点的形成与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主导性作用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秦始皇与隋文帝比较研究

秦始皇和隋文帝都曾建立过重新统一中国的伟大功勋,分别创造性地建立过以三公九卿制和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制,都曾为国家边疆的开拓与巩固立下汗马功劳,都曾为经济文化的统一与发展采取过国家标准化措施,都经历了极为相似的选择接班人的悲剧性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秦始皇在当代史学研究中所获评价很高,隋文帝则大为逊色。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只从政治角度去衡量一个人的功过得失。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任何政治领袖的功过得失,最终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秦始皇固然创建了全新政治制度,但并没有因此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因此,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隋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应当高于秦始皇。     

秦司法文书“当腾腾”用语释义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湖南龙山里耶秦简木牍司法文书中出现的"当腾腾"用语,学界以往的理解均未达诂.本文从秦法律制度、公文要素及文字训诂三方面考察,指出"当腾腾"应做"当传(zhuàn)传(chuán)"理解.它是秦过县长途公文传送中,公文发文方告知接收方文书传送方式的交代语,意思说文书由驿传传送;"当腾腾"所反映的公文驿传传送方式,在一定条件下,秦人又表述为"以次传"、"以县次传".     

秦汉逮捕制度考

速辅是司法过程中相关执行人员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往往是刑事审判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相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及相关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文献中记栽的大量刑事案件复原了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包括逮捕的方式与程序诸问题.秦汉时期,逮捕制度中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差别.逮捕不同的犯罪人员在原则、程序、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特权阶层、低级官员、普通民众、逃亡犯的逮捕程序与方式诸问题予以分析和阐述.